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流行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此类诗歌或作为隐喻的瘟疫意象早就出现在大诗人笔底。作为作家和诗人，应当留给后世的，不是“观念的瘟疫”，而是抵抗各种瘟疫的精神疫苗。
冠病病毒困扰全球之际，世界诗坛出现了不少新创作的抗疫诗。由于瘟疫流行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此起彼伏，此类诗歌或作为隐喻的瘟疫意象早就出现在大诗人笔底。笔者在自我隔离中重读波斯诗人奥玛·珈音（Omar Khayyam）《鲁拜集》，发现其中某些佳构，堪称抵抗瘟疫的精神疫苗。
两千多年来，波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霍乱、鼠疫等多种致命传染病。珈音所处的时代，是土耳其突厥人入主波斯的塞尔柱帝国时期，虽然没有暴发过大规模瘟疫，但时疫从未绝迹。11世纪阿拉伯哲学家和医生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在《医典》中记述了公元1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流行的鼠疫，认为疫病原因在于乖戾反常的自然现象，以及人们喜欢食用一种威尼斯蜜糖，其中含有伊斯兰律法禁用的烈酒和蛇血。他还谈及鼠疫的临床征兆，以及自我隔离的防疫措施。
瘟疫和精神瘟疫的缘起
珈音在阿维森纳死后10年才降生，却把这位先哲引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他对瘟疫的认识主要来自《医典》。他本人在王室从事天文研究历法改革之外，兼任御医，但在多种珈音传记中，看不到他防治瘟疫的临床实践。《鲁拜集》中写到的瘟疫，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费兹杰罗（FitzGerald）英译《鲁拜集》第四版第81首，拙译如次：
上帝造人抟劣土，乐园添乱施蛇蛊，
横加原罪辱凡心，相互宽容再拜主。
在珈音波斯文原文中没有此类灵蛇意象。据学者赫伦·艾兰（Edward Heron-Allen）的考证，在波斯诗人阿塔尔（Attar）的《百鸟朝凤》中，亚当被造之际，伊甸园的伊比利斯（撒旦）祈求上帝：“假如疫疠源自祢，也请来点慈悲。”其中诗行意译如次：“天灾必有爱随之，受造听由祢把持，法版无惮多凶象，深知毒液缺良医。”依照《可兰经》创世说，宇宙万物在赋形之前，真主的神笔已在一块法版上书写出千姿百态的原型。美国诗人弗列斯特（Bob Forrest）在《以诗笺诗注鲁拜》（Verse by Verse Notes on The Rubaiyat）中评论此诗时指出：“这个故事试图索解的是：在善良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痛苦、受难和死亡等诸恶，因为，难以想象的是，实际上是善良的上帝创造了诸恶，使其像瘟疫一样来折磨困扰他自己创造的人类。”由此可见，费译此诗与珈音原作关联不大。诗中虽然没有“瘟疫”一词，却与瘟疫源自天谴或上帝以瘟疫惩罚人类的传统观念密切相关。
费译《鲁拜集》第二版第55首，采用过作为动词的“瘟疫”（plague）一词，用为折磨的意思，首二行意译如次：“凡圣避谈如避疫，疑团欲解待明天。”凡圣异同之论，见于伊斯兰等各种宗教中。在珈音看来，那些枯燥的宗教教义及其繁琐的经典注释，无异于纠缠人们的瘟疫。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的启示是，宗教经典并非瘟疫，但不同的所谓教宗、先知、律法家的诠释和各种宗教派别偏离神意的奉行，却可能成为一种精神瘟疫。
正是在这种隐喻意义上，以上两首诗均涉及“宗教中不宽容的瘟疫”，或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和偏执狂的瘟疫。这类诗，经常引起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反感，却博得主张宗教宽容的怀疑论者的青睐。
观念的瘟疫
作为隐喻的瘟疫，往往流行于政教合一的政治领域和精神领域。在西方诗文中一个重要隐喻，是“观念的瘟疫”（a plague of opinion）。在莎士比亚戏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好出大言、有勇无知的希腊将军之一阿贾克斯被揶揄为“一场观念的瘟疫”。莎翁之前的法国散文家蒙田在《随笔集》中指出：“在人身上有一种瘟疫：他一知半解的观念（There is a plague on Man: his opinion that he knows something）。”所谓“天子”帝王，实际上对神学天意一知半解，甚至浑然无知，愚昧透顶，凶残至极，是人类的大瘟疫。朝廷就是瘟疫的渊薮。在莎剧《亨利八世》中，一位剧中人评论道：“他自己的主张就是他的法律（His own opinion is his law）。”此处谈论的是亨利王的首相，却可以视为对一切专制帝王和统治者的评论，相当于“朕即法律”的瘟疫。那些一无所知的人，那些精神沙漠上的愚民，一般在社会上没有话语权，但是，他们容易被权势者的谬论愚弄，被洗脑欺骗，被只知皮毛却故意造谣诽谤的媒体误导，因此，下愚也可以借随声附和摇旗呐喊而成为无所不在的瘟疫。《鲁拜集》的下面这首诗，写的就是一种“观念的瘟疫”：
