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教授90岁了，10月9日是他老人家的生日。
我第一次跟王教授见面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1971年，我在南洋大学历史系完成荣誉学位课程，旋即成为该系的助教。一日奉命乘坐小型校车到机场迎接王教授，心情既兴奋又紧张。我曾拜读教授的几篇论文，深受启发，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王教授出现了，简短寒暄后便说：“我需要一些用品呢！”就这样我陪伴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去购物了。初遇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因为出国深造计划起了变卦，我于是在担任助教期间也修读南大的硕士课程，在黄康显教授的指导下撰写论文，题目即“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论文交上了，校外考委竟然是王赓武教授，评审结果令人鼓舞。后来，论文经过漫长的修修补补，终于在1990年出版。王教授之前已爽快答应为我写序，还催促我加快脚步。这之后，他鼓励我研究林文庆夫人——黄端琼女士。
离开南大后，我投身教育界，在华中初级学院任教。1982年，我与友人发起创办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学会重视学术的出版与活动，我于是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学界先进，王教授是其中一位。潜心学术、攻读博士学位一直是我的梦想。1993年我向王教授透露自己到香港大学深造的意愿，他放在心上了。那年9月30日下午，王教授从香港来电话，带给我好消息。挂电话之前我问:“那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是谁？”简短的回答“是我咯！”令我雀跃万分，放下电话后竟不知如何自处，家人又都出外了，于是从家里的楼下跑到楼上，再从楼上冲回楼下……那年我46岁。
在港大第一次拜见老师
半年后，我把家中事务安排妥善，结束在华中初级学院19年的教学生涯，投奔香港大学。在港大第一次到校长办公室拜见老师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春夏之间，室内很温暖，老师很亲切。两个小时内，我的论文题目确定下来了。我原本只想研究历史人物宋旺相，设想将来再为新加坡三位杰出的知识分子——邱菽园、林文庆和宋旺相进行比较。老师却不以为然，他鼓励我大胆迈开脚步，直接从事三人的比较研究。然后，他花了好一段时间在电脑荧幕前指点我如何在大学图书馆内搜查资料。最后，我们谈到研究方法。我听闻港大非常重视理论的应用，就此求教于老师。他回答说：“最重要是建立你自己的理论。”这句话我铭记在心，成为往后研究的指引。
三年多的研究生生活是愉快和充实的。老师很忙碌，校长室外候见的客人似乎没间断过。他的秘书说，校长忙碌时连上洗手间也一再拖延。她还告诉我，校长性格平和、不急躁、不发脾气，遇到下属没把事情办好时，也只是说：“没事，是我没把话说清楚。”行事风格与前任校长黄丽松教授截然不同。在秘书的协助下，我常常如愿以偿地见到老师，聆听他的指导。我把与老师会面视为一件大事，赴约之前总是装扮整齐，以示对老师的尊敬。
在港大求学期间，我开始为林文庆在厦门大学的历史地位尽力，那是1995年的事。老师仰慕林文庆，非常关心此事，并始终支持我。他把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三连载的文章《为林文庆向历史讨公道》（1995年7月间），复印多份分发给许多学者，后来也曾在适当时候敦促厦门大学的领导实践承诺。踏入21世纪，厦门大学逐步为林文庆建亭立碑了。当我向老师报告好消息时，他竟然起身略微向前弯腰，对我说：“谢谢你！”我有点错愕，也深受感动，这就是我的老师王赓武教授！
见面和交流的时间增加
1996年老师从港大退休，旋即接受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的邀请，南来新加坡主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次年改为东亚研究所）。不久后我也跟着回返新加坡，继续未完成的论文。离开港大之前，遇到一些行政上的难题，后来总算解决了。回来后我向老师报告，他又摇头又点头，忽然说：“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的忽略。”噢！我很惊讶，又很不好意思，老师的君子风度，我再次感受到了。之后，我们见面和交流的时间增加了，东亚所所长的办公室同样明亮和温馨。为了不远离学术环境，老师推荐我加入东南亚研究院，还让我专用他在院内的个人研究室。1998年我终于考获博士学位，那年，我已届知天命之年。
港大毕业后，我们师生保持联系。老师依然关心我的工作和研究，更鼓励我将博士论文修订出版，还为我的新书《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作序。此书面世，老师从指导到写序到推荐，都参与其中。
