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时空定位 ——不同视角的解读

对五四的意义和定位,有多种解读,核心焦点应是中国文化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

对文明型的中国文化,解读五四的视角,除了近百年时段,还应以更大的时空架构审视。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有人说,在华人文化圈,五四仿佛是个说不尽话题。

这句话,显示了五四的重要性,以及解读的复杂性。

因此,关于五四的历史定位,百年来就有许多不同解读,论述也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基本上,五四的定位,可以有两个时空架构,一是观察百年来的有关讨论,二是把五四放到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大架构里,去审视五四的文化意义。

1.对五四定位的百年解读

众所周知,五四的特点,是具有双重性,一是学生与社会运动,涉及时事政治;一是新文化运动,涉及思想文化;两者在时间与意识上的重叠交织,增加了解读的多元性。

多年来,关于五四的文化定位和解读,在海峡两岸,因政治因素,有两大叙事史观:

1)国民党是文化保守主义阐释,对新文化运动,尤其左翼文学观,持否定态度;

2)共产党则是左翼政治文化观点,强调五四及新文化的革命性。

直到80年代以后,随形势变化,双方论述才各有调整。

海外的论述,主要在美国学界及其外延,以华裔学者为主,论述普遍受西方近代史观影响,主要探讨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碰撞的现代化问题,并以此角度,审视五四与中国。

有关论点,随西方史学研究重点的发展,有数次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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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居住中国的哈佛大学名教授费正清(J.King Fairbank)。(互联网)

1)战后初期,以“西方挑战—中国回应”的理论模式,解释近现代中国变迁,主要人物是哈佛学者费正清,如他所编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书。

依此观点,五四的性质,包括引入“德先生”和“赛先生”,都是面对西方挑战的中国,走向现代化时所做的回应。换言之,五四的发生和走向,是受西方的影响(挑战)的结果。

2)50年代,学界受西方现代化理论影响,把现代化视为西方化。

依此观点,五四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标志,也是衡量五四成败的标准。

70年代大谈“全盘西化”的李敖,就是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一个偏激例子。甚至文革后,80年代李泽厚等大陆知识界对现代西方的盲目崇拜,也是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这一迷思的延续。

3)六七十年代,西方左翼思潮及亚洲“四小龙”的出现,带来新的“比较现代化”理论,修正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观点,认为不同地区的现代化道路,都有其独特的方式,不是西方模式所能概括的。

例如亨廷顿就指出,亚洲等国家的现代化变迁,就不像西方那样以政治民主化为先导。相反,亚洲国家的现代化,往往得益于集权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和引导。

依此观点,五四的定位,要从中国本身的角度去视察,也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研究”。

4)70至80年代,从思想文化史角度,探讨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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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犹太裔学者舒衡哲侧重五四的思想文化意义。(互联网)

例如美籍犹太学者Vera Schwarcz(舒衡哲)的《中国的启蒙运动》一书,就将五四视为一场思想启蒙的运动。她认为作为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虽然五四并没有成功,但五四已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重要遗产,值得继续保存发扬。

在中国大陆,随改革开放的启动,1979年的五四运动60周年纪念,主要的阐释方向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政治性论述,向文化层面转移;从注重政治社会运动,转向侧重思想文化。

在新的论述中,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已不再只强调政治运动,而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的思想启蒙运动。东西方的五四研究,各自都开始深入探讨五四在文化思想层次的意义。

5)新世纪开始,西方的华裔学者,又转以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探究中国现代性的起源,而不仅集中在五四本身。

例如王德威就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认为文学革命的尝试,在清末就已出现。

又如2008年几位学者合编的文集《超越五四范式:探寻中国的现代性》,书名就已展露“将五四运动去中心化”的强烈色彩。

这些论述,并不把五四运动视作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分水岭;五四的定位,也未必是中国现代性的起源。换言之,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位置,已经被“去中心化”了。

