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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景倥偬过:徐訏与南洋大学

徐訏(左四)乘搭客轮离开新加坡时,与南大同学合影。(陈铨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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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该是个内向文人,不随主流,文学上他或如《边城》的沈从文,《塔里的女人》的无名氏(卜乃夫)这一些五四作家,写出了风格,亮出不一般的作品,但在主流文学论述中,位置从缺或被低估。

对多数本地读者而言,徐訏(xū)(1908-1980年)也许是个陌生的名字。他原名徐传琮,浙江慈溪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50年定居香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1961年他受聘南来,任教于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

长期来,徐訏是个备受争议的作家。许多论者把他定位为“浪漫主义”,或“跨文化视野”的作家。他是文学的多面手,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创作样样有,且独树一帜,被时人誉为“鬼才作家”。他有《风萧萧》《鬼恋》《阿拉伯海的女神》《鸟语》等小说创作十余部,1943年长篇小说《风萧萧》被列为“全国畅销书之首”、“风靡大后方”,因而有人称这一年为“徐訏年”。当年倥偬辞去南洋大学校长职务的林语堂,点评“徐訏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香港文学研究者司马长风认为,“像徐訏这样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全才作家,而数得来的只有鲁迅和郭沫若两人”;李辉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千来字描述徐訏,说他“刻意于文句的雕琢,对话也经过一番巧制,他希图用传奇式的形式美,织结成奇幻虚渺的故事引人入胜,颇为一般人所爱好。大抵又因为取材和文字的较为奇异,一时有人誉之为鬼才”;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则完全不提徐訏。各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徐訏的位置多半不明显,学者吴义勤认为“徐訏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曾经被严重‘误读’的作家之一。汉学家伯图西奥里(Gillian Bertuccioli)则说,“徐訏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稳固地居于领先地位。”

评断趋两极。1961年,徐訏来了,在南洋大学中文系担任正教授。资料显示,61年3月份开学时,他负责教导新文学、小说、戏剧和新文艺习作这四门课。南大第三至第六届的中文系学生,在读期间都有机会修读徐訏的功课。在这个热带小岛上,他也一样面对风雨,争议相随,前后不及一年便匆匆走人。在政治风起云涌的1960年代,本地华文知识界左翼思潮风行,徐訏于此刻到南大任教,显然有人并不苟同,这或许和他的生活背景与文学风格不可切割。

离境原因扑朔迷离

1961年6月21日,《南洋商报》本坡版的头条新闻,刊登了与徐訏有关的消息。新闻编辑下了这样的标题:“南大中文系讲师徐訏/受移民厅正式通知/居留期满前必须离开”。这则500来字的信息,它的新闻头是这样写的:“今年(1961)开始在南洋大学中文系执教的香港作家徐訏已经被本邦移民厅正式通知,在本年底居留期限届满必须离境。”这意味着徐訏并非主动离开南大,事情看来非比寻常,可是新闻并未道明徐訏遭移民局终止居留的缘由。由于《星洲日报》与《民报》未报道此事,而《南洋商报》的相关报道有两点启人疑窦:一、通过受访学生之口,点出徐訏并不适宜到南大任教;二、移民厅下逐客令,背景与当时马来亚大学(新加坡校区)讲师葛里高利被令出境,理由有别。至于两者有何区别,未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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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6月21日南洋商报本坡版有关徐訏的头条新 闻。(周维介提供)

记者于内文直叙,即便是自治邦政府允许他继续居留,“南大当局也还在考虑是否让他继续任教”。这则新闻的副题如是措辞:“据悉南大当局早在考虑明年是否续聘他”。至于“早在考虑”的原因为何,也只字不及。《南洋商报》的这条新闻,看来是独家消息。记者在新闻里只是根据追踪所得,重点报道了徐訏受聘南大的来龙去脉,并就此事走访若干南大同学,了解学生对此事的看法。在记者笔下,受访学生直言:“徐訏是一个众所皆知的XX小说作家,这次被中文系聘来执教,实在令人费解。”言外之意,校方根本就不该聘用他。新闻里的“XX”是何所指,后人只能各凭想象,估计是贬义词。

