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化新青年及其南洋跫音

《佛化新青年》创刊号封面。→
上世纪20年代光明山普觉寺曾为中国佛化新青年会在星洲出版的刊物《觉华》编辑部。图为光明山普觉寺卫塞节“三步一拜”礼佛盛会。(档案照)
张宗载(右)、宁达蕴肖像。(上两图及《佛化新青年》创刊号封面来自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
1922年5月4日,北京平民大学新佛化青年团第一次纪念大会合影。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一个另类,“佛化新青年会”长久以来不曾进入现代中国文学与思想史研究的视野。本文讲述该会两位领袖张宗载和宁达蕴如何追随太虚法师,推动佛教现代化,并在向世界传播佛教的过程中南渡星洲,见证中国与南洋汉传佛教徒之间的密切联系。

1922年5月4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同时是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北京平民大学新佛化青年团第一次纪念大会在这一天召开,约60位“佛生”成员合影留念。数月后,这一帧合影刊登在他们创办的刊物《新佛化旬刊》第11期卷首。作为一份学生刊物,《新佛化旬刊》前10期都是单张小报;直到第11期,才变成逾50页的册子,小有模样。前10期小报今已不知所终,但成册的期刊保存了下来。近百年之后,影像早已斑驳,人物面目模糊。不过,他们至少留下了这样一个瞬间,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众声喧哗里留下了一把来自佛教徒的声音。很快这群“佛生”就发展壮大,在大江南北甚至海外觅到更多同道,并拥有了一个响亮的新名号:“佛化新青年”。

佛化新青年会及其刊物《佛化新青年》是近现代汉传佛教发展史上颇引人注目的一页。这一团体持续获得学界留意,最主要的原因是佛化新青年会与太虚法师——20世纪汉传佛教最富创新精神亦最具争议性的僧伽领袖——之间的密切关联。从“新佛化青年团”到“佛化新青年会”,这一日后将远播东瀛、台湾和南洋的新名号,便出自太虚之手。太虚是这群佛化新青年心目中的导师,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并无胜缘亲沐大师教泽。太虚的一系列推动佛教现代化的主张,透过佛化新青年会的两位核心人物,透过印刷媒介,散布到僧伽之外、神州之外的广阔的佛教社群(及其他宗教社群),在青年一代中激起热烈反响。披阅相关史料,我的目光一再停驻在这两个头角峥嵘的名字上:生于1896年的张宗载和生于1901年的宁达蕴。这里要说的正是他们的故事。

1926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张宗载在星洲光明山度过而立之年的生日。为此他一连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三十自序歌》,将其昔年轨迹与心路历程和盘托出:

