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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过番来

(左图)惹兰勿刹路与三龙路交界口的“福三和茶室”。(右图)槟城的良友茶室。(作者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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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过番来,像风滚草一样风来了就一头顺风向前滚去,这过程中丢失了一些,也修正了一些,但接地气的心思不曾转变,过番后落地生根的意志没有动摇。

若干年前,我在大巴窑安静的老组屋区里,偶然发现半边小铺的门口,摆着一台老旧的咖啡豆研磨机,老得没人理睬。那时铺子里出售的咖啡粉,塑料包装上还印着“口羔呸粉”的字样,撩起我曾经熟悉的文字记忆。近日特意回访,那铺子已改由香烛冥纸做庄了。鼠岁冠病疫情发作之际,我经过牛车水售卖碗碟的小铺子,偶遇一台看来闲着的老旧咖啡豆研磨机,格格不入地与杂物一道搁在地上。在“口羔呸”还风光的年头,人们怎会任它蓬头垢面“席地而坐”?

咖啡在南洋,名字写法何其多。其中“口羔呸”一词,最合我意,说不出由来。据知,百多年前,它已经以“羔丕”的写法,错身殖民地官府出版的《三州府文件修集》里。这名称的施主究竟何人,它又何所凭依?我尝试往词典里寻找“口羔呸”的倩影,翻阅版本无数,却见它太难。若干年前心血来潮,想起当时汇聚五湖四海语文专家编篡的《全球华语词典》,难得它收留了“口羔呸”,说它就是“英语coffee的闽南音译,使用地区为新马”。确实,直到1960年代,从桥南路步向桥北路,从大马路透穿七马路,总能轻易与“口羔呸”碰头。之后,它无故倦勤了。寻记忆,文学有时像时代的老抽屉,总会储存一些曾经的生活剪影。五六十年代韦晕《乌鸦港上黄昏》与苗秀《火浪》等小说里,“口羔呸”一词,都能随时在阅读道上与你相逢。或者,找个时间与旧课本叙叙旧,那里有它的落寞芳踪……1988年教育出版社《中学华文教材》节选了郭宝崑的《口羔呸店》片段作为说话教材,“口羔呸”,及时让80年代学子有了复习南洋印记的机会。

译名不一而足

咖啡是舶来品,它过番来东,译名不一而足。最初,它的香味闻着叫人兴奋,入口却被嫌苦涩,知音一时难寻。后来凭借提神醒脑的神效,才渐渐驯服了人们的味蕾。它从非洲大陆携带赤道风情,在亚洲北纬30度上下漂泊,历经百年路程,才以“咖啡”之名,凝聚成华语世界共同认可的文化标签。在翻译生涩的年代,这种饮品的中文译名,今日读来略嫌生涩。180年前,中国的魏源在大作《海上图志》里,便先知先觉把coffee译成“咖啡”,却遗憾无法一锤定音,就此一统江湖。在他之后的二十几年,一名美国传教士为中国厨子编写的《造洋饭书》里,把coffee音译为“磕肥”,让人感觉十分臃肿,“磕”与“嗑”形近,还有嗑药的隐忧。以后的一段长时间里,中文的coffee译名,还包括诸如“考非”“高馡”等奇葩翻译,念着都不顺喉。

前年8月我到槟城闲荡,在老街铺子的五脚基里,发现不少“嵌在柱子上的凸体字”,除了“祖传断根痔疮丸”让人莞尔,“经济架啡茶饮”的“架啡”一词,无意间唤醒了我沉睡多年的记忆——“jia fei”,新马人曾经普遍认同的读音,用方音读比较靠谱;以华语音读,其实音同“加啡”。这种读法,今日还能从马来半岛友人的华语中显示它的资深辈分。若干年前,我在报上与一张老新加坡街景照相逢,在横七竖八的沿街招牌丛林里,发现了“口架呸”二字,恍如隔世的虚拟感浮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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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牌林立中,“口架呸”留下它的印记。(翻拍自2019年10月2日海峡时报)(作者提供照片)

40年前漫游日本,发现今日汉语的“咖啡”,在东洋一律写成“珈琲”,望着就有档次。汉语里“珈”音“jia”,它是古代妇女的一种首饰;“琲”音“bei”,是成串的珠子,“jia bei ”,念着并不溜口,但有视觉美。咖啡搭上“玉”字旁,谦谦君子玉树临风的联想浮升,仿佛就高大上起来。今日本地超市贩卖的罐装日本咖啡,仍然一如既往以“珈琲”(日文发音kohi)奉献醒脑的香味。

