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菲念兹在兹其写作之所关切，就是处理好家庭中“爱”与“伦理”的纠缠以享受天伦之乐。
每次见面我都叫罗伊菲，称呼郭振羽教授为郭老师。郭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学者，以师辈尊称是由衷的，我和罗伊菲多年来则以文会友。我觉得这样称呼好，老师是老师，文友是文友。我与二位时常遇见就聊两句，到滨海艺术中心看演出，或者看电影节，听讲座什么的时候。二位对我的不合规矩的称谓也不以为轻慢。
罗伊菲将创作于90年代的五篇小说结集交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要我写序。作序于我实不敢冒失。不如写篇读后心得，有感则鸣，我所乐为。文稿送来，名：《他乡女子》。他乡女子是其中一个中篇，其余四篇分别是：《惘情记》《春梦无痕》《母难日》和《父与子》。各篇几可以用一个字归纳：爱。含男女之爱、夫妻之爱、母女／父子之爱、祖孙之爱，家庭之爱——当它落实于现实总令人目眩。换一个角度看，亦可用一个关键词来表达小说之母题：伦理。好的伦理关系体现于外，含有真实、动人的爱。爱是柔性，从情感层面去流露、去领会其意义，伦理是刚性，从道德层面去理解、去肯定其价值，二者相融相搭，可以是很个人的，却也必然是很家庭的、很社会的。在这一层面，群与己的关系往往不是绝对分割的，而是相对、相辅的。
什么时候回到个体享受“我”的情感世界？什么时候投入家庭的、社会的人际网络中去过日子？真的不容易拿捏，不容易有共识。常常是：剪不断理还乱，矛盾十分棘手。
因为它牵涉到情和欲。
这里有文化背景的差异，比如隔代的距离，时空的变迁，性别的偏见，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有人性的弱点。
这里有制度文明对人的制约，必须设法调适；有无不逞其能的物质引诱，必须自我警戒；有科技网络天天向茫茫人海撒网，必须在网眼与网眼之间进取，同时逃逸。
上述种种把“生存”纳入一个轨道上，互相追逐。而人是聪明的，最后“生存”经过人性的粉饰、扭曲、掠夺、解说、辩护……变得丑陋不堪，或者圆满收场。
情与欲牵扯到的“爱”与“伦理”越来越复杂，半夜更深时候拿出来问自己：我面对的考验将置我于何地？如何面对才不至于把一天当作一次的旅游消费？才能从“爱”与“伦理”之中得到此生的满足。我想，罗伊菲念兹在兹其写作之所关切，就是处理好家庭中“爱”与“伦理”的纠缠以享受天伦之乐。然而，到了后现代，日子忽然破碎了，成了间断式。时间不再绵延，意义不再可能延续。“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个，已经成为愚人之叹。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这个，是哲学家的白日梦呓——无常？So what？现而今，谁在乎天长地久？
然而，对于“爱”的肯定是必需有的信念。倘若没有了信念，有一天，就发现，自己真的成为天网恢恢里一条跳蹦蹦的鱼。
拿小说文本与现实文本来互文解读，其实有助于读者把握到一个道理：因为文化观念、成长环境、年龄……的差异而无法处理好现实对自己的“逼近”而“虎视”他人，结果人与人之间变成一个战场。爱，变成争夺的东西；仇恨是武器，一直推陈出新。有没有战利品？有。不过，想获得战利品，端看当事者接受不接受一个简单的信念。
端看一个事实：肯不肯由我开始。不跟潮流，不看周边诧异的目光。由我开始：对善的坚持，对真的爱护，对美的执着。由我开始：对现代文明存在之“弊”及其“所蔽”懂得越多，越懂得去爱护传统的那些好。
对婚姻和家庭的思考
《他乡女子》的叙事者不禁感慨：“当我们女性有了独立思想，独立的经济能力后，婚姻和家庭都势必得改观了。”女主角郑恂恂补充说：“但也还是有一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本书第86页）是的。战争既无可避免，收场却不看输赢，而是看谁更有智慧。“我”说的是郑恂恂的故事。郑恂恂自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留学美国，是一个思想开放、自信、性格坚强的现代女性。“我”曾经是她的学生，以“我”写“她”，叙事视角保持了观照的距离——这篇小说希望带出的一颗星点，正是：自我的反思。郑恂恂不断地解剖自己的情感。她和黄士诚结束八年的婚姻，儿子的监护权变成双方争夺的东西。婆婆加入战场，并设计陷阱。小说采倒叙、补叙兼插叙的手法，情节的曲折彰显欲望的变形——甚至逼得8岁儿子必须站上法庭做残酷的选择：要父亲，还是要母亲？史丹·未尔顿的出现是对人性的救赎。他以亲身的经历告诫郑恂恂，逼儿子选择会造成对儿子终身的伤害。郑恂恂终于悬崖勒马。她更进一步作出牺牲：没有飞温哥华与未尔顿结婚。她选择留下来，每个月与儿子见面两次。母性的力量克服了自己好强的欲望，包容了夫家对儿子的爱——虽然对丈夫的保守与懦弱，婆婆的偏执与庸俗，她有所不齿。郑恂恂觉得，母爱不能转变成罪恶。她与未尔顿依然相敬相爱，不必名分。
