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星虹：与父亲的书缘

当父亲那些年为我挑选的书，冬至前夕抵达家中，并跟母亲留下的歌书一道摆上书架时，我第一次感到释怀：书与歌，是我认识世界的窗口；父母，是为我开启窗口的人。

母亲在世时常说：“三个孩子中，你跟爸爸最有书缘。”

父亲去年8月辞世，走时91岁。冬至前的那个星期，两纸箱父亲的旧书，自穗城广州运抵狮城。望着千里迢迢奔我而来的这两箱子书，不由得想起母亲的这句话。

父亲章明生于1925年，祖籍江西南昌，1949年自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不过他没进入法律界，倒是一辈子从事文学创作。小时候眼中的父亲，不是伏在书桌写字，就是坐在书桌边那张藤椅上读书。在成长的日子里，母亲给了我音乐的启蒙，她亲手抄写的歌纸歌书一直陪伴着我。父亲则领着我一步步走入书的世界；书，也因此成了父亲与我之间的默契。

“走，我们到书店去看看”，是父亲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小时候他牵着我走，他晚年时我搀着他去。书店早不是同一家，从大街边新华书店门市部，到市里繁华地带的购书城，再到后街巷口的小书店。几十年过去了，父亲走路速度愈来愈慢，但进到书店看到好书时那发亮的眼睛，我看了多年，一直没变。

父亲最喜读历史和文学，书架上以这两类书为多，多是版本较早的成套集子。除了大量中国历史和文学的书籍，他的外国文学藏书也是颇有特色，光是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西方剧作家萧伯纳、易卜生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集，三套加起来也有数十本。

父亲有个习惯，购得新书，第一件事是在扉页写下购书人的名字，有时也写上购书地点和日期。在60年代中期的那场浩劫中，父亲那一辈读书人经历了“藏书一夜之间被清空，后又限时取回若干”的折腾。记得那次父亲带上我，匆匆赶往一个指定地点；一路上他紧紧拉着我的手，细细嘱咐说：“待会每一本书都要翻开封面看看，有爸爸写名字的书才可以带回家！”我记住了，买新书后记得写名字，那本书就不会找不到家了。

母亲在世时，常提起这件事，“书缘”两字就是那个时候说起的。

小时候，父亲从他的书架上选书给我读。

一天父亲见我翻看他书桌上的书，发现小人书如儿童画册、连环画已不能满足上小学的孩子，于是开始从书架上挑适合我读的“大人书”，记得当中有《十万个为什么》，一本插画很多的《一千零一夜》，还有高尔基选集中的《俄罗斯童话·意大利童话》。要我背诵的短小古诗词，他抄在一个普通笔记本上，成了一本自制小“书”。

升上初中，开始懂得自己向父亲“开书单”。

那个年代书分两种，一种是“能读的”，另一种是“不能读的”。能读的人人都读，父亲书架上也都有，《高玉宝》《欧阳海之歌》《苦菜花》《艳阳天》我一本没漏；不能读的书，他书架上也有，不过不在当眼的地方——说出书名，也不必去书架上找，父亲就会告知这书放在哪个书架、第几层。那个年纪的女孩，即便气氛不容浪漫，还是暗中喜欢找有浪漫成分的书来读，幸好家里藏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那个时代的孩子，尽管环境长久封闭，对异域文学也总向往莫名，书架上西方和苏俄小说《老人与海》《高老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教育诗》等，曾带我去到世界不同角落去见各种各样有趣的人。

没过多久，父亲引导我读《鲁迅全集》和《红楼梦》。记得那时读的鲁迅和红楼，版本古旧，后者还是线装。不过没多久父亲就买来新版，上面郑重地写上我的名字。红楼自此成了我的最爱，父亲买的三册一套版本，这么多年一直带在身边。认识鲁迅的路，反而曲折得多。经典一放入中学课文，味道就变了，读得很苦很涩。为了“中和”一下，我向父亲“点看”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后来发现这两个恋人通信里的浪漫成分其实并不多，还多少失望了一下。还好，到了大学开始爱上鲁迅作品，此后数十年间常与父亲闲聊鲁迅，前些年还为《伤逝》的小说写作技巧做了一篇注脚齐全的论文，发在新加坡的《亚洲文化》。父亲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嘴里不说，我知道他心里很乐。

