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道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说白先勇

2017年,白先勇80岁了。在每每的惦念里,我仿佛觉得他一直徜徉在青春中。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没几天,在广西桂林的白公馆,听到了一个婴儿的哭声,白崇禧将军的第八个孩子出生了,取名白先勇。

这孩子从出生体质就不好,六七岁的时候,别人都上学去了,他被诊断为肺结核。那时叫肺痨,就和现在的癌症一样,属于谈虎色变的绝症。当白崇禧看到X光片上的一个洞,脸色沉了下来,遂即叫“老八”彻底在家养病。这一病就是四年多,还是单住在山坡上一所房子里。一个晚上,白先勇站在山坡望见家里的灯火、人影,又听见不断的笑声,病前百般宠爱,病中独自面对,为世人遗弃的悲愤之情使他不禁大哭——这是童年带给他的心理影响,而童年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绝对的。所谓绝对,就是影响终生。他自幼形成的敏感、多思、内敛、悲悯、富于想象等气质,既构成了性格,也影响了文字。

从小熟悉文学叙事

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家里的厨子老央。每晚他都跑到厨房,要老央给自己“说书”。一老一小共守一个炭火盆,上面烤着红薯,搪瓷缸里热着一杯水,就开讲了,讲的第一个故事叫《薛仁贵征东》。别小看这个场景,白先勇从小就熟悉了文学叙事,这是极其重要的。

病愈后,好强的他拼命读书,不分昼夜,国英数理,滚瓜烂熟。我曾问他,你读书时期的特点是什么?他淡然一句:“过目不忘。”还珠楼主的50多本《蜀山剑侠录》,从头至尾,看过无数次。小学五年级则开始细读《红楼梦》。

抗战时期,白家几十口人往来于重庆、上海、南京。1948年,定居在香港。1952年移居台湾。1956年毕业于台湾有名的建国中学。说来可笑,那时他的理想是兴建三峡大坝工程,于是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成功大学水利工程系。一年后他发现自己真正志向是文科,打算转学,更换专业。征求父亲的意见,白崇禧说:“男孩子以理工为主,法商次之,文史属下乘。”那时他在水利系是第一名,这让白崇禧特别看重。还是母亲说了一句:“随他去吧,行行出状元嘛。”第二年,白先勇转学至台湾大学外文系,改学英国文学。

1958年(21岁),他在《文学杂志》发表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1960年(23岁),与同学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等共同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先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玉卿嫂》《寂寞的十七岁》《青春》《游园惊梦》。《台北人》的首篇《永远的尹雪艳》(1965),《纽约客》的首篇《谪仙记》,长篇小说《孽子》也都是发表在这个刊物上。

思乡和怀旧是写作基调

对白先勇影响最大的事情是1962年母亲的去世。“天崩地塌,栋毁梁摧”,出殡那天,入土一刻,他说:“我觉得埋葬的不是母亲,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黄庭坚在一首《虞美人》里写道:“平生个里愿怀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有丧母之痛的白先勇说:“不必十年,一年足矣!”经过死别,他还深深认识到人生大限,天命之不可强求,青春也不能永葆,大概只有化成艺术才能长存。怀着这样的感悟,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极大变化。1964年,他发表的《芝加哥之死》被公认是其转型之作,用夏志清先生的话来说,则是此文“在文体上表现的是两年中潜心修读西洋小说后的惊人进步”“象征方法的运用,和主题命意的扩大,表示白先勇已进入了成熟境界”。

白先勇写时代,写情感,写人物,笔下的故事色彩斑斓又耐人寻味。

他的作品特点是把传统融入现代,现实性和历史感二者兼备。先后生活在中国大陆、台湾、美国等几个不同的时代、各异的社会环境,给他的思想情感和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少年时代是在国民党政要家庭度过的,父辈显赫的身份、上层社会的气派是他童年的印象。在台湾,目睹国民党许多昔日同僚的没落以及无数大陆人离乡背井、流落孤岛、窘困挣扎,那无尽的思乡与怀旧伤感是他永恒的记忆,也是他的写作基调。到了美国,一方面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一方面对文化方面的某些堕落也深感厌恶。漂泊海外的无根的痛苦感觉,加深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热爱与执着——以上这些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复杂的思想情感构成了今天的白先勇,也贯穿了他的全部作品。

