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作家、学者
张松建正是我多年来盼望的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新一代学者，有能力重新阅读和批评思考的学者，他不只是提供读后感之类的所谓文学“批评”， 而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架构。
阅读张松建教授的《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 学六论》这本书，我的心情错综复杂。
理由其实很简单：1970年代，我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然后在爱荷华大学研究与教学一年后，很幸运地受到当时的新加坡驻美国大使孟德罗教授（Professor E.S. Monteiro）的延聘，加入建设一流大学的文化工程。他要我先返回华人创办的南洋大学（南大）的云南园，然后转入非常西化的新加坡大学的武吉知马校区（原是马来亚大学所在地），再进入由新大与南大合并而成的新加坡国立大学肯特岗校园。
带着新理论新方法
走进云南园
我常常提起初返南洋时的激动心情。在晚近出版的两本书：《王润华南洋文学选集》（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2016）与《越界跨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的前言中，我都写下了相关的回忆文字。重返南大的热带雨林，聆听蛙鸣一片，唤起我的南洋文学的创作与研究热情。想不到30年后，后来在肯特岗完成博士学位的张松建，当他进入云南园时，心情也是如此。除了我个人的文学创作，我坚持新的学术视野、方法与论述，要全天候进驻南大。后来，我也把它带进武吉知马与肯特岗校园的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去——
我回到南大，我要跨国界的，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来审视东南亚的文学。我从研究老舍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创作的小说《小坡的生日》开始，开启本土文学学术研究。书写南洋文学的文学，在那个时期，还普遍被认为没有学术研究的价值。无论本土长大的作家，还是中国作家在南洋。我研究郁达夫、鲁迅在新马与印尼，虽然我在美国就开始课题。我把新马文学纳入学术研究，以身作则，鼓励我的学生以西方与东方新方法研究本土文学，我指导林万菁的硕士论文写中国作家在新马，这本论文《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是促使学术本土化的开始，而这课题，随后引起很多学者重视与研究，大家争先恐后在这领域寻找新研究课题。
你看张松建也坚持大胆带着目前国际学术界新理论新方法走进云南园，开始提升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学术价值，他说：
“2002年1月，我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三年半内，我集中精力研究中国现代主义新诗，当然也接触到一些新马华文文学作品，不过，没有深度介入。从2010年开始，我开始研读这方面的作品，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
“2013年7月，我重返新加坡，开始任教于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新马华文文学牢牢地成为我的研究兴趣。在我讲授的五门课程当中，其中一门是‘新华文学’…… 这些年来，我获得了一些科研基金，发表过关于新马华文文学的若干篇论文。”
多年来盼望的新一代学者
张松建原是我亲自选拔、给予奖学金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博士生。他的研究方向像我一样，从中国现代文学扩张到东南亚华文文学。他初到新加坡的研究成果是《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我回返新加坡的第一本书是《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其中最早的两篇论文是《西洋文学对中国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的影响》与《从新潮的内涵看中国新诗革命的起源》。难道张松建也是被云南园的热带雨林中残存的橡胶树与蚊子激发了学术灵感？
张松建正是我多年来盼望的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新一代学者，有能力重新阅读和批评思考的学者，他不只是提供读后感之类的所谓文学“批评”，而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架构，而且他不是凭着一套意识形态教条去评论，只准许认识一种文学的存在。所以他说：
“这本小书研讨六位作家，包括新加坡的谢裕民、英培安、南子、希尼尔，马来西亚的鲁白野、吕育陶。涉及的文类有小说、新诗、散文、论著。我运用的理论概念来自后殖民研究、离散研究、文化研究、政治哲学、移民社会学、人文地理学，但是又结合了充分的历史化、脉络化和文本分析。每篇论文的切入角度固然不同，但是处理的论题都是新马‘后殖民时代’的文学作品。因此，作为后殖民现象的语言政治与国族想象，乃是贯穿全书的一个中心线索。”
反对任何一元论的批评