母亲十多年前去世，晚年父亲腿脚不太利索，逛书店也渐渐少了，这时轮到我为父亲在网上“下订单”。每见有好书出版，第一时间向老父“报告”，他每次都百分百地感兴趣。于是我俩一边聊天，我一边上网，说话间把订书单下了，书两天后就可以送上门。我心里一直感到庆幸——网络购书，其实不在父亲几十年的购书经验中；可就在他年纪大跑不动书店的时候，网购的便利把他留在了好书的世界。

父亲是个经历了“旧制转新制”的读书人，是民国在大陆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他为人温文低调，不喜说大道理，但对读书藏书一直自己的执着和喜好，无形中让孩子看到，读书充实自己是一生的功课，而这功课是最令人愉悦不过的。

1990年代初父亲到了退休年纪，那段时期他任广东省作协理事，主管杂文这一块。时值香港《大公报》副刊开创文学版，父亲开始在《大公报·大公园》写杂文，一写又十多年。从父亲口中，我“认识”了该报副刊的责任编辑孙嘉萍女士。在父亲眼中，孙嘉萍编辑是一名不可多得的文化副刊编辑，学识既深，人且谦逊，为写作人营造了一个“跟着心走”的说话园地。正是在这个园地里，父亲发表了一系列杂文作品。父亲过世后，我在香港拜会了孙嘉萍编辑，向她转达父亲在世时对她及大公报副刊的感佩。身为华文报纸的副刊编辑，我同时也在“同行看门道”，心中感念父亲在冥冥中又引导我开始了一段美好“文缘”。

北京杂志编辑朱铁志，也是父亲眼中一名有抱负、肯担当的后辈编辑（可惜他过早离世，我无缘与他结识）。2014年，朱铁志为一众老杂文家筹划并出版了“自选杂文集”，父亲是其中之一。在选稿审稿的日子里，任职编辑的我，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父亲的文稿校对；也因为这次校对，我较为系统地看到父亲近二三十年来的所思所想，对他那辈人的了解又多了一点。

2016年，我自己的《韩素音在马来亚》一书付梓。第一次把自己的书带给父亲，心中的忐忑至今记得。还好父亲喜欢，对这个题材也饶有兴趣，读后竟跟我一样兴奋着迷。惟到此时他才告诉我，有个能跟他聊历史和文学的女儿，他非常开心。

就这样，懵懂孩子成了老父亲的校对，启蒙老师成了孩子的读者。书缘，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

日子就这么过着，一切都习以为常，直至有一天，见到有好书出版，想要立即告诉父亲时，才猛地醒觉电话那头已无人接听。父亲走后，从他留下的遗嘱看，他果真对自己的藏书放心不下，希望孩子们在挑选了各自喜爱的书后，能帮他把一生藏书捐给图书馆。于是在父亲走后的这四个月间，我与老伴庆辉两次回到广州，足不出户地整理父亲逾万册的藏书，将之分门别类。工程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不过这是我唯一可为父亲做的，我知道这也是他最希望我做的。

在整理书籍的过程中，我特意去找少年时读过的“大人书”。原以为自己早已把它们忘记，可待到要去找的时候，这些书的影像开始一个个浮现出来，书皮的颜色花纹，封面的款式图

像，甚至是平装还是精装硬壳，竟都八九不离十。难道这些早年 读物，这些年都一直藏在脑子记忆库的某一格里？

送走父亲，回程飞机上这么巧，遇上一直想看的贾樟柯电影《山河故人》，连续看了两遍。回新后，工作照做，生活如常，心里却苦着——影片里女主角说那句话，数月挥之不去： “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

山河，故人。山河依旧，故人安在？无论多么亲密的父母之缘，子女之情，最终都敌不过岁月别离的那一刻吧。

不过，当父亲那些年为我挑选的书，冬至前夕抵达家中，并跟母亲留下的歌书一道摆上书架时，我第一次感到释怀：书与歌，是我认识世界的窗口；父母，是为我开启窗口的人。他们只能陪我一段路，或长或短，迟早会要离开；但当人不在了，他们并没有离去，他们丰盈的生命山河仍在，陪伴着我，陪伴着我的家人和孩子。

年末，思绪总是流向最思念的人——父亲和母亲。又想起母亲的那句话：“你跟爸爸最有书缘。”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