长弓家儿名善雄。少年有志追祖风。

横渠哲学子房策。慈仁侠义夙所宗。

发誓不甘居牛后。宁为鸡口称人龙。

十载攻文数载律。廿余壮游大江东。

欲拯祖国沉沦苦。唇枪舌剑炼词锋。

更慕欧俄新政治。冒险遄征不有躬。

孰知误投狼虎口。呼冤二月困樊笼。

桃花三月随流水。栖迟上海若冥鸿。

转将热血成法乳。法施无畏振聩聋。

翻作佛化新运动。梵音大扣自由钟。

鸟鸣嘤嘤求胜友。佛国春声使命隆。

忽闻汉皋狮子吼。定弓慧矢获无穷。

出宏正法清尘世。金刚浩气贯长虹。

喜来灵华好诗偈。欢友杜子谈文雄。

倾心达蕴舞妙笔。得意明慈尤雍容。

晋江鹭门扬法帜。蓬莱台岛扇仁风。

惟慨慧日沉霾久。波旬魔外起似蜂。

更伤害马乱人群。鼠钻牛角蛇入筒。

末法时代佛流泪。谁做菩萨显神通。

我来香国尤哀痛。悲泪滴醒海棠红。

愿报四恩开觉路。不避谗言毁谤丛。

美人香草有遐心。清风明月悟真空。

磨而不磷涅不缁。精金炜烨玉玲珑。

张宗载生于蜀中嘉阳,古称海棠香国,意谓天下海棠惟此处有香气。因为父亲景慕宋儒张载(横渠),为他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张宗载自道素好文学,少年时遍读诗文,中学毕业后,进入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读法律。此时正值五四风潮,他组织学生救国团,出版刊物,奔走呼告于四川各府州县。出于对俄国革命的崇仰,他冒险赴俄留学,车行至满洲里,被捕下狱。在黑龙江被囚两个月后,他终于获释,并经由上海来到北京,进入平民大学研读文学与佛学。在这里,张宗载思想大变,“转将热血成法乳”。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宁达蕴,一位擅长文墨的川蜀同乡,未来数年将与他并肩奋斗的最重要的善友。1922年春,张宁联合北京各大学研究佛教的青年学子20余人,发起成立新佛化青年团,创办刊物《新佛化旬刊》,由此开启佛化新青年会运动的一段前史。

关于宁达蕴,我们所知甚少。在他发表于《新佛化旬刊》第12期即最后一期的一篇文章《我为什么要学佛》里,宁坦陈,十余岁时,他曾钦慕“英雄贤人”,然而随着年龄渐长,却陷入人生终极意义为何的闷葫芦。来自西洋的种种新思潮新主义,轮番激荡,无一足以解答他心中的困惑。他一度以爱国主义为人生唯一鹄的,却很快意识到疆界之见的虚矫与狭隘。这位视野宽阔、遍览时书的青年,最终在佛学里找到了同时满足“真实”、“究竟”和“圆满”这三项条件的学问,找到了“救济今世之一大好良药”。漂泊北京两年,宁达蕴的求学之路多有曲折(“想做学生,/只恨那/环境迫,/不容人!”),帝都的繁华在他眼中无非过眼云烟。他在一首诗中这样作别北京:

昔日怀抱之来京,

想作英雄大伟人,

今日所以之离京,

改变思想从此学佛乘,

问我为甚而出此?

想做真正精神一觉人。

张宁南下投奔太虚

1922年9月,宁达蕴写这首诗时,他和张宗载已经来到武昌佛学院,成为太虚法师的学生。同年创立的武昌佛学院是现代中国第一所冠名“佛学院”的教育机构,也是太虚推动佛教革新的里程碑之一。消息传来——“忽闻汉皋狮子吼”——张宁二人立即决定离开京城,南下投奔太虚。长久以来,北京被尊为新文化运动理所当然的中心,新思潮从“中心”到“地方”的扩散成为一系列研究的主题。张宁二人决然南下,促使我们思考新文化运动中“中心”的多元性及“中心”与“地方”的复杂互动。

张宁二人在武昌佛学院驻留不足一年。这是整装重发的一年。1923年,依太虚指点,“新佛化青年团”更名“佛化新青年会”,刊物随之更名《佛化新青年》。张宗载任总干事,宁达蕴任编辑主任。张宁二人日后与太虚通信,皆执弟子礼,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种新型的师徒关系,既承续亦有别于传统佛教师徒关系,同时既仿效亦有别于现代学校师生关系。作为精神导师的太虚在阅读了《佛化新青年》后致书两位青年,称刊物“颇能显出佛化和新青年两种之面目和精神”,勉励他们在“佛化”和“新青年”这两个方向上再接再厉,“希佛化新青年会早遍全国”。诚如斯言,佛化新青年会运动不断壮大,不到三年,发展会员三四千人。张宁二人奔走于武汉、闽南、上海、江浙、河北、山西、四川各地,募集会员,设立分会,更进一步将他们的理念散播到日本、台湾和南洋。