我的老师卢飞白教授，在《卢飞白诗文集》中对影响巨大的文艺心理学所代表的批评传统也有微言。他针对以美为文学作品最终价值，以美为衡量作品唯一标准的传统文学批评，提出质疑。他认为这一批评传统属于“一元论批评”（Monistic criticism），从它的批评程序来说，或可名之为“定性批评”（Qualitative criticism）。卢教授反对任何一元论的、定性的批评，尤其某种意识形态批评。即使是美学批评，也大有问题：
以美为最高轨范的单元的，定性的批评固然使批评家收集了不少美的样品，但它却阻挠批评家更进一步地认识作品的整体性、组织性；辨别各种类型的作品，与各类作品特有诸元的特殊结合法则；追究它们特殊的“力”的形态，与它们给读者的特殊的快乐。单元批评使批评停留在文学的边缘上。同时，这一批评传统更大大地约束了作家选择题材的范围，使他们局促于一个角落里和繁复丰富的人生经验渐渐脱节；限定了作家对文字的选择；使文字脱离了支配作品诸元结合的“力”而无法达成它应尽的责任。
他更大力批评只注重政治目的，或社会道德，或读者影响的批评，他认为完整的批评系统，必须建立多元的、可分析的、辨别类型的文学批评与研究：
“要建立一个丰富深厚的新的文学传统，我们似乎需要一种新的批评，一种多元的（pluralistic），分析的（Analytic），辨别类型的（Specific）文学批评。而这新批评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对：1.知识的可分析性，2.人生经验的丰富性，3.作品类型的多样性，4.构成各类型作品特殊情感形态的诸元的可分析性的认识上。”
双重身份带来新解读
张松建非常清楚他研究的是新马“后殖民时代”的文学作品，因此“作为后殖民现象的语言政治与国族想象，乃是贯穿全书的一个中心线索。”所以他适当巧妙地进入新马作家的文本之中，“运用的理论概念来自后殖民研究、离散研究、文化研究、政治哲学、移民社会学、人文地理学，但是又结合了充分的历史化、脉络化和文本分析。每篇论文的切入角度固然不同。”
张松建是21世纪新一代中国学者也是新移民学者，这双重身份对于新马文学研究，具有透视力，带来新解读。张松建研究新马作家，将其置于文化批评、移民社会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学与后殖民研究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譬如，在研究鲁白野的论文《族群与国族的变奏——鲁白野的文化—政治论述》中，他说：
“在马来亚独立（1957年8月31日）前后，鲁白野之历史叙述的视角开始由‘族群’（the ethnic）转向‘国族’（the national），由‘中国性’转向‘华人性’，强调落地生根、种族融合的必要，推动‘想象的共同体’转化为社会现实。这方面首先应讨论的是《马来亚》。此书完成于1958年10月，适逢马来亚独立一周年，作者重溯国史，走笔所至，充满爱国主义的地方感。”
探讨马华作家吕育陶的那篇论文《家园、离散与认同政治——吕育陶的地方书写》，张松建找到了准确的焦点：
“本文借鉴人文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之研究成果，融合关于记忆、离散与身份政治的文化批评理论，对马华作家吕育陶之现代诗中的‘地方感’进行研讨。吕氏的地方书写展示了一个饶富批判性想象的文学空间：其一，表现个人的家园记忆、自我认同以及马华族群的离散经验，批评全球化、现代性和发展主义如何削弱了当地居民的‘地方感’。其二，这类地方书写再现马华的历史记忆，以及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错位；诗人借以批判制度化的马来种族主义，最终表达马国华人对平等政治和尊严政治的憧憬。”
只有理论与方法，没有在地的经验与体验，无法洞察新马作家如新生代的吕育陶，或五六十年代的鲁白野，在文学或文化书写里的显性与隐性的华人文化属性。
重置语言和重置文本
张松建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是一个新的开始讯号，新理论新方法的实践。我们不但需要很专业的学术人来开拓与建立，而且需要具有深入后殖民土地与社会的在地经验的学者，才能把新马文学研究带到一个新境界。
这个领域的文学异常复杂，超乎人们的知识、理解和想象。目前，世界各国都有华人／华文作家，但作为华人的意义在不断快速改变中。华人的构成，由他生养的地区的文化生态与社会思想及其他原因所构成。新马华文文学，超越“华语语系”的简化理论、族群研究与宗教论述，也就是说，它虽然用华文写就，但是，这种华文文学的视野，并不限于华族，而是蔓延和覆盖了整个国族。例如，商晚筠小说集《痴女阿莲》中的许多小说，本土性比中国性更强，她的小说常常以非华族人物或是社群为主题。李永平早期成名作《拉子妇》也是如此。这些作家运用重构与变形的策略去进行创作时，这便是新马华文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与本土的开始。以英文文学为例，这个过程在《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中被称为“重置语言”与“重置文本”。前者指本土作家要重造一套适合自己的后殖民话语。语言本身是权力媒体，只有在使用和重塑来自中国的语言，达到能自由表达本土文化经验的时候，所谓“本土文学”，才于焉形成。“重置文本”是指作者能把中国文学中没有或不重视的边缘性、交杂性的经验与主题，跨越种族、文化、甚至地域的元素，写进文学作品当中去，没有被中国文学传统所束缚，反而创新不断，生生不息。所以，我阅读张松建的《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学六论》，心情复杂、兴奋，也彷徨。
（本版文章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