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行
我们很少讨论死亡。几乎没有。
早晨起来在餐桌上，悦然的椅子望向窗外的森林，他多半会说前一天晚上的梦境。
他也多半在梦里处理白天未完成的学术问题。
悦然在去年10月17日过世，虽然他经历三年的病痛，但他随时保持工作的状态，读书翻译看电视写信，在户外开电动车。他常常告诉孙儿们，死亡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是“活着死”，从活直接到死。他做到了。只有我亲历他圆寂升天的过程。我们全家孙儿女们，还有中国亲戚绍祖跟倩倩久久一大家人来到我的公寓，聚在一起喝咖啡。医检官比我们家人晚到，他接受我的请求，让悦然留在家里。第二天早晨8点会有一个人电话询问，什么时候来接。
悦然的大孙子仙巴斯坦（马浩然）、曾孙女菲丽西亚（马幽兰）住在南方，立即坐上往首都的夜间长途汽车。我还没有告诉瑞典学院，悦然过世的消息。浩然、幽兰的个性很善感，我不希望孙儿们在旅途中看到新闻而哭泣，他们应该在家人的拥抱当中跟爷爷告别。
傍晚以后，家人全部回去，我跟悦然在家。第二天，大儿子跟全家人再度登门，我们一起吃早餐喝咖啡，挤在一个很小的厨房看着橙色的摩卡壶激烈地喷发咖啡的汁液，在客厅翻看悦然最后的书桌与笔记。从悦然升天以后，我受到很大的震撼，我很悲伤却没有失去温暖。我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我像那只摩卡壶一直加水加温加热。外部激流我的能量，内部耗竭继续保暖热力。
大孙子浩然进门的时候哭得不成人形，他一直比较像个中国人，40岁的大男孩。
10月的秋天来得太早，从大孙子进门的那一刻，太阳升起，照射在外面森林的满地落叶。电话来了，他们11点来接。9点半，我发短信通知学院的前任常务秘书，现任的诺奖小组主席奥尔松（Anders Olsson），10分钟以后他回电，“文芬，你知道的，悦然真的救了瑞典学院。”
是的，我知道悦然有一种极不平凡的伟大，他向来很快活地做了他想做的事，在学问跟做人之间，坦荡而磊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会回到书桌，感谢上苍的恩典：“恩赐干活，日燃光芒”。三年前，他在电脑桌上打印自己的遗嘱，跟我分享，开怀自得如此潇洒的铭句。
我们看到外面美丽的阳光，遵循中国古老的礼仪，打了一把黑伞，请大孙子在爷爷的大体离家时，执伞护送爷爷的远行。
思念
有人问我，为什么悦然保持95岁的清晰智力跟记忆力。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当我刚来瑞典的头几年，那时候悦然同龄的学术友人还健在活跃的时候，住在我们隔壁栋楼的邻居，瑞典学院的女院士葛娜·凡奎斯特（Gunnel Vallquist，1918-2016年）是其中的一个，他们两人坐在一起讨论夜里的梦境，他们都有使用传教士利玛窦记忆训练临睡模式的习惯。
在你过去记忆的生活的一个建筑物或是你常去的生活环境，在脑海里以图像思想，像拍摄一部电影，从童年的你自己的家中出发走路到学校。家庭的内部陈设的各种细节，以及走路到学校过程可以想见的气味，形象，颜色，人，房子，动物。你必须知道或记得什么时候前行，向右走或向左走。
那几年，我们每天早晨9点钟到社区楼下的游泳池，葛娜总是比我们早到，她浮泳结束，在池边以瑜伽方法折叠与伸展自己的身体。她很瘦却拥有过人的精力，双目灼灼，她的一生充满传奇，她的父亲是一个地位很高的将领，她短暂的结婚，很像瑞典的古代女王卡萨琳那样一个人跑到罗马读书。她是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全本小说的瑞典语翻译家，在天主教的宗教界坦率直言，敢于评论教宗，拥有崇高的地位。
葛娜比悦然年长六岁，很长的时间她是瑞典最年长院士，就像一只无形的伞，把第二顺位年长的悦然跟死亡隔离开来，保护完好。她跟悦然一样，不仅止于语言学、翻译、文学评论，还有来自于僧侣精神一般的古典拉丁语文的训练，她拥有一双会看出人的品格的眼睛，常常评论一些人士的品格，我们听到的时候默默吞进肚子，葛娜升天以后，我常常想到她的预言。
