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正的师友记往

陈方正学兼文理，在科学与人文之间自如游走。他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所见所历的人事，不可等闲视之。在《用庐忆旧》中，陈方正有感怀忆旧，也有师友剪影，更写出数十年人生历程的景仰与追思。他自序：“在这五十年间，我很幸运，见证了中国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从一穷二白到经济腾飞的巨变，香港从老牌殖民地、转口港，脱胎换骨成为国际大都会的历程，更有机会交接、认识、亲炙象牙塔内外众多人物，他们不乏学究天人、名重当世的学者，也尽多奋发有为、叱咤风云的豪杰之士，更不乏宁静致远的谦谦君子，与和光同尘的市井隐逸。”他回顾了自己半个多世纪的治学心得，也描绘了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中心的学林感旧录。

就我的兴趣而言，爱看的是陈方正写的师友剪影，其中几位曾亲见其风采，读来更津津有味。陈方正写《玉山高并两峰寒——记余英时与杨振宁》，是一个“极险”的题目，因为据我所知，余、杨二公从来就没有交集。陈方正却别出心裁：“在当今华人学者之中，倘若要为文理两个领域各举出最有代表性人物，我想非英时兄和杨先生两位莫属。”在陈方正的回忆中，我第一次知道余英时先生的中年伤心事：“小组工作结束后，大家到尖沙咀某饭馆餐聚，趁酒酣耳热之际，开怀放言，以消胸中块垒，散席后英时兄感触不能自已，竟然坐在楼梯口失声痛哭起来，大家相对黯然。此后不久，他返回哈佛任教，于是又天各一方，动如参商。”而对于杨振宁的“晚节”，陈方正有一番议论：“杨先生是不世出的伟大物理学家，他为中国的科学发展与进步，为中美的邦交与和谐竭尽全力，做了大量贡献，那是不争的事实。按理说，国人都应该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然而，很不幸，在一般人乃至许多知识分子和学者之间，他却饱受揶揄攻击，非议、讥讽乃至訾骂之声不绝于耳。归根结底，这些都可以追溯到他回国之后享受特殊待遇，又喜欢就各种社会、教育、文化问题发表独特意见，对物议无所假借，对政府则多表支持和认同，因此令人侧目。”此文细节、立论皆可观，但两位主角的境界高下立判，反而不如陈方正写杨振宁与李政道之争有看头。

《人间孤愤最难平——我所知道的李杨之争》可谓是《用庐忆旧》中“好看”的重头文章，其中的细节可圈可点，很见杨振宁与李政道各自的性情。我佩服的是陈方正以物理学家的眼光，跳出二人世界，用牛顿与莱布尼兹大战的例子来作比附：“虽然李杨之争在规模与复杂性上远远不能够与那场大战相比，其旷日持久却不遑多让，甚或过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牛顿与莱布尼兹两人最初相识的时候是很友善，可谓惺惺相惜的；1684年莱布尼兹发表微积分学的奠基性论文，牛顿也没有任何被‘抢先’的不愉快反应。但此后十多年两人之间虽然能够保持相互尊重的态度，却由于各种非常复杂的原因，包括学说上的分歧，出版上的竞争，门人间的冲突和煽动等等，而出现了微妙和不断扩大的裂痕，直至25年之后（1710年）它终于无可压制地爆发为全面‘战争’。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到，无论牛顿和莱布尼兹当初关系如何，个人品格、意愿如何，至终的猛烈冲突似乎都不可避免，那可能是两个巨人相遇的必然后果。李杨之争是否亦可作如是观呢？”

陈方正见惯风云际会，常常会写出大人物风光背后的艰苦，这对“知人论世”大有裨益。《用庐忆旧》中《自来积毁骨能销——钱穆离开新亚之谜》更是一篇值得珍视的文章。其中有一个细节，20世纪70年代，余英时回新亚书院出任院长，有一趟请徐复观吃晚饭，由陈方正作陪。“席间谈笑欢畅，但不知怎的，徐先生话头一转，竟然讲起钱夫子和胡美琦女士当年谈恋爱的往事来，而且绘影绘声，有些话很不好听。英时兄措手不及，期期艾艾为老师辩解，场面顿然变得很尴尬。我试图打岔，也不得要领。那天晚上如何收场，已经无法记忆了。自此我才意识到，大家表面上对钱先生非常敬佩，尊重，却也有学者对他不满意的。”

陈方正曾将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与钱穆的自传《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作过一番比较，指出两书的风格南辕北辙，却能将传主迥然相异的精神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而《用庐忆旧》一书中，可见陈方正在科学与人文间上下求索，待人处世皆有“古风”，其性情也跃然纸上。

陈方正中学时代在《自由学人》杂志上初次读到英国史家屈范连（George M. Trevelyan）的自传，立即为其所娓娓讲述的治学环境及写作生涯所吸引，而特别感到印象深刻的，则是他所说：在此熟悉的土地上，前人和我们同样真实地生活过，“但是现在都没有了，一代随着一代全告消灭，如同鬼魂到了鸡啼时候，消灭得干干净净……这是人生中我们最熟悉、最确实的事实，但也是最富诗意的。”如今读陈方正的《用庐忆旧》，不妨作如是观。

（本文经过删节，小标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