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猎人——重读半世纪前的《猎户》杂志

一群热爱文化出版的公教人，因缘际会于小坡奎因街的校园，猎捕文字，唱猎人之歌。踏出校门，意犹未尽，自行整合成更大的猎户。《猎户》一炮而红了，日子拉风……三年的冲刺，五味杂陈的心情不在话下。《猎户》停刊，一时间让人遐想无边……

1969年8月，高中会考进入一级备战状态，周末时姐姐从南洋大学带回来一本大型杂志，让我忍不住放下乏味的备考资料，一头栽进这本刚出炉的创刊杂志《猎户》——那是华校生在60年代高潮过后，掩卷之际的发光之作。《猎户》之所以吸睛，正方形大开本（25厘米 X 25厘米，厚1厘米），200余页，线条现代的封面与版面，就独步天下了。把它放在当时的众多杂志中，它现代感十足的外形是镇压了全场。

50个春秋走马灯一般晃过，当年少不更事的学子已成了听雨僧庐下的老朽，静夜重读《猎户》，它风采依然，年轻人留下的时代脉搏，仍在字里行间跳跃。半世纪来，一路上有不同的本土杂志出笼卖相，《猎户》于我，印记厚重而深刻，它是那年代的另一种青年躁动，有型的岁月放飞。我喜欢《猎户》，是从它的编后话开始的。创刊号末了的《编辑前与编辑后的几封信》，是随性而别具一格的编后话，投射了一群年轻知识分子不愿延续旧有格式的文化理想与真情，读着就很有参与感。信函洋洋洒洒三四版，按照时间排列了编辑群的来往信件十余封，用心阅读这组札记，《猎户》的诞生过程即时立体起来。1968年9月3号发自悉尼美术学院的信件如是说：“有一个计划，说出来你们别笑。我想，为什么我们不搞一本刊物？真的，我不是在开玩笑”；“搞一本刊物吧，我们太太太太缺乏一份朝气的有力的代表着青年们的心声的刊物，我们有责任种植仙人掌，别逃避呀，太多人逃避了”；“此时不为，更待何时？等我们的肚子都大了？等我们也坐在麻将桌上东南西北？等我们也把希望寄托给下一代？”《猎户》意念的浮现，就在这封信里，它从悉尼美术学院寄出，不必寻思，写信人就是曾德阶了。

《猎户》出版三期而终，它的文化生命短暂而美丽。我的认知，当年的《猎户》显然有一个很大的工作群组，但他们选择低调，没有公开透露尊姓大名。几十年来道听途说，只知道它是当年一群公教毕业生上大学时的得意作业。近日，在一次退休报人的餐聚里，我向任君先生打听《猎户》当年种种，他听后安排了何人雄与杨郁群两位老同学与我认识，我们在板球俱乐部聊了半个下午。

整理文化的历史小卷，就像是缝制一张小小的百衲被，得想方设法，把散落各角的人事追聚一块，再一针一布缝缝补补。从四人昼话和陈年的文字资料中，我拼凑了《猎户》的缘起，他们的那段日子真是个少年追风的过程——陈圣端、曾德阶与刘启光，是《猎户》最初的三头马车，他们都是1967年度公教的高中毕业生。在校时，他们是《学文》刊物的出版核心，离校后，圣端升学南大，德阶远走悉尼，启光就读新大，何人雄留学澳大利亚，林任君先修读新大理科，翌年因社会学感召而转学南大政行系，其他兄弟也都散落在国内外不同学府，各自生活，但燃点自公教的文化热情没有因距离而消散。雁儿各奔西东，它的构思、组稿、设计，都靠鱼雁往来完成，费时费资，但团队以此为乐，雁阵还是在文化的万里晴空出演，留下潇洒飞翔的姿态。从编后话中，我感觉到攻读设计的曾德阶是《猎户》面世的积极煽火者，这只文化灵猴，更是《猎户》版面设计的操盘者；圣端是组稿灵魂，内容的点子多半从他心口流出；启光看来是大总管，琐事之外，广告招徕，他主宰着《猎户》的生命线。