《惘情记》探讨现代婚姻。作者借余维特的口对何淑婷说：“婚姻制度虽然不完美，却仍然是值得我们去追寻和维护的。” （本书第131页）余维特和何淑婷都来到感情的岔路口。踏入家门对于余维特犹如进入战地，布满地雷。他和妻子丽沙的关系是，对彼此都失去了性趣。“性趣”在故事里显然要从心理的多个层面去探讨——它是肉欲，亦是心灵；它是考验婚姻基础的讯号。它绝不能简单地从道德范畴去质问。何淑婷在美国爱上萧，萧使君有妇。萧是一个多情、重义、正直、真诚的男士。也因此，何淑婷与萧对彼此的“爱”总拿不起放不下。萧的婚姻并不美满，后来妻子提出离婚。就在这时候，余维特和何淑婷结伴出差，来到美国。余维特两度成为何淑婷的上司，对她产生情愫，仍以礼相待。两情相悦而濒临界线，夫妻相恶亦濒临界线。小说将其中两个人物，余维特和何淑婷置于同室，虽以“礼”以“理”相对，却有些怅然若失。作者不让小说出现“欢喜结局”，而是让余维特去推想，何淑婷去见萧之后，她找到幸福吗？情之为物往往，不正是在怅惘之时坚持一点什么，相信一点什么，而有所领悟！
《春梦无痕》的女主角康妮对自身都感到麻痹了的所谓文化内蕴有了深刻的感受。而这次冲击是透过一次自作多情的尴尬去领会的。“班似乎为她卅年来封闭的心灵，开了一扇窗子。” （本书第152页）封闭与开启是在一次“异质沟通”之后的感悟。康妮的青春因追求优越学位而虚度，对社会之实用哲学之质疑缺乏更为深沉的思考，把“家庭”简单地看作对爱情的扭曲——她不愿成为生育的工具。她和母亲之间存在“观念阻隔”，而她自以为是。母亲的无知于是变成难以逾越的距离，亲情被冰冻。自从康妮认识（应该说是爱上了）班杰明·史达德，一位英籍传播学家，便开了眼界。史达德却心有所属，他和女友玛丽安都热爱东方文化。康妮反身自问之后，决定撑起一颗怅然凄惘的心，让志强教她学华语。她要了解语言文字后面的文化内蕴。失败与振作，归结到对文化情感的体悟，而所谓“相爱”必也不可少了这种可以灵犀相契的心理基础。
父母之爱
《母难日》是让女儿在成长中看大人对儿女的爱。最后读者松了一口气。涵涵在21岁生日庆祝会的讲话明白了许多“现实的道理”——她平衡了祖母和母亲之间的对峙，并抚平了婆媳之间因无法协调对子女的爱所造成的伤害。姑姑正苦恼于如何向她撒个谎：母亲放弃她是不愿看到儿女变成母亲和婆婆之间“相争的武器”。涵涵曾经感到绝望，自暴自弃。父母之爱这个“无形的缺口”是无法用谎言去修补的。涵涵如何领悟过来？对人性对现实的考量以及对文化差异可能产生的偏执竟有了认知，因而有自己的判断？小说留下空白让读者去琢磨。身为女性作家，罗伊菲对母性的善良不予以怀疑，并以此引导小说人物走上澄澈的心境。亲情之爱尽管因境况因时空而有不一的形式，其伦理精神仍值得去维护、去把握的。
《父与子》则是从已成长儿子的角度看父亲。父亲入医院，不久于人世，儿子去不去看他？不去有罪疚之感，还是去了。“那个人蜷缩成一团，躺在靠窗那排左边的床上，远看像一堆烂棉絮。”（本书第189页）老者告知，父亲做过扛货工，讲义气。父亲临死惦念的是死去的大哥，要和他一起回唐山……儿子发现，父亲有他不知道的心情。儿子又发现，父亲左肋下有颗红色的肉痣和自己身上的一模一样，这个“发现” 更直接冲击了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是亲情。这是伦理。对淳朴的伦理怀着“不移”的信念，对人性怀有怜悯兼具担当的心志，才有持守的可能。持守，是现代人应该把握到的一种性格特质。
杜威有一句名言：“艺术使生活更美好，但它不能创造比生活更好的东西。”王鲁湘引哥恰尔克对杜威的话作了进一步阐释：“如果从自我意识的角度看，艺术的确制造了比生活更好的东西，它给予我们一种不可能仅在生活中找到的自我觉醒的形式……而且向我们贡献一种唯一的人类存在的尺度。”（王鲁湘《书卷山河》第35页）是的。醒觉意识是现代人必需具有的一种认清现实的能力以及获取意义的力量。
是的。作家有信念所以写作。读者有信念所以阅读。大抵都为了探问一个未来的美好。
（作者是本地作家，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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