学界的宴会常常同时邀请葛娜跟悦然，我跟上悦然，陪葛娜去的总是卡尔奥图，一个双名，刚来瑞典的头几年，我像瑞典儿童一样老记不住双名的人。他曾经是瑞典报纸的文化版总编辑，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后来不耐烦报馆走下坡路就做自己的事情。
90岁以后的葛娜体力很弱，头脑清楚。我们看着她搬到车程一小时外的郊区天主教的疗养所，环境雅丽，伙食非常可口，有一个精致的小教堂，有许多知名的地区主教在此终老。
早晨，卡尔奥图站在我的窗外，看着搬家工人把所有物品送上货车。我们的房子靠着湖边的森林，在二楼厨房饭桌的窗户居高临下，看得清楚。看完报纸，悦然到楼下的红砖道跟卡尔奥图打招呼。悦然说，你教我看到什么叫做君子，一个爱护朋友的风度。卡尔奥图说，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卡尔奥图当文化版总编辑，他是唯一能在瑞典学院年会，坐在高处演奏席上聆听演讲的那个人。瑞典学院的建筑物是18世纪的“交易所”，原来是一个商业中心为国王指定成为瑞典学院的所在，大堂有两个古典大壁炉，高处有演奏席。12月20日学院年会，王室成员会来参加，王室的座席面对着院士长长的桌子，围绕长桌的四方形的观众座席。卡尔奥图跟电视录像的人员一起坐在国王的上方，古代舞会的演奏席上，他总会在高处跟我招手。
有一年悦然担任年会主席，卡尔奥图注意到那一年悦然的两次公开演讲提到自己的老师，加上“我尊敬的老师高本汉”的敬语。卡尔奥图在他的每周专栏以此为题写了一篇赞扬。历经过1968年瑞典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瑞典失去传统尊敬老师的精神。2006年我到瑞典，赶上保守的右翼联盟多党联合执政，左派社会民主党结束大党执政，以前教育部政策当一个孩子在教室使用手机讲电话，老师不能制止，这会违反人权，那么到新政府上台，新教育政策可以叫孩子关掉手机，瑞典的孩子具有正当的权力可以上法庭告老师与父母。这一切对于初来乍到的我是多么新鲜，我也像许多人权后进国家的新鲜人仰望着先进国家的奇幻，我的丈夫的古典教养跟日后遭遇的现实状况，很快教会我懂得这当中不可触摸的真实，幻象破灭。
葛娜过世前的冬天，我们踏雪走进那个可爱的小天主楼跟葛娜摆龙门阵，我们送她回房间的时候，卧室窗台是她喜爱的花朵绿叶。床前贴的普鲁斯特的画像，镶着金箔的边，那是她一生的菩萨。
我曾经给她讲过中文译本的《追忆似水年华》的阅读感受，第一次见到《追忆似水年华》出版漫画版，悦然担心葛娜会不会认为图像影响普鲁斯特的文字而生气呢，答案使人高兴，葛娜非常喜欢漫画版，还送了我一本漫画版第一集。
最后一次在学院见面是阿丽西雅维奇得到诺奖的12月7日，她来听诺主演讲。在学院内部院士们的图书馆小长桌，葛娜跟我们大家举杯喝香槟。葛娜仙逝于2016年1月11日，享年96。第二天卡尔奥图打电话来。当新年的钟声响起，她认为活够了。从那天起，她不饮食，卡尔奥图守护她，直到蒙主宠召。
我多想告诉她，足球明星席丹当上西班牙皇马足球队的教练，带领皇马成为欧冠新霸主。
悦然原来不看足球。我们结婚7月9日，大儿子决定的，必须是个星期天。在老二妻子的家长滩岛结婚，要有充足的时间搭车乘船。下午结婚就吃饭，晚上可以看世界杯足球赛。所有的儿孙家人都很高兴，没有因为婚礼错过法国意大利的决赛。
那个晚上，席丹用一个头锤顶了用粗话问候他妹妹的意大利球员，得到一张红牌下场。悦然因为白天婚礼足够的艳阳照拂，在沙发上舒服的睡着了。一天的高潮迎来最后的反高潮，席丹退场。夏天的日照很长，晚上10点才慢慢有一种夕阳的粉红光线。孙女吉斯拉的男友托马斯捡了一只癞蛤蟆给我，我们两个捧着它，细心护送到坚硬岩石的海边。
从长滩岛回来，悦然跟葛娜好长一段时间聊席丹，补习足球知识。葛娜对于意大利的语言八卦见识很丰富，意大利人骂人必定侃粗话，侃个不停。
夏天的道德经
