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靖夫闯宝山 领略金庸三招

香港文化博物馆2017年3月成立常设“金庸展厅”，细说一代文人查良镛（笔名金庸）传奇。查良镛乃香港《明报》创办人，也是名满天下的武侠小说家， 《明报》特策划《金庸专辑》，隔周二刊出，缕述查先生之办报及其武侠小说种种。《联合早报》获《明报》授权隔日转载，以惠金庸的广大读者。

身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一向都不太想为其他近现代小说作家写长篇评论或分析。这大概源于一种个人的固执∶写小说的世界就是个武林，每个小说家彼此都是竞争者。即使文学是多元的，没有如武斗般分明的决战与胜负，但那竞争较量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因为大家都栖身于同一片战场上。尤其当大家都同属一个语文世界，而又写类近作品的话，这处境就更明显。

（明河社、梦马工作室、资料图片）

不管是多么崇敬的前辈；已逝或在生的；现役还是已封笔的……对于别人的作品和成就，无论如何赞叹，一个有骨气的小说家，在心底最深处，还是不会抹杀有天能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对方的可能；当别人交出优秀得令人无法躲避目光的作品时，小说家最好的回应不是评论，而是用自己的作品。这么说也许有人认为我很狂傲。但是这种秘藏的傲气，这种永不为自己设限的想法，我认为只是一个小说家最基本的要求。

然而金庸前辈是一个例外（敬称下略）。在我所身处的武侠小说世界里，金庸是一座无人能够逃避的大山。这三四十年里如果有人写武侠小说，然后说自己完全没有受到金庸的影响，那是十成的谎话；如果有人写武侠小说，然后说自己从来没有忧虑过怎样在金庸已经牢占的大片领土以外的空间里生存，那同样是百分百骗人。

事实上在20年前我刚出道那年头（也就是90年代中期），金庸小说受推崇的地步达到高峰，“看武侠小说只看金庸就够”成了不少人的泛论。结果当年我初出道时选择不去写纯正的武侠，而用了武侠的元素去写了好些其他类型小说，这是其中一个决定的原因。

此所以，写金庸，我没有上述那些顾虑。

“你最佩服金庸小说哪方面？”这是许多次接受访问时都会碰上的提问。而我的答案总是一致的∶说故事的能力。金庸说故事厉害的程度，是你随便拿起他哪本小说的哪一集，随便翻开哪一页，他就有本事吸引你看下去。而且是一直看下去。

每次我都这么答，但结果出来的访问稿很少会重视我这个答案，有的简短一提，有的略去不说。这我当然明白，“说故事的能力”从字面上看是多么平凡又陈套，多么的“外行”。

不过我可以跟你说，对于写小说的人，尤其写通俗类型小说的人来说，“说故事的能力”这六个字的分量，重得足以愿意拿灵魂去交换。

我深信，金庸这种说故事的能力是天分。当然任何人愿意的话，还是可以长篇大论地分析他怎样吸收中国传统章回小说、近代白话小说、西洋小说以至现代电影戏剧的叙事技巧。但是能够融合这些影响，而成为一套圆融的小说语言，在叙事与写对白时准确地拿捏轻重分寸，在文字情节之间产生一种顺畅无比的呼吸节奏，以致能够这般轻易令读者融入沉迷——这种独特的能力，某程度上无法复制。就像咖啡因和尼古丁可以令人上瘾，那是由自然决定的。

每一个能冒出头来的作家当然都各有天分。而金庸最大的天分就在极度厉害的说故事能力。这是他取得绝大成功的最重要条件——不是什么惊人的奇诡秘剑，而是排山倒海迎面击敌、“王道正宗”的降龙十八掌。我是这么看的。

天分没法学来，你只有去尝试，然后看看自己是否也有、有多少。但如果问金庸这长处对于我写作有什么启发的话，那就是∶创作不要只想靠什么取巧妙招，不要把希望都寄托在计策点子上。想有机会成就大作，就得走大路，正面向读者挑战。

金庸小说所构筑的武侠世界，某程度上好像成了近代武侠小说中的“定制”。他所写的少林武当峨眉华山派，又或者丐帮等组织，虽然并非其始创（有的真实存在，并且在民国时期武侠小说中早被描绘，好些设置和细节金庸都继承使用了），但这些门派帮会最深入民心的形象，仍然是金庸所写那一套，甚至已经被一些武侠迷视同金科玉律。

我写《武道狂之诗》是基于武侠传统，也用了同一堆门派，但设置却与“金庸版”大不相同，例如峨眉派就不是全女班，不用剑而擅用长枪（这是基于真实武术历史的设置）。为了突破武侠迷因为惯看金庸而建立的“定见”，我在小说里要特别花加倍的工夫和描写篇幅去“再教育”读者。

这常常是现在写武侠的同道面对的一大困难∶武侠小说里必定要建构武林系统，可是直接承袭金庸就显得没创见，彻底创作另一堆新门派又欠缺根基，难令武侠迷投入。我想我算是找对了一个方向∶门派是原来的，写的角度不一样。现在回想，金庸当年从民国武侠所写过的东西里，提炼出属于自己的武林系统，其实也是一样。