新闻中“多数”受访的学生认为,“徐訏的离境,和马大教育系讲师葛里高利被令居留期满前离境不可同日而语。”后人读罢这样的表述,便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无独有偶,南洋商报报道徐氏新闻的前一天(6月20日),《星洲日报》与《民报》同时刊登了马大讲师葛里高利的合约未满而居留证未获延长,被令在是年8月底离开的消息。《星洲日报》在新闻中转述了葛氏的个人辩解,指出“令他离开新加坡的唯一理由,可能是大学某些教职员向移民厅提供情报时,对他作为教育系讲师所担任的职务进行错误的解释。”新闻里有另一段话解释了人们对葛氏的误解:由于他在大学里有负责一门俄语课,因此对苏联教育问题颇有研究,“故在授课时,曾对英美法德苏诸国家的教育制度作有系统的比较和分析,这种教授法据说颇受学生欢迎。据悉,英国教职员到海外学校担任教职,是须经殖民部和大学联络理事会的甄别,而且还经常对在海外的教职员进行教学和言行的调查。”《星洲日报》在6月20日新闻见报五天后,刊登了续闻,说明葛氏向移民厅的上诉得直,居留期限获得延长。由此看来,葛氏“茶杯里的风波”,显然与政治有关。当时英国殖民部监视海外学人的这种举措,是否也是徐訏居留权被终止的导因?

新闻里还提供了另一信息让读者参考:“在香港出版的美国新闻处月刊《今日世界》内,常可看到他(徐訏)的短篇小说,内容政治色彩很浓。”这点信息,引导读者朝向政治空间联想——徐訏在《今日世界》的作品,究竟沾染了何种浓厚的政治色彩,尚待有心人审视厘清。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新闻处(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遍布全球。这是个支持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海外利益的独立外交事务机构,1953年成立,1999年解散。美国新闻处承担着对外宣传以及文教交流的具体工作。1961年新加坡仍是个自治邦,国防与内政掌控在英国人手里。倘若《今日世界》得到美国新闻处资助出版,徐訏在该刊写稿而宣扬政治观点,理应符合西方人的利益?又或许,他的作品确实忤逆了西方的价值,而不为当局所容,也未可知。

商报记者倒是在新闻里整理出徐訏到南洋大学任教的来龙去脉:“据有关方面透露,南大当时聘用他的经过是这样的:南大中文系在去年(1960年)底有位教授回港省亲,一去不复返,同时又有两位教授离职,系里一时人员奇缺,于是南大决定另聘学有专长的学者到任,以提高中文系的水平。徐訏就是当时中文系主要负责人极力推荐的人选,被认为是在新文艺方面有造诣的学者,系负责人的意见受到校方的重视,徐訏就这样走进了南大。”

新闻告知读者,1960年底中文系共有三名教授离职。我八卦了一下,翻阅1966年出版的《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得知1961年的中文系主任是涂公遂教授;是年不再任教于南洋大学的教授是佘雪曼、史次耘与潘重规。南洋商报新闻里所指的去职教授,应该就是他们。这三位离职学者的教学与研究重点都不是新文学,而徐訏到校后教导的功课全与新文学有关。根据特刊中的《历年教师名录》,徐訏教授的名字只出现于1961年,与新闻所述吻合,他开坛讲经不及一年便匆匆离开,这点无庸置疑。

