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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弦歌·传薪不懈 ——福建会馆的百年兴学路

战前崇福女校部分师生在天福宫大戏台前合照,因学生人数激增,故急须改建新校舍。本图是该历史性大戏台唯一现存的正面珍贵照片。(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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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年来福建会馆各代领导层为兴学辛苦觅地始终不懈的经历,见微知著,正可映见本地各大小宗乡社团一代代先辈们默默的无私贡献。

新加坡早期教育发展,民间华社宗乡团体是主要推动力,但始终须要不断克服各种挑战,如筹募经费,觅地建校,经营维持等困难,都必须自力更生,而目的却全非为牟利,只是为了提供下一代的教育机会,如此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感佩。

福建会馆致力兴学的记录,是这首人文史诗的其中一个篇章,从百年来福建会馆各代领导层为兴学辛苦觅地建校始终不懈的经历,见微知著,正可映见本地各大小宗乡社团一代代先辈们默默的无私贡献。

1. 道南爱同崇福的初创

百年前,福建会馆就开始致力兴学,连续兴办管理道南、爱同、崇福三校,并津贴多所闽属学校。

1906年创办的道南学校,由天福宫董事吴寿珍等人与诸闽商在天福宫内的会馆议决创办,校费不敷由天福宫余款支补,校舍最初租大马路陈金钟的旧宅“暹宫”(现为柏龄大厦)上课,1912年由该校董事向糖王黄仲涵募捐1万美元,在亚美尼亚街新建三层新古典主义风格欧式建筑(今为土生文化馆),为当时最“现代化”的学校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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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爱同学校从文达街教堂搬迁到直落亚逸街店屋,学生日增,难以容纳,须增租翠兰亭(安祥山)数店屋为课室,后来还承租附近的颜永成学校校舍。(作者提供)

1912年创办的爱同学校,最初校舍附设于文达街的教堂,1917年迁往附近直落亚逸街的店屋楼房。

1916年创办的崇福女校,校舍最初设于天福宫前大戏台后的史坦利街店屋,不久迁入崇文阁院内的福建会馆二层楼房。

这三所早期校舍,仅道南学校是新式建筑,空间充足,爱同和崇福二校,均非正式校舍,环境条件不佳,殖民地政府市政局也屡发通告,限期两校搬迁。

如1929年开始领导福建会馆的陈嘉庚所言,当时的“福建会馆所辖三校,除道南学校而外,爱同、崇福两校,因校地狭隘,容额有限,久有谋地改建之议,华文教育圈亦屡令设法改善。……且以近年爱同、崇福两校新生,增加甚多……”(1940.01.19《南洋商报》)

校舍条件欠佳,当局催促改善,学童人数日增,面对一系列压力,会馆领导层不断多方设法,连续多年,觅地建校。

2. 30年代觅地建校

据报章新闻所载,福建会馆在30年代期间先后在市区一带觅地建校的努力即有:

(1)安祥山建校

因早期爱同曾于安祥山翠兰亭购置数屋为课室,故会馆“推举李光前君向政府请求安祥山地皮,建筑校舍一事,据李君报告,观察情形,似难照准”。

(2)恒山亭建校

当时李光前也曾建议:“惟本会馆所辖旧恒山亭山地,如请求政府,准建校舍,当较有可能云云。”会馆遂委托李光前进行接洽,但未获批准。(以上安祥山、恒山亭诸议均见1937.02.19《南洋商报》)

(3)丝丝街建校

陈嘉庚也报告“拟向政府购买丝丝街旧救火局旷地及左近之若干店屋,以便改建,然而征询多时,迄未答复。”(1940.01.19《南洋商报》)

(4)水廊头建校

最具体的建议,是1937年拟在章芳琳旧居,兴建新校舍的计划。据当时报章报道:

“本坡东陵水乡头,东发律山上之章芳琳旧时住宅,楼高屋广,占地10余英亩,该屋曾一度为和丰盛记,辟作柅胶,并一度为新嘉坡树胶公会租作会所,并悉该屋业为本坡福帮殷商购得,即将让与新嘉坡福建会馆开设学校,该屋辟作校舍,极为合宜,不特收容学生可在1000余名以上,并有广阔草地,可辟操场。据有关方面谈称,福建会馆即将在该处另辟一校,合道南、爱同、崇福三校为四校,将来并拟购置巨大汽车运载学生,车资将以最廉价□出之云。”(1937.03.25《南洋商报》)

这则新闻所提地点,有几点值得一提。

芳林公园命名人章芳琳(1841–1893)的旧宅所在,过去史料未见提及,这是首次明确提到原来是位于东发律(即Tong Watt Rd),即今居士林侧,和金炎路平行,朝向新加坡河畔早年货仓地段的半山坡路段,章氏占地10余英亩的大宅地皮,就位于凤山寺侧后方与居士林之间,和后来在金炎路的南侨女中正好隔街相对。