悦然原来住在老人家的单身公寓，结婚以后，我飞回原籍等候台湾的驻瑞典办事处面谈，签发证件。秋天悦然才开始找一个两人住的公寓，幸运的是很快有人出让换了公寓，2007年2月迁进新居。彼时一个中国朋友翻译他以瑞典语书写的高本汉传记，悦然的中文写作能力很强，看到别人翻译他的学术作品的中文，他承受了心理负担，审稿完成，立刻决定新写一本英语版的高本汉传记，让各方以他的英语版为学术的参考标准，他很快就完成。
瑞典南方的文化大城隆德有一家小出版社叫Bakhåll，是一对兄弟经营，他们只出版哲学书以及卡夫卡的文学作品。他们写信请求悦然翻译道德经。悦然很爽快地答应他们。
悦然边说边笑，高本汉跟他的老师们都交代不要搞《道德经》。那个意思是晚年再来搞吧。
同样的一本书给一个大出版社会卖得更好，但这么有意思的小出版社值得支持。
7月中旬准备出发到学院的南方庄园，悦然才把所有的行李搬上他的Volvo 850大汽车，葛娜电话来了，南方刮大风，要刮半个月。我们沿路的600公里，大雨倾盆而下，两支雨刷左右摇摆赶不上大雨的速度，到达从前的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道格·哈马舍的南方故居，18世纪的西班牙式农舍建筑物，他以前也是学院的院士，死后捐给学院，交给旅游总会管理，院士们可以在夏天住一两个星期。
打从我们一进这个房子，外面就刮风刮到没有一天可以把门打开，让鼻子露出来的地步。只有下午安静无风的一阵子，才赶紧出外买菜。那两个星期，悦然把《道德经》翻译完成。白天翻译，晚上打开一本童书《噗，小熊》教我读瑞典语，“维尼小熊也是禅，要是真的懂禅机的话。”
别人觉得很奇怪，《道德经》怎么可能两个星期翻译完。
悦然说，我读了60年，才能用两星期翻完。
不管去什么地方度假，悦然总是交代《瑞典日报》寄到我们的住所。最后一天，《道德经》翻译完成，报纸收到淋湿了又干糊糊的模样。7月30日导演柏格曼去世。他一生有太多的婚姻跟子女，周旋在许多人物跟电影当中，他样样成功，报纸把人物关系表画成一棵大树，枝叶繁盛。
冬天的庄子
2008年《道德经》译本很成功，我建议悦然翻译《庄子》，一星期后，Bakhåll写信来要求悦然翻译《庄子》。可那时候有学院的语言研究要进行，他还想翻译台湾诗人杨牧的作品，那得花上一些时间，悦然还很快翻译曹乃谦的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村庄》。2008至2012年悦然翻译了许多现代文学作品，范围非常宽广，还有院士埃斯普马克、女诗人英格拉·斯坦拜里的诗集英译作品，特朗斯特罗默（川斯楚马）的中译本，最重要的是莫言的秘密译本，莫言的长篇小说其大宽广，漫无边界，旁枝末节，伟大非比寻常，累赘也非同小可。悦然举重若轻，找出莫言的中短篇散文演讲集，除了法国这样的文学大国有18部莫言小说的译本，其他欧洲小国例如瑞典本国对莫言短篇的出版作品是全然空白的，悦然的译文是瑞典学院18名院士的第一手文本读本，他戏称18人的阅读俱乐部手稿，精良的译本文本的选取跟阐释，在关键时刻说服院士们投下致胜的票数。
2017年1月，悦然经历压缩性骨折与跌伤，身高减少九公分的伤痛。半年休养，秋天9月下旬回到瑞典学院。当年的出版社通知悦然，《道德经》译本翻译10年后，宣布再度印行，悦然高兴地表示，他愿意立即开始翻译《庄子》。
悦然决定回去工作，不只是回到瑞典学院，他也是皇家科学院与皇家人文学院的院士，9月份他先参加皇家科学院的人权小组委员会（他有很长的时间担任委员会的主席）开会，参加皇家人文学院的开会。他接到同事们的抱怨，都是针对瑞典学院，一是皇家人文学院启动一项年轻学者的跨院合作计划，瑞典学院毫无反应，另一项是科学院人权小组接到一项请愿，请愿者也投书瑞典学院，但被学院常务秘书认为事不关己，无关文学不需回应，有违社会公义的期待。
悦然带着两院院士的期待，向瑞典学院同事们反映，得到很大的回响，事情快速的解决，悦然说服常务秘书莎拉·丹尼尔（Sara Danius，1962-2019年）跟人文学院合作年轻学者计划，莎拉的工作繁忙，跨院合作，就由悦然代表莎拉出席会议。悦然病后复出，在院际合作担任要角，举足轻重，莎拉·丹尼尔遂邀请悦然担任瑞典学院第二年春天的轮值副院长，院长奥尔松。
