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翁婿组合，与中国的夫妻档，对于毅然挑起巨著翻译的重任，其实也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各具本身的胸怀。前者是出于个人对文学天才（曹雪芹）的惊艳与热爱，后者则带有一种“爱国”精神——把中国古典名著推向全球，把北京建设为文化之都。
现年71岁、译作等身的英国著名汉学家暨翻译家闵福德（John Minford）前来开讲，题目是“重游大观园”。显然，闵教授心目中的传世作品，仍是上世纪80年代，继岳丈霍克斯（David Hawkes）之后完成的120回《石头记》（即《红楼梦》）英译。
笔者这回深感遗憾，报了名后却接获家中“乔迁”大任，无法前往听讲。不过，在《联合早报》上读到前同事张曦娜的电邮访问与现场报道；复又在电话中听《海峡时报》前同事张夏帏提纲挈领的讲座描画，填补了不少心中的匮缺。（张先生曾是《海峡》双语版编辑。）
与英译《红楼梦》结缘，刚好是30年前。1987年12月31日，我在《海峡》以中英文介绍了一年前出版，而在当时运抵新加坡书局发售的企鹅经典丛书——霍-闵合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
文中，我也曾提到闵教授这回所说的“另外还有一部精彩的《红楼梦》全译本”：即中国翻译家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Gladys Yang）在北京翻译，1980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
遥想当年我在《海峡》写报道的时候，霍克斯、杨宪益和戴乃迭这些英译大师，以及拙文曾经引述的翻译家、艺评家宋淇，在本地访问的国立大学客座教授周策纵，都仍健在。如今，这些把《红楼梦》进一步推介为世界文学经典的翘楚人物，皆已仙逝。我想眼下谈谈两部《红楼》英译与它的翻译家们，或许也能一尽“（退休）报人”的天职。
英国翁婿译家寄情山水
周策纵指出，在中国、英国分别翻译的两个红楼梦译本，各有擅长。他同意一些学者所说，《红》译本比较忠于原著，而《石》译本则以优美的英文见称。宋淇便对霍译的《好了歌》（“世人都说神仙好”）赞口不绝；对于咬牙嚼舌的拗口令，不同人物性格语气等翻译难题，霍译也都一一克服，更觉神乎其技。
事隔30年，照我看，英国的翁婿组合，与中国的夫妻档，对于毅然挑起巨著翻译的重任，其实也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各具本身的胸怀。前者是出于个人对文学天才（曹雪芹）的惊艳与热爱，后者则带有一种“爱国”精神——把中国古典名著推向全球，把北京建设为文化之都。
曾在牛津大学研读中文，并于1948至1951年间成为北京大学研究生的霍克斯，回国后担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在中国期间，他在良师挚友吴世昌的启迪下，开始动起全本英译《红楼梦》的念头。1970年，霍克斯抓住与企鹅出版社合作的机缘，辞去入息丰厚的大学教职，一头扎进英译巨著的浩瀚海洋中。
当第一册译作在1973年出版时，霍氏在序言中写道：“……这部中文小说给我的快乐，如果我真能将其中一部分传给读者，那我就不枉此生了。”画龙点睛地说出了翻译家“宁爱文学，不爱高薪”的气质。
然而，译笔生花的霍氏也有他的“固执”。他只佩服原著者曹雪芹的才华，译了前80回，后40回高鹗续作的部分则迟迟不愿动笔。结果是由乘龙快婿闵福德完成全书的翻译。
因为如此，1986年全套五册企鹅英译《石头记》的出版，是英语世界一项国际盛事。此时，我们也发现霍克斯已隐居英国村野，云深不知处。据闻霍氏于2009年7月31日辞世，享年86岁。
来新演说的闵福德，谦逊地说他只是追随岳丈大人的足迹而已。事实上，在英国曾立霍克斯门下，并在澳大利亚师从柳存仁完成博士学位的闵教授，此时选择在澳洲的广袤大地之间游学，也可说过上淡泊清雅的生活。
饱受劫难的杨氏夫妻档
人在中国的杨宪益与戴乃迭，诚然也是译界泰斗。但一来冷战期间南洋地方对红色中国所知不多，更由于从反右到文革的政治运动期间，像钱钟书、杨宪益这些早期留学英国，学贯中西的翻译家、文学家，都受到批斗，命运不详。即使改革开放，中国文化部一些“新左王”也依然没放过他们，继续冷嘲热讽。此间对他们的了解，也就更形隔阂了。
然而，或许是天有眼吧，现年97岁定居美国的学者翻译家巫宁坤，曾写过自传《一滴泪》（有英、中文版）和回忆文集《孤琴》，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8年9月出炉的《孤琴》里面有两篇文章，《敬悼翻译大师戴乃迭》与《红色中国文学翻译家的命运》，让我们对杨宪益夫妇和他们同辈的翻译家增添了近距离的理解。
巫宁坤年轻时曾赴美国攻读英文，1951年获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电聘，放弃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回国到各院校担任英美文学教授。1957年反右运动时，他被批为“极右分子”，撤除教职，送北大荒劳改，文革时也关进牛棚，直至1979年方得“平反”，1982年返回美国教学与定居。据他自己说，22年的批斗，九死一生。他的《一滴泪》与《孤琴》，是幸存者对时代的见证。
在巫宁坤回忆中，继傅雷、吴兴华、穆旦、钱稻孙等大师暴亡后，近年来，赵萝蕤、董乐山、萧乾、戴乃迭等大师也先后谢世。“（建国）50年来，多少钟情文学翻译的有志之士，不折不挠，前仆后继，用自己疮痍满目的生命和锦绣才华织成一件件彩色斑斓的艺术珍品。”
杨宪益在英国求学时便是“追求进步”的青年。英国少女戴乃迭不顾父母反对，与杨回中国成婚。杨宪益为了信仰，不断要求加入共产党，经历重重磨难后终于如愿以偿。不料入党三年之后，北京发生1989年天安门事件，杨氏夫妇公开谴责戒严部队的行为，杨又被开除出党了。
《孤琴》书中有张图片，显示巫宁坤夫妇1998年10月到杨宪益家最后一次做客。巫先生回忆，乃迭和宪益都好客善饮，乃迭喝威士忌，更是一杯接一杯，有时没等开饭就醉倒了。“可是，醉也好，醒也罢，她在谈话中从来没有提过他们在文革中的劫难，从来没提过她的丧子之痛，从来没有怨天尤人，顾影自怜。一杯在手，若无其事，面对如此坚强的女性，我怎能不肃然起敬！”
对了，这就是文学翻译家的胸襟。
顺笔一提，如果我是闵福德，我也只把《孙子兵法》的翻译当作一份日常工作，不会喜欢这本书。说到底，《孙子》讲的就是战国诸侯间的“兵不厌诈”，教人怎么阴险狡猾，谈不上任何仁义忠恕的人文陶冶，更不具备现代企业之道。这本书，对秦皇汉武毫无用处。新航前主席比莱（J Y Pillay）也说，他从来不读孙子兵法，但他懂得怎样经营一家立足国际的航空公司。
战争的艺术？英语世界里，大战时涌现了邱吉尔首相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他们的嘉言懿行，便足以成为运筹帷幄的寰宇典范。向英语世界兜售孙子兵法，就如给纽卡斯尔送煤——多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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