君凭外象亲嘉友，我借明眸辨鬼胎。
时疫毒从谈吐出，出群飞快隔离开。
（Whinfield英译）
原诗将朋友与敌人对举，中译为求韵律，改“敌人”为“鬼胎”，意义贴近。两行形成反讽的对比，因此，此处“嘉友”也可视为反语，诗人先扬后抑，劝告人们警惕那种翻脸不认人的假朋友。
抗疫的策略
此诗中的“时疫”，原意可能只是隐喻，但在今天冠病病毒流行的世界危机中，也可以读作实指，因为“病从口入”，病毒是在被人类自身污染了的环境中，从空气中传入人体的。同样，病毒也可以从患者的口中喷出，传染给周围近距离接触的人。因此，珈音遵照他的导师阿维森纳的应对措施，建议保持社交距离。真正的好诗，可以在不同的时代激发新的解读，此诗在今天甚至可以令人联想到互联网朋友圈的一个常见现象，即把观念不合的某人踢出去或自己退出来，或把某人“拉黑”，戴上精神的口罩，杜绝“观念的瘟疫”。
珈音告诫我们，既要与那些粗鄙的人，那些精神瘟疫的带菌者隔离开来，又要举杯高歌，同时要亲近内美外秀的丽人和可爱的大自然。在隔离中不能完全封闭起来：
圣哲不沾哀怨汁，琼浆益气催新诗。
世忧在处香醅在，防疫消愁最及时。
（John Payne英译）
春醅舞女美如仙，芳草溪流自在天，
避疫弭灾不锁国，何须境外觅桃园。
（McCarthy英译）
此处的瘟疫，既可视为实指也可视为隐喻。如所周知，酒，作为物态的葡萄酒或隐喻的精神之酒，是《鲁拜集》最重要的意象。珈音相信酒具有防疫的功能。上引第一首暗示出，忧郁是一种情绪的瘟疫，在封闭的环境中，更容易加重忧郁。举杯浇愁，古今中外皆然。
更奇妙的是，上引第二首甚至可以令人想起在冠状病毒流行时比较宽松的防疫措施，例如笔者所在的瑞典，人口密度不大，没有强制封城锁国，而是靠公民自觉遵守政府的建议，尽量不要外出或旅游。
相思疫和爱的疫苗
另一种作为隐喻的瘟疫，是所谓相思疫，这是莎剧和诗歌中常见的一个隐喻。积爱成病，是因为爱的狂热可以导致心理变态，药石不治，从而像瘟疫一样折磨恋人。莎翁处在英国瘟疫流行的时代，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剧情直接涉及瘟疫，作者借劳伦斯神父之口表达了源于希腊文化的中道观点：狂热的爱像火与火药亲吻一样转瞬寂灭，“因此适度地相爱吧”。珈音处在莎翁之前的波斯，莎翁不可能受珈音影响，但这两位大诗人诗艺和思想却有不少暗合之处，原因之一在于两者均承传了希腊文化，加上《鲁拜集》英译者大多深受莎翁影响，有时从莎翁作品中借语迻译。因此，读《鲁拜集》英译，可能误以为珈音受莎翁影响，看到类似莎翁的用法：
寻爱求凰添凤翼，思君昏晓总牵情，
泪泉欲止观风景，时疫暂停噬我心。
唤声酾客请添杯；夜烛将残心跳微，
红玉一亲时疫急，炎炎欲火化真诗。
（John Payne英译）
第一首中译以归化策略采用凤求凰之喻。男子爱美，往往迷恋女子外貌，是一种“欲爱”，有时并未升华为精神之恋。即使你既爱外美又爱内美，即使双方情投意合，也因为社会的种种条件限制而难成眷属。第二首，珈音所爱的酾客，是斟酒的玉女，往往是精神美的象征。诗人提出的解决之道或精神疫苗，是转移注意力，由病态的爱此美转化为健康的爱彼美——自然美和艺术美。
在欧洲中世纪，“瘟疫”与“死亡”往往是同义语，例如鼠疫被称为“黑死病”。《圣经·雅歌》中有句话说，“爱像死一样强大”，甚至更强大。因此，吊诡的是，爱既是瘟疫又是疫苗。《鲁拜集》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这行诗：“春铺原上草，我献爱之书”（Thompson）。正像野火烧不尽的原上草一样，得到升华的人类之爱和爱的歌声永远不会死亡。
珈音辞世
在《鲁拜集》中，有多首四行诗可以被视为诗人的绝命诗。抗疫诗中最重要的一首，可能写于诗人最后弥留人间之际：
暂住人间漂泊客，惟余瘟疫绕江边，
创伤百问无人解，怨悔一生望鬼怜。
（Tirtha英译）
诗中瘟疫可以视为多种隐喻意义上的瘟疫，包括宫廷权斗和战乱的瘟疫。珈音晚年见证了那个帝国因为内忧外患而面临崩溃的政局。内忧是反伊斯兰正统的异端思想和境内反突厥复波斯的民族主义浪潮，外患是成吉思汗率领的铁骑所向披靡，强攻塞尔柱帝国。珈音是一位政治、宗教和哲学上的怀疑主义者，终其一生，提出了不少“人问”和“天问”。同时是不可知论者的珈音，百思不得其解，也没有前辈时贤能给予正确解答。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对于思想家来，问题即答案。道路即目的。拙译“望鬼怜”是译者增添，参照费译《鲁拜集》第43首，其中有一位以冥酒迎新鬼的神差或冥土“天使”。
《鲁拜集》的抗疫诗，同样表现了贯穿珈音全部四行诗的一个富于禅意的主题：人生短暂，生命易逝。瘟疫流行之际，我们更能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作为人，要有终极关怀，更要有当下关怀。作为作家和诗人，应当留给后世的，不是“观念的瘟疫”，而是抵抗各种瘟疫的精神疫苗。
（作者是瑞典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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