2.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有关五四定位,无论如何解读,可以发现,始终都有一条贯穿其间的主线,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五四时期,无论学生运动或新文化运动,最鲜明的旗帜和口号是“反传统”。多年来,五四的定位,也往往和反传统画上等号。

例如被认为是五四研究经典之作、1960年周策纵巨著《五四运动史》的基本观点,就认为五四从根本上是反传统的。

但他晚年修正了他的这个观点。如1991年他在《五四运动与传统的关系》一文中就说:“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全反传统。”并说五四所反对的,其实是认为一切传统都是好的那种僵固保守的教条式“传统主义”。

事实上,在五四后期,一些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思想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消化吸收,已摆脱了初期的盲信盲从,开始把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进行一个客观的比较。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这个变化,促使早期新文化阵营的相当一部分人重新拾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也成为了“现代新儒家”的起源。

换言之,传统与五四,其实并非完全对立,须要排除的只是传统里不合时宜的部分而已。

人们也认识到,在中国的“传统”之中,就孕育着“现代”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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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在陕北窑洞里的毛泽东,提出中国传统里具有现代化因素的观点和论述。(互联网)

例如早在30年代,毛泽东就认为,即使没有西方的挑战,中国社会内部也会出现现代化的因素。

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就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换言之,中国等非西方地区要实现现代化,并不一定要遵循西方的模式。

21世纪开始的世界大事,就是中国的重新崛起,西方模式也陆续出现诸多问题,直接挑战了多年来“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也影响了历史解读的视角。

在如此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有了新的反思,寻求重新认识传统。

对五四的定位,也就有了新的视角。

3.从中国传统看五四

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视角看五四,其实是一个处理“传统如何现代化”的发展问题。

你这问题,须要从更大的时空框架里去理解,从中国文化史几次大转折的视角来解读。

1925年,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就把中国史分为三大阶段:“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

依此时空框架,加以补充,可对中国文化史的三次大调整(或“转型”),有一个比较整体的轮廓性认识。

一、中国的中国

(约上古时代-公元2世纪)

指早期中原商周时代的奴隶封建中国,经过春秋战国的战乱,秦汉统一,独尊儒家,奠定大一统的中国。

二、亚洲的中国

(公元2世纪-16世纪

中国与周围的印度文明及西域文化接触,佛教传入,儒释道三家融合,形成新的中国思想文化体系,进一步形成儒家文化圈,成为亚洲的中国。

三、世界的中国

(18世纪-21世纪)

近世以来,中国进入世界舞台,初期无法适应,失去文化优势,陷入百年动荡,到21世纪才开始重整旗鼓,成为世界的中国。

这三次文化大转型,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文化。

各次转型的主要特点,最简单的形容是:

第一次调整,是中原文化内部各族群自己的“大洗牌”;

第二次调整,是中原文化与周围文化首次局部混血;

第三次调整,是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再次全面大混血。

但三次调整的形势,各有不同:

首度转型,是自我的整合调整;二度转型,是主动吸收外来文化的新血;三度转型,是被动接受外来文化的换血。

前两度转型,中国文化处于强势地位;近代的转型,起步就处于弱势,挣扎再起,迄今尚未完成。

这就是有关五四运动的讨论,还在继续进行中的原因。

以这个中国文化大转型的大时空架构,重新审视五四的历史定位,就很清楚了。

简而言之,五四就是近代中国文化第三度大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上一个标志,就是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开始失去信心,五四运动则是力求重建自信,就是当时发出的“救亡”“爱国”的呼唤和响应!

这两个口号,仿佛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其实它们都深具中国文化内涵,体现的就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自强不息的精神,出自最古老并影响中国千年原生文化的《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传统!

这是五四的意义,也就是“五四的时空定位”。

4.五四对新加坡的意义

在新加坡,探讨五四的意义,可以简单以两句话概况,就是:

在文明型文化的古老中国,五四是一次文化重整。

在刚由多元文化新组成的新加坡,正在寻求建立自己的新文化;五四的文化混血经验,包括各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与价值,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作者是本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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