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的书、写的书、译的书,在困顿中给了我诗与远方,在磨难中给了我勇气与庄严,在屈辱中给了我光荣与梦想。
我一向认为,大学至少应该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深挖井”,做高深学问,两耳不闻窗外事;另一部分人“广开渠”,在“象牙塔”和社会之间开凿渠道,促进大学的文化幅射力。如果说前者是一所大学的深度和精度,那么后者就是其广度和温度。相对说来,前者是大学的宠儿,项目、课题、奖状、聘书,鲜花朵朵,掌声阵阵,头衔多多,银两滚滚;后者呢,往往不受待见。无他,盖因无法量化,无法写进表格,无法做成PPT。
那么我算是哪一部分呢?“井”当然也挖,不挖提不上教授。而若提不上教授,别说在学校,即使在家里也混不下去。不过总的说来,更多时候我属于后者。给报刊写“豆腐块”文章,翻译村上春树,开博客发微博,还到处摇唇鼓舌……说轻佻些,不务正业;说郑重些,乃以“语言介入”这一形式构筑学术与大众之间的桥梁,诉求社会良知,呼唤文化乡愁,引导审美走向。若问我受不受待见,老实讲,有时受待见,有时不受待见。不受待见的例子就免了。而作为受待见的最新一例,当推“林少华书房”——设在学校图书馆里的“林少华书房”,日前举行了揭牌仪式。仪式上,校党委书记致辞,上海译文出版社代表致辞,我本人致辞。幸甚至哉,容我显摆一下自己的致辞。因为首先举行的王蒙文学馆揭牌仪式,所以致辞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