佛化新青年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个耐人寻味的另类——如此另类,以至于长久以来不曾进入现代中国文学与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从政治变革到思想文化,无论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还是晚清到五四的辩证往复,迄今为止的五四论述受制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世俗主义立场,近乎全然漠视宗教徒的参与和贡献。学院内外,人们心目中的五四往往是反宗教或无涉宗教的;倘若想到任何与宗教有关的面向,大抵是1922年举国上下沸沸扬扬的“非基督教运动”。有鉴于此,佛化新青年会的另类特质才凸显出来。《佛化新青年》创刊号上提出该会对于世界人类所负的“八大使命”,强调其宗旨和志愿“件件皆是实行的,不是空说的,是实在的,不是假设的,是诚恳的,不是欺骗的,是新鲜的,不是腐朽的,是真理的,不是迷信的”,呼应胡适在1917年提出的文学改良“八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西方文明(尤其进化论学说)的反思,到1920年代早期的东西文化论争与科玄之争,接踵而来的非基督教运动,这些都是《佛化新青年》关注的议题。张宁二人锋芒直露,痛砭汉传佛教现状,尤其僧侣普遍教育程度低下,惟赖丧仪敛财,其激进反传统姿态与典型五四青年毫无二致。然而,联结这群佛化新青年的共通信念却独步时代思潮。他们坚信,一个经过大刀阔斧革新的大乘佛教,将为整个现代世界的痼疾提供最终的解药。

让佛教走向世界

1923年夏,太虚在江西庐山举办“世界佛教联合会”。招牌宏大,然而来宾寥寥。太虚的这一创举遭到同时代日本佛教徒的鄙薄(谓其“只图虚名,无真实之团体”),以及日后美国历史学家尉迟酣(Holmes Welch)的讥弹(不仅因其有名无实,更因此举在尉迟酣眼里既不“中国”也不“佛教”)。我们单看同时代佛化新青年对太虚的寰球弘法大计的热切响应便可知道尉迟酣的偏差。在张宗载和宁达蕴看来,理当如此:佛法当然是普世的,全人类的,为此远景所有佛教徒均责无旁贷。显然,基督教传教士不远万里传布福音的活跃身影是一大刺激因素。更重要的是,对这群怀抱乌托邦梦想的佛化新青年而言,国别分野如人我之见一般虚妄,佛陀的智慧为缔造世界大同提供了最精粹也是最彻底的理论资源。在星洲佛教徒举行的欢迎会上,宁达蕴便慷慨放言,佛法破除一切差别,乃是“真正無虛之自由平等”。

让佛教走向世界,可说是张宗载和宁达蕴从太虚那里获得的最重要的启示。投桃报李,两位青年亦凭借其人脉和活力,为大师的跨国弘法积极献力。1924年4月,佛化新青年会邀请印度诗人泰戈尔在北京法源寺演讲,声名大噪。1925年11月,以太虚为首的汉传佛教徒一行25人赴东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张宁同列代表团成员。他俩受到日本青年佛教徒的盛情欢迎。一呼百应,日本佛化新青年会旋即在京都和东京创立,出版刊物《佛化》。随后二人赴台湾考察。1926年夏,张宗载在而立之年,同宁达蕴南渡新加坡,协助闽僧转道法师筹办星洲讲经会,为太虚大师的南洋弘法之行铺路。

张宁与太虚南洋之旅

“晋江鹭门扬法帜”:张宗载和宁达蕴的南洋之旅,要从他们与厦门南普陀寺的一段前缘说起。1924年初,张宁二人在厦门、漳州、泉州、惠安发表多场演讲,闽南佛化新青年会应运而生,创立刊物《佛音》。此次旅行让张宁二人与支持革新的闽僧中坚如会泉法师和性愿法师结下法谊。这一年,南普陀寺从子孙寺庙转变为十方丛林,首任住持会泉同时任“佛化新青年世界宣传队”的闽南队委员长。南普陀寺僧人自1913年开始将香火携至南洋,自此新马与鹭门祖庭之间往来密切。《佛音》在创刊次年就陷入人才与经费的双重危机,幸得星洲普陀寺转道法师、龙山寺瑞等法师协力扶持,每月赞助百元,这才在1926年正月恢复出版。重振旗鼓的首期《佛音》便是东亚佛教大会专号。