文字资料极其缺乏

徐訏浮生一梦云南园,有关他这段生活的文字资料极其缺乏,南大中文系第四届毕业生陈钧凌(陈铨盛)的《我们喜爱敬佩的一代文豪——徐訏》是比较具体的一篇。该文如是忆述学生对徐訏的印象:“1960年徐訏教授应聘到南大中文系讲授现代小说等科目。他为人低调踏实,除了认真讲学之外,一概不涉及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等课题。可惜他只教了两年,便匆匆返回香港……当年我们还到海港客轮上,连同多位教授和同学欢送他和妻女赴港。临别依依,我们深深为失去了一位好老师的教诲而感慨不已。”个把月前,我走访陈铨盛学长,探问他是否曾与徐教授谈及居留权遭拒一事,学长回说他们曾提问此事,但老师淡定表示:他知情,但无意与人说明。低调冷对,他选择将这件事冻结沉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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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訏返港后,1962年3月28日写给南大同学的信件。(陈铨盛提供)

陈钧凌在《怀恋母校南大那段岁月》一文中,描述了徐訏与学生的交往:“那年南大聘请新文学学者暨小说家徐訏到来讲学,对于喜爱新文学的学生是一大兴奋剂。徐訏教授著作等身,选修他的课的人多,课余也爱和学生接近。我们常在他宿舍谈论他的作品,聆听他的诗作。他的谈吐正如他的作品一样,充满人情味。有时,根据他的小说《后门》及《盲恋》改编的电影在本地上映。他获得赠券还邀我们同往观赏。”当时,与徐訏教授有比较频密往来的南大中文系同学,包括陈铨盛、李诵材、李文学、陈安妮、苏迪文、黄燊辉与谢一华等人。除了上课,他们也到徐訏住处探访,到南大校长岗聚谈,或一道去戏院看电影。徐訏返港后,曾来信表达他对南大与新马的认知与情感。这些信函,是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有限墨痕:“南大一年,对星马种种,稍有了解,觉悲观多于乐观,黯淡胜于光明。诸位都聪敏过人,年轻有为,似宜多建立新国家与所谓华马文化为念,勿安于逸乐,遭野心家利用盗借才是。”这简短的描述,言外有意,其实浓缩着他南来匆匆的心境。

通过三毛提问徐訏

1960年代我阅读香港的文艺杂志,见过徐訏的签名,字体细瘦且长,笔画仿佛粘在一块,因而烙下印象。1981年,台湾作家三毛来访,下榻里峇峇利路(River Valley Road)附近现已拆除的帝国酒店。某夜,一群文青在她房里闲聊,话意浓时,三毛说她能通灵,众人顿时起哄,央她展示一下。她的通灵管道,不是“碟仙”,而是纸笔代述的“笔仙”。她问我们到底想和哪路神仙通灵,我想起在南大待过的徐訏,那时他刚辞世一年左右。三毛进入状态后,我们开始提问徐訏,尽是他何时抵达新加坡,所教学的科目,南大教职员宿舍门牌号码等芝麻绿豆事。他通过三毛的手回答,那字迹,是细长的徐訏体。最后我们让他在纸上签名,手迹也与我印象中的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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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訏签名。(周维介提供)

事过20年,三毛也已辞世多载,我偶然在网上读到三毛所撰《徐訏先生与我》,方知徐訏是三毛的干爹。1976年,他们初遇台北,饭局上便定下了这份缘。三毛在文中如是点评徐訏:“这个人多愁、敏感、寂寞、灵性重、语言淡,处事有某种的文人的执着和天真,却又是个绝对懂情懂爱又不善表达的人。神情却总是落落寡欢,风格表情上有他自成一家的神秘和深远。”

生命如云,聚散无轨。徐訏与三毛早已羽化仙游。徐訏离开南大,返回香港,先后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香港浸会学院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始终踏步于他的学府路。他,该是个内向文人,不随主流,文学上他或如《边城》的沈从文,《塔里的女人》的无名氏(卜乃夫)这一些五四作家,写出了风格,亮出不一般的作品,但在主流文学论述中,位置从缺或被低估。徐訏在《时与光》落下这番话:“我是一个偶然主义者。因为人生本来是偶然的,偶然的生,偶然的死”,他在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偶然到了云南园,却短景倥偬,黯然离去,让人们雾里看花,无法参透他迷离仓猝背后的隐情。

(作者是本地作家、文史研究者)

(文中小标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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