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摄影家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被公认为19世纪摄影领域的一座丰碑。
北京故宫博物院年轻的清史专家王志伟，不久前应新加坡国家文物研究中心之邀，来本地演讲故宫院藏历史照片。我特地跑去书店买了一部本地学者葛月赞20年前编著的《新加坡图片史》相赠。我说，最早为北京故宫拍摄照片的那批欧洲人，都是从海上取道新加坡登陆中国的。他们当中成就最大的一位，就是约翰·汤姆逊，《新加坡图片史》对此有零星记载。
我最早是从研究本地先驱摄影家叶畅芬入手，对新加坡摄影史开始产生兴趣。随后四处搜罗各方资料，发现本地留存下来的历史照片其实比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更加古老。然而，这一历史事实至今似乎并没引起本地摄影界特别关注，尤其对约翰·汤姆逊本人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汤姆逊出生于爱丁堡，天资聪颖，14岁那年开始在当地一家光学仪器厂做学徒，正赶上当年欧洲发明新的摄影术。他白天工作，晚上去著名的瓦特艺术学院（Watt Institution and School of Arts）学习，几年后获得该院“终身学位”。
一手掌握新兴的摄影术，一手持有瓦特艺术学院“终身学位”，按理说汤姆逊那时留在家乡发展商业摄影，完全可以如鱼得水。
大多数人的眼光还是不及这位苏格兰小伙子，没有他那样的勇气和魄力。1862年4月，25岁的汤姆逊离开自己的故乡，远渡重洋来到赤道边上的新加坡，投奔岛上百得里路（Battery Road）做海事光学仪器生意的哥哥威廉（William）门下。百得里路至今依然袭用旧名，沿莱佛士坊穿城而过，是现今的国际金融中心，当年是本地最繁华的“商业广场”。
在本地报章刊登“告白”
汤姆逊绝对是一个善于炒作自己的生意人。他拍照片，一不为附庸风雅，二不为怡情娱兴，三不为“打龙”获奖，说白了就是为钱，就是利用商业摄影来建构自己安生立命的事业。就这点来说，今天的我们多自愧不如。
1862年5月3日，汤姆逊还在来新加坡的航船上，就通过威廉在本地《海峡时报》刊登“告白”：摄影师J.汤姆逊先生将于6月抵达新加坡。
登陆新加坡后，他马不停蹄开办自己第一家照相馆，并在6月14日的《海峡时报》上堂而皇之刊发广告：
摄影师J.汤姆逊先生已乘船抵达，在雷斯克上尉处筹办照相馆，滨海路3号即是。16日周一开张，服务订单请送至百得利路3号，恭候光临。
他甚至还在1863年出版的Straits Calendar and Directory（《海峡日历与名录》）上广而告之：“汤姆逊兄弟。天文钟、光学及航海仪器制造。地址在百得利路3号及滨海路3号。”
年轻的汤姆逊高顶礼帽，燕尾长服，绅士手杖，洋派十足，先后在新加坡留居近六年，拍摄了许多珍贵的人像摄影和风光照片。其间，他也短暂去过暹罗（今泰国）和柬埔寨，为两国王室成员拍照，并成为史上第一个为吴哥窟拍照的摄影师。
当年《英国摄影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hotography）曾这样评价他的作品：“这些照片很美，有很高的内在价值，精致、柔和，风格冷峻，技术完美，即使是国内的摄影师都很难超越。”
汤姆逊能说会道，公关水平一流，善于宣传推销自己的作品。通过出版画册，或者在欧洲杂志上刊发配图文章，他不但很快在本地，也在欧洲打响了知名度，成为19世纪最负盛名的摄影家之一，也因此为自己的摄影作品建立了广阔的市场基础。
汤姆逊实在很好命，在他那个时代，甚至社会纪实摄影照片也具有丰厚的商业价值。
他坦白地说：“我很喜欢摄影。这个职业收入不错，还很有意义，能满足我在旅行和出版方面的双重需求。”
年轻的汤姆逊不乏版权意识和商业头脑。他总是不忘在自己拍摄的胶片上署上自己的名字，以免作品被人盗用，因而生前从未有过版权方面的纠纷。
汤姆逊在新加坡时期拍摄的照片原作，现今大多收藏在伦敦的维尔康姆学会（Wellcome Institute），东京富士美术馆也收藏了部分作品。《新加坡图片史》中多张汤姆逊拍摄的照片，就是从富士美术馆翻拍的。我国留存下来的历史照片当然数量众多，但由于时代久远，如今很多已难以辨识其作者了。不过我相信，其中肯定不乏当年汤姆逊留下的作品。
1868年，汤姆逊带了两名新加坡助手，一位叫阿洪（A Hong），一位叫阿康（A Kum），到香港开办照相馆，并在那里娶妻成家。不久，因当地照相馆行业竞争激烈，汤姆逊又带阿洪和阿康，携带全套照相器材，由广州进入中国大陆继续北上，一路走一路拍，甚至通过传教士马雅各（James Maxwell）引荐，踏上福尔摩沙岛（今台湾），成为第一位为台湾留下影像的摄影师。
汤姆逊前后在中国逗留近四年，在那里拍摄了大量社会纪实照片，后来带回伦敦出版了四大卷巨著《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轰动世界。在这套重17公斤的大部头著作中，汤姆逊向西方人呈现的不仅是新奇的异国风光，风景地貌、建筑风情之外，他也对当地的人文、社会观察入微，主题广及街头乞丐、贩夫走卒、达官贵人、平民生活、皇室仪典和社会问题等。汤姆逊因此一举成名天下知，成为19世纪最重要的纪实摄影家。