《猎户》的广告量十分可观。没有如此大数量的广告，肯定无法支撑它浪费纸张的大开本及版面开阔优先的排版概念。就这层意义，《猎户》是唯美的，更是现代的。《猎户》不单能招到许多全版广告，而且它与多数华文刊物有别之处，在于它弄来了许多英文广告。刘启光在第二期《那些信》中留话：“德：先谈重要的，猎户at least要有5-10% of English article……好的英文稿我们不需要去翻译成中文或拒绝它……因为广告公司的意见是许多洋行的广告不买纯粹中文的刊物版位”。杨郁群忆述，“没有启光，不可能招到那么多广告，《猎户》才没有陷入财务困境。”《猎户》五六千本的销量，厚重精美的印刷，在那年头绝对是一笔沉重的财务负担。

还是要说回曾德阶。当年阅读《学文》，我就觉得他的文字十分讨好，《猎户》时期更是。创刊号编后话署名“德”的信件，就是他性情的表达：“文艺创作要现代的，如果到今天我们还不能接受现代，就应该快快去挖个地洞躲起来遮丑”；“不要老古董，不要那种千篇一律的法蒂玛和阿财。要有一些很坚硬很够料的论述作品，几个很吸引人的专栏，还有特辑，一个很好谈的题目……名呢？什么名呢？这本刊物？快想吧快想吧”，这些片断呈现了他直率的性情及放飞的强烈意愿。《猎户》期期都有曾德阶以柯彬为笔名创作的散文，意识流式的表达，很俏皮。更精彩的还是他的版面设计，《猎户》的图片处理很专业，特写镜头具震撼力，原因之一是它舍得腾出空间给设计。

由于编辑群散落各方，在电脑与手机还没降世的年代，长途电话过于重本，写信沟通是最廉价的方式。第二期开始肩挑《猎户》总务大任的杨郁群说，当年的版面编排设计，文本画稿都通过邮寄传递，在新加坡与澳洲之间来回磨菇，耗时耗资，还得面对遗失的风险。刘启光对曾德阶说：你相信吗？这是给你的第63封信了。

《猎户》的内容，从骨架到肌肉，如果少了到位的点子，不是瘦骨嶙峋，就是痴肥臃肿。《猎户》的内容轻易让人感受到知识分子与社会脉搏的合拍。我与老公教闲聊，他们都认为圣端是难得的人才，思维敏捷，点子不断，高中时他是文科班的班长、《学文》与毕业特刊主编。在《猎户》同仁心目中，圣端作业能力超强，是个完美主义者。上了南大搞《猎户》，他挑起了构想与组稿大梁。三期《猎户》，一群有心人在上课与逃课的日子中交出了亮眼的出版作业。创刊号把杂志内容分为四大区块：《猎户特辑》《猎户论述》《猎户文艺》与《猎户专栏》，以后各期完全按照这个框架组稿。

《猎户特辑》就是该刊的每期主题，篇幅都多达50余页。它以座谈、调查、访问、文摘、专文、译文等多元全方位手段，孵化出一个与本土相关的大课题，大幅度提升了特辑的分量和可读性。这种做法，必须花费大量时间，拢聚人脉才能达成。

《猎户论述》，聚合了当年本地中英文学界的资深与青壮耕夫，撰写与本区域相关的专题，从英军撤退对新加坡的影响，三国同盟与日本南进，到南越僧人干政，亚洲工业化问题。它扶持本土之余，也在意于西方论述的引进，刊登英文稿，体现了《猎户》中英并蓄、成为高规格文化杂志的用心。这是一种新姿态，滴漏出华校人的胸怀与年轻人广纳现代多元观点的视野。

《猎户专栏》以特写和访问这两种主要形式推介生活的艺术。它认为“西方杂志有许多捕捉生活艺术的高明手法，东方难得见到……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艺术感的才子老是在拓古人的碑帖。结果在老祖宗厚而阴湿的影子下，东方的这一代老在苍白而陈腐”。上述表白，时人读来或是嚣张的宣示，离经叛道的语言沾染着硝烟。

《猎户》面世后，引起最大争议的栏目是《猎户文艺》，因为它赶上了当时“现代”与“写实”的文学争议。《猎户》显然拥护前卫，扛起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大旗，但舆论对《猎户》刊登的现代诗反弹强烈。《猎户》第2期编后话透露，创刊号面世后，左翼政党社会主义阵线对它有严厉批评；名报人李星可在《民报》发表《致猎户》陈述己见；已故本地作家钟祺也致函《猎户》，表达了“多刊登一些清新隽永，并能真实反映现实的文艺作品，也许比较发展一些只有极少人才读得懂的现代诗更为理想”的意见。杨郁群在第2期编后话《那些信》里回应：“我们要的是作者忠实于自己，忠实于读者的作品，用怎样的表现手法是不重要的，只要是好作品，哪一家哪一派都欢迎。”

