李怀宇：王赓武的天下华人心

作为一位华人学者，王赓武对话的学术世界并不局限于华人社会，而是全球学界。

（中国作家）

王赓武教授曾任香港大学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现居新加坡，如今年过80，依然常到研究室工作。我两度到王先生的研究室访问，深感他集中国儒者与英伦绅士的风度于一身。王赓武的学术论文多以英文写成，尤以研究海外华人史闻名学界，其翻译成中文的重要文章，已收入《天下华人》一书。

2008年，王赓武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二届余英时历史讲座的讲者。他的得意门生苏基朗有文介绍：“王教授进出中西史学的堂奥，强调‘言必有据’的严谨治史方法，却又洞察史学与时代的息息相关，抱持经世致用的务实胸怀，对他所处的时代，克尽西方所谓‘公共知识人’或儒家传统所谓‘士’的社会责任。”而王赓武教授曾对当代知识人的角色有言：“致知当达天下绳准，睿智可修无穷境界；为学可以经世济民，立命竟非徒然虚妄。”

王赓武诠释“华侨”一词起源，发现此词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才被广泛用来称呼所有海外华人。“华侨”一词通常被翻译成“Overseas Chinese”，但是严格说来，其意思是“中国旅居者”。这是因为“侨”（旅行、暂住）这个字特别是与“居”（住）这个字连起来就成为暂时居住的一个同义词，并与探索和旅游者有了关联。“我还没有发现在19世纪下半叶以前曾有人以‘侨居’二字来称呼那些海外华人。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侨居’或‘侨寓’倒是用来指那些在18世纪就已移居台湾的福建人和广东人。”

孙中山曾有名言：“华侨是革命之母”。在《中国革命与海外华人》一文中，王赓武写道：“孙中山在夏威夷、横滨、神户、旧金山及温哥华的最热情的支持者，为他提供了资金方面的支持。新加坡、槟城，怡保、吉隆坡、西贡及河内的华侨也同样如此。最值得称道的是无数回国为革命而战的华侨，他们中不少人甚至献出了生命。海外华侨与中国革命的这种联系变成了传奇。华侨在中国之外为革命的兴起做出了贡献这一事实，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如果不是也吸引了华侨的钱财，至少也牵动着他们的感情。对于这些远离故土、对家乡怀着既宽慰又内疚的复杂感情的人而言，这是他们最起码应该做的。”

据王赓武的估计：“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战败和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际，所有的华侨和大多数华人华裔都愿意被视作爱国者。这并不是说他们将回国效力。大多数人将继续生活在国外，并尽其所能地支持国内的家庭和同乡。”

王赓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华人对中国政治的态度，受制于他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新兴政权的政策。大多数海外华人所关心的主要是外国政府对中国的尊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他们作为一个族群的尊重，从而消除这些国家的多数民族对他们的歧视。他们不希望当地政府将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对立作为变相歧视他们的一种武器。在那些华人构成为少数民族的国家，尤其如此。例如，苏加诺执政时期的印尼倾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驻印尼使馆的官员保护那些希望得到帮助的华人。而菲律宾追随美国，承认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因此，如果愿意的话，菲律宾政府便可以惩戒那些被认为是同情北京政权的当地华人。上述例子说明了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印尼的大多数华人倾向于中国大陆，而菲律宾的大多数华人则支持台湾当局。”

以这个历史视角来观察今日南洋局势，尤有启发意义。

民族主义与爱国观念在历史上有过多方面作用。王赓武分析辛亥以后的民族国家，例举了几个重要的华侨，其中陈嘉庚是个很好的例子：“陈嘉庚教育背景差，知识有限，文化水平不高，却热心爱乡、爱省、爱国、爱民族。这个过程很明显，一步一步，且他每一步活跃时，也进一步地将其理念想法国家化。之后国家的领导人注意到他（不管是共产党或是国民党），邀请他参加各种爱国活动；他参加愈多就愈谈论如何爱国，他的爱国观念十分强烈。甚至到最后他还常常责难那些海外华人，认为他们想要国家强盛，却不是真正爱国，爱国只是口头上的而感到痛心，他称之为‘五分钟热的爱国’，只在于利用国家，就像在抵制日货的时候，华侨商人却照样贩购日货。这在新、马那边斗争特别厉害。他想要建立自己的工厂工业，可惜没有成功，不过他和胡文虎（1882—1954）等人提倡国货的行动是很活跃的；他们很早就谈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这都很有意思，在他的文章中也具理论的系统地提到为何国家要建立自己的工商业。”

本书有多篇演讲词，是王赓武为各个国际讲座的讲词，除阐述学术观点，他也回顾自己研究华侨史的经历：“我原来并没有打算研究海外华人。我的兴趣始终是在中国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是作为一个中国侨居者——华侨而开始生活的。假如条件许可，这种人最终是要回归中国的。我也不例外。我的父亲来到这个地区，曾在新加坡、吉隆坡和马六甲的高中教书，后来担任我的出生地泗水的第一所华人高中的校长……我很早就意识到许多与我共同成长的华侨家庭将在某一天回到中国，其他家庭则处在矛盾之中。”

1968年王赓武来到堪培拉，沉迷于各种书籍、传单、学报、杂志、报纸和各类文献，这些材料来自从1966年疯狂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后来，王赓武既能够研究中国，又能够研究海外华人社群。因此，他总是将中国对这些社群的看法与海外华人的自我认识的互动放在心上。这种互动引导着他的主要著述。由于王赓武在东南亚、澳大利亚、香港等重要的学术机构做过研究，在东西方的文化进行深入比较。作为一位华人学者，王赓武对话的学术世界并不局限于华人社会，而是全球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