1998年我加入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任教，2003年担任中文系创系主任，同时兼任中心主任。那年，老师接受我的邀请，成为系和中心的顾问团成员。多年来，老师常常爽快地接受邀请，为我们中心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主题演讲。这里增添一笔：在老师的推动与鞭策下，2009年我们中心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相关单位携手出版了《华人研究国际学报》。有关消息早在2007年北京举行的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六届国际会议上公布，老师发表讲话，学者们热烈讨论。学报至今已出版11卷22期。
2000年，老师70岁。他的一群学生早就筹划出书为他祝寿，书名即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 Festschriften in Honor of Professor Wang Gungwu（2003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哈佛大学孔飞立教授（Prof Philip Kuhn）为文论述他的学术成就，我则负责撰写他的生平事迹，最后完成了“Professor Wang Gungwu: An Oral History”（《王赓武教授：口述历史》）一文。为此我们一共做了九次的访谈，每次短则两小时，长达四小时，都是先海阔天空地聊了一阵，然后才进入录音答问。我获益良多，有更多机会聆听老师的学术心得和精彩人生。整个过程既轻松又认真，这又是另一段难得难忘的学习经验。
口述历史概括了老师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求学过程、教学生涯、学术活动、行政经验以及太太子女等等。老师生活在一个动荡多变的亚洲，个人又经历了多次迁移，这些变化扩大他的眼界，深化他的思考，丰富他的研究。而双语的教育与多元文化的熏陶使他能贯穿古今横跨东西。历史研究对他来说不单纯是知识的累积和智力的训练，而是接近真实，面对现实。他对自己的人生旅程充满感恩，感谢父母的教诲、太太的扶持、同事和朋友的合作。他庆幸自己不论走到哪里，都可以自由地从事研究，维护自己的独立精神和知识生活。诚然，现实的不愉快是不可避免的，但史学家的透视与宏观，一次次将人生的低潮和愤懑转化为追究历史之现实意义的动力，言行散发着积极与乐观的精神。
老师的“伤心事”
老师用“伤心事”来形容现实的不愉快。他告诉我几件发生在新马和中国的“伤心事”：1965年新马分家，李光耀为新加坡哭了，老师也为马来西亚华人的处境和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落泪；1966年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听闻中华文化遭受破坏，自己尊敬的学者们丧失生命，桩桩件件伤透他的心，过后为进一步了解中国，决定接受澳洲国立大学的聘书，解决在马来西亚中国资料欠缺的难题；1969年吉隆坡爆发五一三事件，族群冲突、人命伤亡和马来西亚的动乱，令他忧心忡忡；1980年新加坡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他为一所深具发展潜质的大学沦为政治牺牲品感到难过，认为许多方面都难辞其咎；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时，因为牵挂学生们的安危，心情受到影响，竟然在台上哭了起来 ……学者的人文情怀，点点滴滴地流露。
我从老师身上学到如何为学与做人。我知道自己远远地落在老师之后，但已经很感恩了。我很传统，这是老师对人说的。每年农历新年前夕，我都会带点吉利的食品跟老师和师母拜早年，数十年不变。而老师总是说：“又要挨骂了！”老师说的是会被师母责怪。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幸福。因为我的坚持，老师也无可奈何了。其实，师母对我很好，她怎舍得骂我呢？也不会因为几个橘子责备老师的。记得在港大初次见面时，师母劈头第一句就是：“你就是那位过年前送来榴梿蛋糕的学生啊！”后来我写完老师的口述历史文章，也让师母过目。师母为我修饰英文，也补充了一点意见。近年来，师母玉体欠安，但依然慈祥美丽。人生短暂，变化在顷刻之间。去年3月29日，我们师徒三代（老师、我和慧玲）才跟师母一块用餐；今年5月母亲节，老师才称赞师母是位伟大的母亲；疫情期间，老师贴心照顾师母，他说：“现在不相陪伴，还等什么时候？”不料8月7日晚上，师母竟乘鹤西去，享年86岁。
送别师母那天，我笨拙地请老师节哀顺变。他一句“我可以的”，使我稍觉安心。老师真的很坚强、很达观。两周后孝顺的孩子们相继回返澳洲，他在家则继续阅读、撰写讲稿，参加视频会议，甚至出外开会。9月19日下午，我们（还有慧玲）陪同老师应嬿青之邀参加纪念张爱玲诞辰100年之“小团圆：海派下午茶”。老师在餐桌上临时又给我们上历史课，比较两次世界大战与现在国际形势的氛围。老师真的“可以”啊！
老师已届九十高龄。我衷心恭祝老师：劲松鼎立云鹤游天！请老师多多保重，让学生年年拜年！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作者是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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