在北京小店吃桂林米粉

我和白先勇的交往,算来已有十几年。他举止谦恭,内心坚忍,这恰恰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包括一些成功人士。有一次他来北京看在北大校园演出的《牡丹亭》,散戏后已经很晚了。返回宾馆才发现一大堆人等着他——有粉丝,眼巴巴地盼着能与他合影;有记者,拿着录音机盼着能采访几分钟;有出版人,捧着一摞书要他在每一本书上签名;也有熟人如我,要和他唠几句“家常”,旮旯角儿还站着一个医生。原来白先勇身患感冒,正发着烧,他年过70,明天还要远行……碰到这种情况,要是我一定三下五除二,统统打发走,不管认识不认识的,有事来访还是无事登门的。他不!哑着嗓子、眼泪婆娑地应酬,一一满足了来者。我在一旁看着,非常感动。

我和白先勇都热爱家乡,但和他相比,我热爱程度远逊于他。首先人家一口正宗桂林话,我却一句家乡话都讲不来。他给我印象至深的是吃米粉,而我还不大喜欢徽菜。据他自己说,父亲打仗归来的头等大事,就是喊隔壁婶娘过来做米粉。白氏全家后来在南京、到上海,还常常请人到家里做桂林米粉吃,后来迁至台北就很少吃到了。只要白先勇来到大陆,必打听哪里有米粉店,且一定要吃桂林冒热米粉。一次他到北京讲学,黄昏时分接到电话,说要请吃饭。

我忙问:“在哪家宾馆?”

他说:“不是宾馆,是小店,就在北京人艺剧场旁边。店面很小,你要仔细找啊!”

真的不大好找,还是他带路。一进门,白先勇笑呵呵对女店主高声道:“我们要吃米粉!”我一抬头,瞧见正面墙壁悬挂着白先勇手书“桂林米粉”四个大字。显然,人家是常客!我们每人要了一大碗,他像在家里一样放松自在,还不忘叮嘱我要多放点辣椒。白先勇吃米粉也是一景,一双木筷左右搅动,上下翻飞,桌面、碗沿、嘴角干干净净,只有两颊红红的,那才叫本事。其实,他在桂林只生活了七年,12岁去了台湾,25岁去了美国。足见家乡的力量!他一刻也没有忘记。

现在只剩一个君子了

我和白先勇都热爱昆曲,但我没有他那样的痴迷赤诚,竟能“纠结”起台湾、香港、大陆的艺术家联手推出一个青春版《牡丹亭》。没人敢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他敢做!这个戏在海内外上演接近200场,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我知道这个被人们赞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桩盛事”的背后,他付出了多少精力心力。单是筹款一项,就要人性命!为此,他生了很多闷气,但一个字不露,脸上始终挂着笑,只说自己是个昆曲“义工”。所以我老对同事说:“现在只剩一个君子了,他就是白先勇。”通人情、好人缘的白先勇发现我对青春版《牡丹亭》缺乏热情,便极少在我面前提及这个戏的搬演情况,更不请我发表意见。对此,我心存感激,他可以创新,我可以顽固,谁也不去说服谁。

白先勇乃天纵之才,能把西方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文字表达方式之中。他所描述的新旧交替时代的各色人物,他所呈现的民国末期的各种生活场景,生动细致,充满人世沧桑感。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他写出的作品都非常成功。什么叫成功?那就是受看,好看,耐看。比如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也不知道再版了多少次。2012年春,我和白先勇一起去南京先锋书店参加《父亲与民国》一书的座谈会。会后是签名售书活动,持书者排成长队,那个长队排得才叫“见首不见尾”。从下午6点签到晚上9点多,书店负责人请他休息一下,他始终不肯,我在一旁饿得不行。其中,一个30多岁的女读者是打“飞的”专程从敦煌赶来。还有个读者,背了一个大麻袋。轮到他了,立即把麻袋打开,无比自豪地说:“白先生,我专门收藏你的书,不同版本的共有100多本!”听到这句话白先勇立刻起身,紧紧握住他的手……  态度安安详详,说话从从容容,做事精精干干。办杂志,写小说,当老师,拍电影,搞昆曲,现在又研究起《红楼梦》来。让我佩服的不是他的诸多成就,而是他按内心所求来生活的自在状态。

2017年,白先勇80岁了,我和几个台北朋友决定3月份要好好庆祝一下,痛快地热闹一场。这于我而言是件大事,心里老惦记着。在每每的惦念里,我仿佛觉得他一直徜徉在青春中。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作者为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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