跟别的武侠作家比较，金庸的武侠世界有个偏向∶武林为主，江湖味较淡。可能是跟出身背景和兴趣有关吧，金庸似乎很少着力描述市井草莽的黑道江湖生态（这方面与古龙是两极），我想来想去最有黑道味的人物，可能要数到《飞狐外传》里得了两页胡家拳经刀谱成了横行剧盗的阎基。其他挂着匪盗身份的人物如田伯光等，实际只是独行的邪派高手，严格定义是武林人多于江湖人。

金庸写的帮会不少，如“天下第一大帮”丐帮的地位就非常吃重，但如果细心看，你又很难区分他笔下的帮会与门派，像丐帮有师徒授武制度，有自己传承的武功（降龙掌法与打狗棒法），以武艺决定帮主地位，怎么看都更像一个武林门派，多于像为功能而存在的帮会结社。金庸小说描写的教派亦情况相似，比较像武林势力多过宗教团体，《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好歹还有“焚我残躯”和波斯明教的情节，《笑傲江湖》的日月神教则连信什么神有什么教义都不甚了了。

可以断言说，金庸其实比较集中写武林。而金庸的武林又往往是政治的象征。武功绝学和兵器，是门派团体里的权柄；练武之目的带有功利，从解决个人和家族恩怨，获取权力到伸张国家民族利益不等。

我说金庸小说里的武功是为了“功利”存在，并非贬意，相反这其实是极为合乎通俗小说的安排∶私与公的结合，把力量用于超越个人的意义上，这样的设计总能令读者更容易投入和关心角色的命运。

这是金庸教给我的第二课∶即使是写如何孤傲绝世的高手，仍不能疏忽他与社会人间的关系；幻想的故事，还是不可脱离人性。读者不会满足于看着一群神仙跑来跑去。

相比起古龙常写东瀛白衣人和西门吹雪这类为武而生，以武求道的“剑神”型人物，金庸笔下的武功和武林因为有这“功利”性质，也就较少描写角色单纯地享受和沉迷武学（反而棋痴乐痴等倒是不缺）。

不过少也不代表完全没有，有两个令我印象较深刻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角色，一个是《笑傲江湖》的风清扬，另一个是《倚天》的张三丰。金庸写两人时，不约而同都通过向主角授艺的满足感，来表现他们对武学的沉醉∶风清扬得以把着重概念与自由发挥的“独孤九剑”，传授给心性洒脱的令狐冲，其乐无穷；张无忌迅速领悟“太极拳”意念重于招式的要诀，“忘记”才是真正地学会，也令张三丰大感欣慰。金庸以学武传承的过程，表达获得知音的欢愉，从而呈现两位名宿视武功如同艺术的态度。

风、张两个角色的共通点是年龄和辈分甚高，超然于武林制度以外，已然属于隐士（风清扬不必说，而张三丰也显然早已将武当派实际管理交给弟子“武当七侠”）。金庸笔下的武林若是政治角斗场，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结局则必然是脱离政争，退隐山林。也只有退隐之后，才有单纯地“享受”武艺的余裕。

这推崇“隐逸”的思想，在金庸愈后的作品就愈明显（或许是受写作当时政局的影响？），从杨过到令狐冲到韦小宝皆如是。经历千山万水后领悟得道，脱离凡俗的过程，常是传统中国通俗小说的背后主题，如鲁智深浙江坐化，孙悟空成“斗战胜佛”以至贾宝玉看破出家，命运路线都有类似方向。这样的安排和结局方式渗透着哲思，令读者感觉圆满功成之外，又充满余韵感叹，因此我认为金庸是有意识地跟随这传统思想和布局，但又变出完全属于自己的一套。

这是金庸为我上的第三课∶不必逃避已经说过许多次的故事和主题。每个故事主题，其实都有无限种述说的方法。

我跟很多写小说的人一样，年轻时不免会想，已有太多名家珠玉在前，余下的创作空间好像没有前辈们当年般多；到我走这条路愈久方才明白，前人留下足迹和传统，换个角度看，其实是座丰厚宝山，远多于拦路的大山。走不走得过去，看你找不找得对路。

至于问∶以后有没有人能写得过金庸？

那根本就是一个无聊的问题。

金庸与乔靖夫的武侠小说，显现两种非常不同的风格，无论在武林江湖的界定，人物角色的设置与插画造型，以及武艺武器的出场，都各异其趣。

乔靖夫，小说作家，曾习空手道及器械搏击。1969年生于香港，攻读翻译，先后涉足新闻、电脑游戏、编剧等工作，兼职流行曲填词人。1996年出版首部小说《幻国之刃》，开始写作一系列风格暴烈的“图像系”流行小说，包括动作幻想系列《吸血鬼猎人日志》、长篇暴力史诗《杀禅》。2008年推出长篇狼派武侠作品《武道狂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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