这期《佛音》刊登的一封星洲来函,除了交代筹款明细,还捎来了一位同道的近况。一年前皈依太虚成为佛弟子的黄谦六,南渡星洲之际,血症复发,几有性命之虞。他痛感死生无常,遂发心出家。信中说,黄现居普陀寺,身体好转,已定于当月望日剃度,拜转道上人为师。当黄谦六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佛化新青年会的刊物里,已改称瑞范法师。作为厦门佛化新青年会的骨干,黄谦六和同他一起皈依太虚的蒋剑一、苏慧纯,都为太虚的南洋弘法积极效力。

1926年9月2日,太虚抵达星洲,受到各界人士的盛情接待。《南洋商报》上留下了详细记载。太虚在中华总商会、福州会馆、晋江会馆、黄氏江夏堂等地开讲,其中以在新落成的维多利亚纪念堂所做的演讲规模最大,一连三日,近千人的礼堂几无虚席。驻锡期间,本地名流络绎访谒。陈嘉庚带太虚参观其橡胶园、工厂和商店。胡文虎邀请太虚在其凉屋小住,纵谈佛法与商业。新加坡佛学院纪赟副教授已有专文备述此节。纪兄的翔实研究让我印象尤深的一点是,太虚星洲讲经,多赖瑞范、蒋剑一等转译闽南语(另一些场合转译粤语),以便本地信众理解。有几场无人翻译,讲座效果大打折扣。细想来,海内外汉传佛教徒之间不仅远隔重洋,还有巴别塔需要跨越,沟通实属不易。

因不惯热带天气,太虚月底卧病。这促使他暂缓欧美之行,在10月11日启程回国。简言之,南洋之行是太虚前往欧美弘法的预演,此行的成功有赖闽南系僧团与佛化新青年会的协同努力。两年后,太虚终于踏上希冀多年的欧美之旅,船过星洲,短暂停留两日。此是后话。

世事难料。令人感慨的是,不久张宗载只能在铁窗下追怀其扶桑与南洋之旅。太虚返程后,星洲佛教徒资助张宗载访问台湾。随后在1926年底,张宗载因触怒湖南军阀唐生智的上师顾净缘,二度身陷囹圄。顾欲置之死地,但因“各方有力者函电交驰”,张宗载在漫漫牢狱之灾后幸免一劫。是时国民革命军相继攻占武昌、南京与上海,乱世迷局,废寺逐僧之事频频上演,武昌佛学院、上海法相大学、南京支那内学院皆陷入萎顿,佛化新青年会运动亦戛然而止。在长沙狱中,张宗载初衷不改,犯人多礼为师。他作诗明志:

十年讲学遍天涯。莲舌吹开尽觉花。

多少青年呼先觉。若干老朽骂妖邪。

救世声声啼杜宇。降魔处处斗龙蛇。

革命何惜成冤狱。实行方称佛学家。

这段时日,宁达蕴一直留在星岛,主编刊物《觉华》,推动组织南洋佛教联合会。《觉华》编辑部就设在光明山普觉寺。张宗载出事后,宁达蕴发现自己竟难得地空了下来。1927年3月,他游历槟城、曼谷和仰光,一路致书太虚述说见闻。在遍地佛塔的仰光,他见到久闻的川人万慧法师。万慧民国元年去国,居印度十二载,缅甸四载,精通梵英文,自道心性使然,惟志研究。长谈中,宁达蕴问其可有意回国弘法。万慧答,“有佛教之地则去”,无意回国。

1927年夏,宁达蕴北归,《觉华》亦随之停刊。丘菽园、瑞范、苏慧纯等纷纷赋诗送别。一位署名周见性的道友留下这样的诗句:

为法南来乘愿船。星洲觉岸发红莲。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作者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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