19世纪章芳琳的主要商业活动地段就在新加坡河上段,其大宅建于此处,自合情理。

这则报道所称的“东陵水乡头”(今日东陵为该山坡后下方处),应为闽语俗称该处为“水廊头”或“水龙头”的误记。

文中所提“该屋曾一度为和丰盛记”,此为当年潮安商人陈清锐(1877-?)的商号,可见1893年章氏故后大宅很快就已转手。

而文中所提“并悉该屋业为本坡福帮殷商购得,即将让与新嘉坡福建会馆开设学校”,据林源福学长研究,该福帮殷商即李光前,他也购买了对面金炎路的地皮,战后捐赠福建会馆建南侨女中。

这项建校计划,可谓最为具体,但后来却不见下文,应未获当局批准。

由于这一连串在市区一带置地建校计划,未能成事,遂使福建会馆转向市区外围进行规模庞大的咖啡山建校大计。

3. 战前:咖啡山建校计划

近年因建公路影响而成新闻热点的咖啡山(Bukit Brown),早年有大片土地属于福建会馆,范围甚至延伸经惠德礼路至大巴窑,如1921年《叻报》就报道其中有120余英亩被政府收归公有以造住屋,因占地甚广,在上世纪30年代仍有许多空地。

1940年初,陈嘉庚在会馆会议称,当时的“闽侨学校学生数,约近1万人,每年……尚有1000多名求学无门者,必当有新校舍收容,否则此千多名及学儿童,惟有在街头流浪矣。”又说 “以现下大小坡儿童失学者之多而复加以年增千余名以及学龄之儿童,本会馆若不负起责任,……则不特本会馆委员难辞其咎,而诸殷富侨领,亦责无可逃,心有难安。”

这段话,清楚说明当年会馆领袖们积极兴办学校动机的崇高精神。

因崇福爱同两校须建新校,陈嘉庚称当时市区难以找到可容纳一两千人的校地,遂提出在咖啡山(当时报章标题为“羔丕山”)进行大规模建校的计划,并称此为“一劳永逸之百年大计也。”

陈嘉庚向报章记者称:“本人认为完善之计当以在本馆所辖之羔丕山建一广大校所为宜,查羔丕山占地50英亩,最近新路已通,取道淡申律或武吉知马律,往还均称便利,且屋地既有,所费惟建料工资而已,殊为得宜。”查这条已通的新路,即谦福路。

随后陈氏率会馆领导层和诸校长前往现场勘察,认为“该山分左右两片,距离市区约4英里,中为新路,修筑十分平坦,取道淡申律或武吉知马律,均称便利,山地广泛,翠微环绕,景致幽缀,作为儿童教育环境,实甚得宜,……咸认建校于斯,实属可行。”

会馆领导层同意,咖啡山建校计划拟先专容纳爱同、崇福两校学生,将来可视情况需要,逐渐増辟新校。而市区的三校迁移后,则拟“将原有学校改为平民学校,……以裨助贫童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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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初《南洋商报》刊登绘测师对爱同与崇福两校在咖啡山校舍的规划图,图下部为崇福女校,上部为爱同及公用的大礼堂与运动场,以中间道路隔开,校区规模宏大。(作者提供)

据陈嘉庚的规划及绘测师的设计蓝图,咖啡山的新校区,以容纳4000名学生为目标,于新路左右,分建爱同与崇福男女两校,男校入口处建设一足容2000人之大礼堂,及现代化大运动场,供两校共用,其他要点还有:

⊙建筑采平房方式,墙用白灰,地铺士敏土,“取其经济适用也。”全部建筑费预算10万元。

⊙校舍规划,初期先建20座平房为教室(先设男女校课室78间,还可增至156间)、5座办公室、25座外地生宿舍、2座教职员宿舍、2座操场(室内与露天),4座餐厅,其他还有图书馆、化学室等4座,及校车房等。

⊙购置校车13辆(当时每部校车价格2300元),接送市区学生,贫困学生车资免费。

⊙全校教职员150名,每名平均月薪60元,每月预算9000元。

据当时报章报道,全部计划在1940年间已经完成,“只待工部局审查批准,可望于明年(1941年)春季正式上课。”

随后,会馆还曾请1939年新成立的云庐音乐社(湘灵音乐社的前身)在新加坡及外地义演,助筹募建校经费。

但当年年底,战争爆发,日军南侵,新加坡沦陷,福建会馆在咖啡山建校的宏伟计划,始终未告实现。(以上各则报道载1940.01.19和21、25、31,及1940.04.24与1941.01.31《南洋商报》)。