汤姆逊笔下的新加坡
接下来让我们回过头来，隔着150多年的时空，再来细细玩味当年汤姆逊笔下的新加坡吧。
汤姆逊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摄影家，一位训练有素的速写画家，一位成功的艺术商人，同时他也握有一支生花妙笔，是一位多产的旅游文学作家。他的文字作品生动俏皮，风趣幽默， 耐人回味。
我们先来看看他在记叙远东地区的《十年游记》（The Straits of Malacca，Indo-China and China，or Ten Years；Travels，Adventures and Residence Abroad）中，是如何描绘当年他所亲眼见到的新加坡：
沿着百利得路，来到满布马来舢舨和中国驳船的小港湾。从新建的铁桥跨越这个港湾后，便来到滨海路与散步道，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维护完善的欧式旅馆，从庭院的树丛中隐约探出一角。散步道沿着一块绿油油的美丽草地绕了一大圈，草地可以作为板球球场与游乐场，而大道本身也是一处时髦的休闲场所，每到晚凉之际，移民的妻子家人便会搭上马车，不停地在大道上来往穿梭，走上一两个小时。
他继续写道：
新加坡独特的美却是少有岛屿可以匹敌。几座矮丘使得景致更富变化，还有又宽又直的公路在山峦间的平野上向前延伸。走在这些公路上，常常可以见到路旁有绵延数英里的果树，或是常绿棕榈树所延伸出来的绿色隧道。从这些林荫大道上，还可以望见远处山坡或山顶上，外国侨民住家的红瓦屋顶。通往这些欧式住宅的道路又长又美，总能赢得陌生访客的赞赏。住宅的四周仍是同样浓密的绿荫，此外还有修剪得方方正正犹如石墙的野生天芥菜树篱，总之是一道结结实实却又开着金色、紫色花朵的绿叶壁垒。
在这些树篱里面，宽阔低垂的香蕉叶轻轻摇晃，为底下炽热
的小径扇凉，而头顶上，棕榈树梢间则有凉风习习。一座精致的花园、一片修剪整齐的草坪和一方草地槌球场，都是住宅周围常见的景致。
在汤姆逊笔下，当年的狮城新加坡简直成了殖民者在远东的美妙天堂。
据书中记载，当年居住在岛上的英国人有自己专属的俱乐部、保龄球场、壁球场和赛马场。野餐的机会极多，也常常在自家洋房里举办聚会，加上剧院的演出和市政厅的音乐会，生活多姿多彩，让人乐不思归。汤姆逊甚至还详细记叙了自己在岛上驯马和打猎的故事。另一方面，他对当时华人和华人组织的印象，却并不十分友善。（汤姆逊笔下对岛上的马来人和印度人，同样也多有讽刺挖苦。）
他在书中写道，当地那些华人买办个个生意精明，随时随地精打细算，值得信赖，但他们“永远是一副好逸恶劳和脑满肠肥的有钱人模样”。他说这些华人“非常不雅观”，许多人在街上“几乎是一丝不挂”，少数几个壮实一点的汉子，总喜欢展示自己肥嘟嘟的身子，坦胸露肚，自以为能引来羡慕的目光。
他指出：“华人一向热中于结党组会，而致使他们陷得太深。他们首先将内部结合起来，尽可能地彼此帮助，等到时机成熟，便垄断买卖、控制市场。当他们觉得组织的力量够强大时，便订立法规来约束并保护会员，同时与当地政府相抗衡，原本单纯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会，于是演变成半商业、半政治的组织。”
在汤姆逊眼里，这些南来的华人“抽烟片，信口齿黄，只要一逮到机会就会不老实、耍伎俩”。
以上这些对早年华人的记叙和描写，或许有一定真实可信的部分，但作者为博得欧美读者欢心，站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立场，更以白人至上的姿态，趾高气扬地指责甚而可以说污蔑我们的华族先辈，令人断难苟同。比如他在书中写道：“他们（华人移民）虽然引进了勤奋的习性和最低廉、最有效率的劳力，却也同时带来了粗暴的性情，令人难以接受的宗教，以及一些可能玷污全人类的重大恶习。”
卖照片，办影展
汤姆逊后来回到伦敦，被女王陛下授予金质奖章。他开讲座，卖照片，办影展，在当地杂志刊登图片和游记，又依仗其如日中天的声誉，在白金汉宫旁的梅菲尔（Mayfair）上流社会居住区开办照相馆，取得“皇家御用认证”，更因此自诩“女王陛下的摄影师”。
晚年时期的汤姆逊手头尚存1000多张底片，后因办公室搬迁，无力继续保存，便提议以每张10先令的价格出售300张给一位叫维尔康姆（H. Wellcome）的富商，余下700张则以每张5先令计。此事前后拖了近两年，双方你来我往写了好多信函洽商，甚至到后来全都底片都已送入对方存放好几个月，交易一直悬而未决。
1921年9月30日，83岁的汤姆逊在伦敦街头乘坐有轨电车，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
一个月后，汤姆逊的儿子纽兰德才从维尔康姆手中得到了一张20英镑的支票。
（作者是本地摄影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