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孩子写的书 ——读王赓武教授新书“Home Is Not Here”

以开拓“海外华人研究”享誉学界的王教授，这回笔下以自己为例，描出近百年来海外华人在“家国认同”概念上走过的一条心路历程。

王赓武教授的新书“Home Is Not Here”（《吾家何处》）刚刚推出，中译版尚未面世，中文暂译名已有好几个，包括《此处非故里》《此非吾乡》《此处非吾家》等。从中英书名都可想见，身为海外华人研究奠基人的王教授，这回不说大历史，说的是小历史，而且小到生命轨迹中最早的19年岁月。

在这本书的开头，老教授先说“缘起”（“Why Tell”），原来数年前他开始动笔，在耄耋之年追忆童年往事，为的是让三个孩子记住父母那辈人走过的路。写好后这叠稿子久搁屉中，幸得国大出版社不懈“掘宝”，这部珍贵的回忆录方得以与读者见面。

也许写的是自己的童年往事，也许下笔时心里的读者是自家孩子，老教授在书里用的是闲话家常的口吻，从父亲王宓文（宓，音福）于1920年代后半期自江苏赴南洋教书说起，顺次道来不徐不疾，却是生动凝练，语颇隽永，字里行间一名“非典型”的南洋少年的形象渐冉凸显，其间一个“家”字最耐人寻味：

少年赓武出生于人称“Dutch land”（荷兰属地）的印度尼西亚泗水，在英属马来亚的怡保城长大，可自小就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跟着父母“回家”。

在华人聚居的怡保城，一道玩耍长大的同伴都读华校，只有他一人进入英校，白天在校读英文，晚饭后在父亲指点下研读儒家经典，读书之余为写得一手好字、仍坚持每日习字的父亲扶纸磨墨。

学校里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华巫印和欧亚裔同学玩在一起，打成一片，族裔肤色的遮阂渐渐褪淡……

惟一让他始终意识到与他人不同的，是父母口中常提到的“家”。父母始终不忘提醒，待到适当时机一家人就会“回家”。

可这“家”却总也回不去。因着中国的经济大萧条，因着日军入侵中国，王家三口的回家计划一拖再拖，直到战后才迎来回家的最好时机，17岁的赓武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怎料此时内战时局动荡，加之父亲受寒病重，内战中大学解散，一家人又先后重返马来亚怡保。直至两年后中国政权易手，一家人才不再提起“回家”的话题。

以开拓“海外华人研究”享誉学界的王教授，这回笔下以自己为例，描出近百年来海外华人在“家国认同”概念上走过的一条心路历程。

作为家中的独生子，少年赓武自小得到父母的全部关注，不过这些关注多半无声无息，没有太多约束，也没有过高期待，讲求言传身教的父母更注重孩子做个正直的人。

渐渐地，少年一天天长大，眼中开始不只有父母，也尝试着解读身处的这个缤纷世界。东西方文学，便是他解读世界的最早链接点之一。

王教授在过去的访问中曾提及，在酷爱中西方古典文学的父亲熏陶下，文学是他最早的爱好。自他四五岁左右起，父亲便开始教他读书，中文从《千字文》《三字经》到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西方文学则多是18世纪以前的经典作品。不过也因为如此，这名一直浸濡在古典文学世界里的少年，对现当代的中国和欧美文学可说一无所知。

日本人打到马来亚怡保时，少年赓武刚满11岁，无书可读的他终日在怡保镇里游荡。通晓英文的父亲被日军责令整理从民众家搜收来的图书，少年便每天去帮父亲理书，发现自己竟然发现一个“宝库”，书堆里大多是自己从未听说过的当代英美小说，自此他每天一有空闲就埋头读书，最多时每周可以读上两三本。

鲜为人知的是，两三年里的不间断阅读，让少年人兴起了自己也写一部小说的念头。日据末期，15岁的他开始用学会的新词汇，借用当时日本人允许放映的一部音乐剧桥段，尝试写一个马来亚爱情故事，每天写几页，几个月下来竟写了200多页。战后重返学校，少年人也把写作抛诸脑后，加上不久后一家人回返中国，这叠小说稿自此不知所终。

回返南京的1947年，17岁的少年赓武考上中央大学外文系。在那里，他又再一次大开眼界：外文系的同学，不仅古文底蕴深厚，也已透过翻译大量接触现当代西方文学、音乐与戏剧，这让在马来亚英校只学英国18世纪以前古典文学的他羡慕不已，也暗下决心急起直追。就这样在南京读大学的那一年多时间里，他不仅读了鲁迅、徐志摩、老舍和茅盾，也接触了马来亚看不到的19世纪以降的现当代欧美文学，读了不少德国浪漫主义和法国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

这个经历，自此打开了年轻人的文学视野，也重燃起其文学创作的欲望。进入马来亚大学的第一年，年轻人写了不少英文诗，并尝试在英文诗里融入本地特有的多族群文化元素，以文学的途径尝试着建构一个崭新“马来亚文化”的各种可能性。他的同学兼好友Beda Lim把这些诗收集成册，编印了一本名为《脉动》（Pulse）的小诗集，今天这本诗集已成为本地战后最早的英诗集。

这段着迷于中西方文学的岁月，正是这名年轻人尝试解读世界的最早链接点之一，也为他后来走入历史研究铺垫了道路，数十年的研究与书写，老教授深谙“史”与“文”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书里套书”，则是这本回忆录的另一个“吸睛”之处。