4. 战后:甘榜峇鲁建校计划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1946年年中陈嘉庚即声称,战前本地华校有200余所,学生多至1万人,“敌寇南侵后,华侨校舍,或被毁炸,或被军兵占据,所有校具毁灭无余,英军收复迄将经年,校舍未还者尚多,致各华校恢复未及半数”,“而儿童失学流浪街头……决不能置之不闻不问也。”(1946.07.01《南洋商报》,下文陈氏引言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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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07.01《南洋商报》刊载福建会馆决定在甘榜峇鲁购地筹建校舍的新闻标题,“甘光”是当年该地区居多的闽南诏安人对“甘榜”的方言口音。(作者提供)

并称“查本坡政府教育规例,凡要新建校舍,除课室及其他设备外,每学生须备有操场空地36方公尺,若建平屋,则每生占地面积60方尺,若建三层楼屋亦需40余方尺。以本坡市内言,欲新建校舍,能容学生数千名,不但地址新购,而地皮昂贵,实无法可以问津,况失学儿童之多,此后又届学年者更众,每年至少增二三千名,各帮侨领若不放大眼光,负此职责,急为筹备,其后数年,侨童失学之多,更不堪问矣。”

由于战前咖啡山建校计划未成,日本投降后,福建会馆一恢复就立刻倡捐50万元,寻求购买靠近市区的建校地皮,以“可容学生以万数”的适合地点为目标。

据陈氏称,当时福建会馆已筹得34万元,经数月物色地点,“至近寻得一地,在甘光峇鲁之武杰巴鲁马,适东岳庙(东嶽庙)之背后,计广33英亩,高山峻岭,空气清鲜,背山面海,极合建校之用。”并率会馆领导层前往实地勘察。

他说,这片33英亩的地皮,虽距市区稍远,但“每英亩可容学生1000名,计可容3万余名,作数十年之经营”,地价即使稍贵亦可接受,且“最低之价25万元,已不能再减”,随后会议通过购地。

笔者60年代小学后期转学到甘榜峇鲁路旁的圣德肋撒华英小学,恰好正位于该地皮所在的东岳庙前,颇熟悉当年情况,勉可略加补充。

该地皮所在的“武杰巴鲁马”,就是今天的武吉宝美(Bukit Purmei)。其地标东岳庙为半山坡上的百年古庙,由福建漳州开元寺南来僧人碧玉法师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兴建,是本地少有专门祭祀主宰生死的泰山神东岳大帝的庙宇,其比邻则是圣德肋撒天主教堂(1929年建)。

笔者就读的小学是该教堂的神父开办,学校经常安排到教堂参加活动,但东岳庙里的黑白无常和齐天大圣则是对甘榜少年更熟悉和“亲切”的神话人物,记得庙后山坡是大片野地,有一马来小村,村舍散落,林木间可瞭望山前不远处的海港的船桅,村后有小路可通拉丁马士甘榜和其后的花柏山,正是陈嘉庚所说“背山面海”的乡野情景。

前引1946年报章称,这片“地皮系已故粤绅黄福之遗产”,此人即柔佛新山主要大街以他命名的富商黄亚福(1837年-1918年),他和柔佛天猛公王朝苏丹阿布峇卡关系极密切,与苏丹后花蒂玛(黄亚娇)是结拜兄妹,距此地咫尺之遥的花柏山下,就是苏丹祖先天猛公家族的皇家墓地,或因如此,当年黄亚福才买下该片土地。

1951年,距购地6年后,福建会馆因认为“该地段地点在山上,不适合建小学,造路费用过大,且附近学龄儿童不多,决定另觅地点”,改计划在芽笼另建新小学(即光华学校),另在天福宫前兴建五层楼的新式大楼,兼容崇福与爱同两校(即1955年落成的福建会馆大楼),决定放弃甘榜峇鲁建校计划(以上据1951.04.08《南洋商报》)。

1964年,这片18年前以25万元购买的甘榜峇鲁地皮公开拍卖,获得640多万元。会长陈六使报告将从中拨出100万元扩建南侨女中,60万元捐赠南大礼堂建筑基金(按后增至70万元及增建三座宿舍),此外则作为扩建光华学校校舍,及51万元购买三巴旺地段建公冢等用途,余供未来发展。

这些都是少为人知的历史记录。

5. 建国后的新发展

新加坡建国后,政府负起教育重任和国家全面发展,福建会馆管理的道南、爱同、崇福、南中及附小、光华等属校,于80年代至新世纪初,经过一番努力,除光华于原址重建,各校均先后在各新镇购地建校,陆续迁入马林百列、碧山、义顺、盛港等地现址,以全新面貌,迈向时代。

风雨弦歌,传薪不懈;前人无私奉献的苦心努力,历历足迹,都是新加坡教育发展史上串起的片片动人心迹,应该敬重,值得珍惜。

(作者为福建会馆180周年专书《世纪跨越》主编)

(作者是本地作家/文史研究者)

小启:本版11月2日刊笔者《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一文中记萃英书院为国家古迹,实为误记,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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