华校还风光的五六十年代，华中与中正被视为左翼的温床；或许教会背景的关系，公教被贴上“右翼”标签。《猎户》出版后，引起种种反响，第2期编后话反映，“有一位相当关心我们的女同学说猎户是右派刊物”；香港的“左派《新晚报》”看了《猎户》创刊号里的读者调查报告，发现写《星星月亮太阳》、主编《当代文艺》的香港作家徐速在受欢迎的作家调查结果中名列第六，不以为然而为文批评。

1971年9月，《猎户》第三期面世，刊物的前六页是“五月是黑色的”专辑——这一年五月份，新加坡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报业事件”——《南洋商报》被指渲染华文沙文主义，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仝道章、主笔李星可等人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扣留。《猎户》针对这起事件组织了六篇文字：《黑色与理性》《联合国人权宣言（四条）》《新加坡宪法中的基本人权与自由条文》《马来西亚宪法有关基本人权与自由条文》《1966年修正法律危害治安令规定》。后五则是与人权、自由相关的资料，第一则《黑色与理性》是“猎户对新加坡五月报业危机的声明”，谨慎含蓄道出它“追求自由和民主永远是人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的信仰。

板球俱乐部聚谈之前，我听说《猎户》第三期有两个版本，版本一的目录有“黑色五月”却没有内文；版本二则目录与内文兼而有之。杨郁群解释，第三期印成，有编辑对“黑色五月”的内容表达忧心，编委商议之后决定把这几页去除，当时凡是由他经手发行的《猎户》，都有把这几页撕掉，但不知何故仍有部分“完整版”流入市场。我在国家图书馆翻阅的正是“完整版”。

一群热爱文化出版的公教人，因缘际会于小坡奎因街的校园，猎捕文字，唱猎人之歌。踏出校门，意犹未尽，他们自行整合成更大的猎户。《猎户》一炮而红了，日子拉风，山区里的气候跟着变化，细细咀嚼《猎户》的编后话，能闻到半点一丁作业过程中人际摩擦的焦味。三年的冲刺，五味杂陈的心情不在话下。《猎户》停刊，一时间让人遐想无边，除了“黑色五月”带来的揣测，第三期《猎户》没有了编后话，为何是“无言的结局”？而这群人就在这时间节点上大学毕业，骊歌高奏，席该散了，席不得不散。

《猎户》以1967年高中毕业班公教人为核心。他们在中学阶段出版《学文》，在当年的学生文学圈子里叫人另眼相看，版面设计与内容突出是主因。六七十年代，华文中学冒现了无数文学刊物，我赶上那个年代，最喜欢《学文》，它就是前卫。《学文》的诞生，在前头打仗的正是陈圣端、曾德阶、刘启光、林任君、何人雄诸人。再往前推，1960年公教小学5A班已经出版了《前锋儿童》杂志，里头便有了这几个熟悉的名字。1963年，公教中二班出版了四期名为《航》的杂志，这群人也置身其中。一群有设计与写作天分的苗子，在小学阶段就物以类聚，经历初中、高中一路延伸到大学时代，他们在文字丛林里打猎，遭荆棘刺伤，却乐此不疲，尤其到了《猎户》时代，文化理想绽放，虽昙花一现，却像鹿角一样挂在墙头，定格不移。

为了回想当年，我重新翻读《猎户》，在创刊号封面的大面积空白折页里，发现了三行不起眼的句子，道尽了《猎户》同仁在低气压环境里的郁闷与雄心：“猎户隽言……而树林里还是一样黑暗，山妖在树顶笑，金色的阳光透射不入。而他们是很渺小很穷困的猎户。天真的猎户。只是他们还年轻，还有一些傻劲的冲动和挣扎的勇气，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摸索出一条出林的路，谁知道呢？给他们弓吧，给他们箭，给他们一把犀利的斧，如果你也年轻……”这则《猎户》心声，言简意赅宣示了当下理想青年的宏愿。半世纪后，在舒适的环境里读着我们的时空，激情涣散，死水无澜，这是一个没有猎人的时代。

（文中小标系编者所加）

（作者为本地文教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