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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获得的正能量往往需要从反方向写起,反能量越大正能量越突出,只有战胜巨大的坏才会产生巨大的好。


2019年8月,当韩国电影《寄生上流》(又译《寄生虫》)获得第72届戛纳(本地译“康城”)电影节金棕榈奖时,我一阵暗惊。当时电影还没有在中国上映,仅凭几百字的故事介绍,我担心这个电影或许与我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雷同。


《篡改的命》出版于2015年8月,花去我思考与写作的时间约24个月,根据其改编的电影剧本已经完成了第四稿,由我和陈建斌导演共同创作。在讨论剧本的初期,我跟陈导说这个小说构思时曾想取名“寄生”或“寄生草”,因为主人公汪长尺把自己的孩子定点投放到富裕家庭,自己甘愿做“影子父亲”,本质上就是“寄生”。陈导对这一比喻兴奋,嘱我一定要把养母方知之的英语教授身份改为生物学教授,并专门写了一场她在课堂上讲“寄生草”和“寄生蟹”的戏。我们每年一见,以完全放松的创作文艺片的心态来磨合,却不料一部名为《寄生上流》的电影在韩国诞生了,其内容是:“下流社会的一家四口如何打入上流社会家庭……”我在网上努力寻找电影资源,没有种子,版权保护得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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