在这部为孩子而写的回忆录里，还套着另一本也是为孩子写的书，即丁俨女士为儿子赓武留下的回忆录。

王教授在“缘起”中这样记道：“母亲在1993年9月辞世，离开前她把一部写于1980年的手稿交给我，封面上题着《略述我五十年之回忆》。这部手抄的回忆录，以蝇头小楷写就，字迹工整娟秀。她告诉我说，这样做是因为她一生中有好多事情想跟我说，无奈每次见面都感时光飞逝，未能坐下慢慢述说过往，读着她的忆述，我心里极为难过。”王教授于是整理了母亲手稿中的相应部分，以“母亲对该时期之忆述”为题，附在书中的主要章节后面。

细读丁俨女士留给孩子的回忆录，我看到一名时时刻刻默默留意着孩子成长的母亲——无论孩子仍在身边，还是经已离家读书，她只管巨细无遗地记录下来。也许是担心儿子日后会忘记一些细节，她的手稿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汝（你）”来称呼，很明显她的读者就只有孩子一人。

说到儿子在南京读大学的日子，她写道：“汝在国内读书用功，对中文研读甚为努力，如继续数年可获益不浅”；当时中国国内物价飞涨，大学里学生轮流掌管伙食，她记得“汝年仅十七岁被选为主持人，其时适在春假外地学生来参观者须招待食宿，忽增人数近五百名，居然能应付。结束时未被贴壁报受攻击，足见年轻纯洁，肯吃苦，有办事能力，我喜而志之。”

从丁俨女士笔下记录的这些细节中，我也看到一名受过新式教育的时代女性，她笔下的生活记录横跨数十载时空，从一家三口从泗水到怡保的日子，到30年代末新马抗日筹赈的热潮，日据初期逃难的艰辛，再到战后国共内战阴云下不得已重返马来亚的经过，其间不见柴米油盐式的琐碎记账，而是记下了对周遭环境的观察，身边朋友的各类处境，更有对时局的看法和因应，在当年留下的时代女性回忆录中别具一格，其价值之重也不言而喻了。

在每个人成长的最早岁月里，眼中世界里大半是父母的身影。藉着追忆88年流水时光，王教授首先记下了与父母朝夕相处、耳濡目染的19年；借着少年赓武的眼睛，今天的我们也得以细看早期华裔知识分子的人生片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何尝不也是一本为父母写的书。

提起王教授的父亲王宓文，柔佛新山和新加坡的老一辈华人中无人不晓。1959年当柔佛新山的宽柔学校率先宣布成为全马第一家独立中学，已退休数年的王宓文临危受命，掌校得宜，带领独中度过了重重难关。新山人迄今对这位老校长感怀甚深，未敢忘怀。王教授在新书发布会上也提及，为宽柔中学掌舵的十载（1959-1969），实为王老先生自己最引以为傲的一段岁月。

不过，王宓文与华文教育的故事不只是这一段，他与马来亚华校的结缘要回溯到1920年代中期。出身清末士大夫世家的王宓文，是民国初年兼具东方儒家修养与西方新兴学识的典型中国文化人——他年少接受传统教育，中学始上新式学堂，大学里专修教育学和英语，这样的资历即便在当年同下南洋的老师中也是极少见的。1926年在民国政府“侨胞教育”政策感召下，大学毕业不久的王宓文应聘赴新马地区师资奇缺的华文中学教书，曾任教于马六甲培风中学、吉隆坡尊孔中学和新加坡华侨中学，马华教育家及推动人沈慕羽便是当年王宓文在培风中学教过的学生。

也许正是因为其大学里学教育的科班训练，在新马两地中学的教书经验，以及他的极佳中英文水平，王宓文与1931年受聘为马来亚霹雳州华校副视学官， 1955年退休时是全马华校总视学官。王教授记得：“父亲每天工作时间甚长，包括定期视察各地的学校，有些学校离怡保很远。我通常是在吃晚饭时见到父亲……”这20余载间王宓文在政府与华校之间所做的平衡，尤其是在战后不利条件下为华校发展所做的努力，仍能从历史资料、后人忆述碎片中窥得一斑。

一直觉得可惜的是，早年在新马地区生活过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留下的资料甚少，后人所做的研究亦显不足，以致这群文化人的故事随着岁月流逝而渐渐为人淡忘。今天王教授以家人、儿子的眼光回望父亲王宓文，细描父亲在马来亚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无疑为1920-30年代赴南洋教书的中国知识群体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

读毕掩卷，感慨中又想起书名里“Home”一字，此时发现自己不再追问“家”这个字的所谓何指，而更多地从老教授的生命书写里细察两代华裔知识分子生命交叉的数十年，其间岁月留下的精彩褶皱，文化传递的不同路径，家国认同的喜乐悲愁，都为这两代人的人生增加了厚度。

如果你仍想问，书名里的“Home”，指的是祖籍故里家乡，还是与亲人同在的家？扉页上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一段评论，不失为答案之一：“在这位中国研究、海外华人研究巨擘的笔下，历史在个人历验的细腻描述中活了起来。这种人生经历，非但没有给他带来无根的困惑，反而给了他一个徜徉世界的阔朗天地。”

（注：文中摘引丁俨女士《略述我五十年之回忆》，原文由王赓武教授提供。文中标点符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以方便读者阅读。）

（作者为本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