2017年11月23日《每日新闻报》报道“文化名人”牵涉性丑闻，此人是女院士卡塔琳娜（Katarina Frostenson）的丈夫，剧场导演、摄影师，经营文化论坛。新闻事件爆发期间，悦然已经适应回去学院的工作，搜集准备翻译“庄子”的书籍。冬天学院安然度过初步的危机。
2018年真正的艰难时期到来，3月1日西伯利亚的风雪压境，悦然跟院士们开始去了律师事务所做见证人。学院的内部分歧就从此而起，莎拉动念赶走院士卡特琳娜，代价是付出560万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0.15新元，下同）的律师费用，而一个常务秘书能自主决定动用的钱，只有5万克朗。付出如此高昂的价格得到的却是一连串没有真实姓名的社会人士，指控卡特琳娜的丈夫泄露诺奖名单，瑞典社会的外部看不见真正的分歧点，莎拉使用的是不符合比例原则的权力滥用，社会完全站在莎拉的这边，为的是能赶走制造丑闻的丈夫，由受害的妻子来承担责任。
悦然说，庄子把微小的鲲，说成那么大。多幽默呀。
那段日子，他在书桌翻译幽默的庄子，到学院开会面对毫无幽默感的莎拉跟她的站队。
没有人喜欢丑闻，也愿意快速解决重大的危机。悦然说，我认识卡特琳娜25年，我知道她的人品，对文学那种正直跟公义的态度，不能因为他丈夫的错，要我投票把她赶走，我做不到。
2018年4月6日埃斯普马克、彼德英格伦、厄斯特葛伦三名院士出走，莎拉的站队亮相了。学院的危机全面摊牌。悦然因胸闷住了几天医院，国王跟莎拉面谈一小时，前任常务秘书霍拉斯发表文章：莎拉是有史以来最坏的常务秘书。悦然一出医院就参加开会，会议决定让莎拉下台，轮值院长奥尔松接手常务秘书，副院长悦然接任院长。当天离开学院的莎拉，以遭受传统学院男性权力迫害的悲剧角色，变成一个瑞典历史的女权主义的英雄人物，旋风狂卷。事后又请律师向学院索赔600万，最后得到230万克朗，退出学院。
背后各种势力的角逐包括王宫、媒体、诺贝尔基金会形势复杂，即使媒体也嘲笑诗人院士埃斯普马克等站在莎拉同一个队伍利用出走的方式，吸引媒体目光，掀起惊人的政变，然而站在“Me too”女权运动的政治正确道路上，莎拉带队斗垮的这股社会形势，本来两边不同意见的，还有辩论的空间，一边要赶走卡特琳娜，一边还愿意观察留她，到了9月气氛骤然改变，法院在明显证据不足判决卡特琳娜的丈夫入狱两年半。卡特琳娜曾经是历史上最年轻选入院士的诗人，为学院贡献25年的青春，使学院发光，这一次她成了社会斗争的祭品。我觉得她是易卜生作品《皮尔金》的女主角苏菲亚，不管皮尔金做了什么，苏菲亚无怨无悔爱着皮尔金。悦然一直佩服卡特琳娜，甚至她的丈夫也是一个有文化修养为瑞典语化贡献颇多的绅士，他做错的事情导致毕生的功劳灰飞烟灭，这不尽公平，何况事情的冲突全然在于法律还没判处丈夫的罪以前，就急着把老婆的名誉吊上死刑台。
从冬天到春天，悦然以选段的方式翻译《庄子》，内篇七篇选段加上《秋水》。
瑞典学院的院士体制沿袭18世纪贵族的传统，只有常务秘书有高昂工资，其他的院士是荣誉职，他们内部的学术商议存在18个人之间独立、平等的信念，每位院士还需要具备古典骑士精神才能以生命投入这种价值。
莎拉选进学院第一年得了癌症，第二年选上秘书。她刚选入院士即创造历史，成为最快成为秘书的院士，悦然也选她。
葛娜在那年的年会结束悄悄问我，女士要当秘书了吗？我说，是的。她说，喔真快，我们等着看。
莎拉担任秘书三年半，经历这场风波造成2018年的诺奖延迟颁发，2019年宣布两个诺奖得主以后的两天，莎拉10月11日去世，得年57。一个星期后悦然去世。享年95。
每个伟大汉学家晚年的“道德经”跟“庄子”都有自己的故事。悦然的故事还有故事。
悦然最后三年蓄起胡子，像一个贵公子。
不管多么困难的时候，我觉得你如此美丽。
（作者是台湾作家，现居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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