到了南洋接上地气

咖啡落户东北亚之初,都贵为高档人家的时髦饮品。即便商业化以后,上海东京的咖啡座咖啡馆,都是上档次的场所,有按捺不住的西化虚荣。咖啡过番到了南洋,反而接上地气,放下身段,成了下里巴人迷恋的生活饮料,家家户户离不开它。今日在印度尼西亚城镇路边摊的长板凳上,一杯盛在普通玻璃杯里的咖啡,依然陪伴乡民八卦着市井的生活物语。坐在越南胡志明市走道旁半尺来高的小凳上,也能体会经过岁月修正的法国咖啡风味。我们小时候,村子里的左邻右舍,大清早就泡了一大壶咖啡乌摆上桌,邻人路过,一杯冷咖啡捧上,交情就缓缓升华。五六十年代的咖啡店,即便在小村镇,它都是生活里缺不了的信息中心,各种喜讯噩耗、东家长西家短的消息,都在咖啡杯的烟缭气绕中流入千家万户。咖啡店更是街童寻宝的好所在。运气好时,咖啡店地板上散落着兵炮车马相仕帅的红黄青白四色牌,收集着也自得其乐。还有一地的汽水盖和香烟盒,稳稳套牢了无邪未泯的童心。

新加坡城市重建以前, “咖啡店”的叫法只流行于口语里,书面语其实没有青睐它。那年头的咖啡店,店铺牌匾习惯上冠以“茶室”“餐室”或“园”的称谓。“茶室”就是人们天天挂在嘴边的“咖啡店”,它才是“正宫”。走在路上,转街拐巷,你都能遇见榕西茶室、西园茶室、龙泰茶室、琼海茶室、好运茶室这类名字。以“茶室”为旗号,兜售浓郁的南洋咖啡,是曾经的时代本色,直到“食阁”崛起,“咖啡店”才在牌匾上有了文字名分。今日的马来西亚,“茶室”的招牌仍随处可见,我在槟城街头溜达,遇见“良友茶室”;在怡保,仍经营着的“天津茶室”叫我流连。当马来半岛还未建造南北大道的年代,从新加坡开车北上,通常会在百里外的小镇亚逸依淡歇脚,喝杯咖啡吃个大包再上路。小镇上有家咖啡店,本名东升茶室,后来改称东升包店。当今老顾客开车北上,有时还是会半途动心起念,离开大道兜到此处打打牙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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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保天津茶室。(作者提供照片)

岛国的都市重建计划已逾半个世纪,于今在惹兰勿刹路与三龙路的交界口,“福三和茶室”仍不介意撑着古老的茶室情结。当年本地以“园”冠名的咖啡店,也不计其数,琼南园、芳园、西南园、民乐园……让人感觉进了“园”,心境就消闲了。饮食店冠上“园”的称谓,仿佛就点燃了蚁民的愉悦心情,菜肴搭配咖啡,实实在在暖和了众生的五脏庙。现代化以后,“园”纷纷走失,而今市区内仅存“喜园”独沽一味,为人追捧。

在印尼语与马来话里,coffee都称为“kopi”。300多年前,荷兰人率先把咖啡引进印尼种植。咖啡到了南洋,方言发功了——它不直接从英文里求音译,而是与“土话”马来语比肩结缘。华族方言与土语,在蛮烟瘴雾、潮湿闷热的土地上喜相逢。kopi,在嘴里念着,如此爽喉。汉语方言彼此间虽然没有大距离,写成汉字,读音就有了差异。架啡、口架呸、口羔呸、羔丕的写法相告面世,在地人双眼触及这些方块字时,心里念出来的,其实是kopi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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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罐装“珈琲”。(作者提供照片)

在方言还是主流的年代,方音有尊严地存活着。这些不同的表音用字,其实传达着同一个概念,不存在意义冲突。与“番话”搭档,弃coffee而尊kopi,据此音译,竟也挥发出它的精气神,尤其是“kopi”之前,加上“呷”字 ,南洋的土气就从文化蒸笼里层层外溢了。

比起香港小市民经常光顾的茶餐厅,新马的咖啡店空间自在些。旧年代的咖啡店邋遢脏乱,一地烟蒂烟盒、食物碎屑,桌底下还赖着一个脏兮兮的痰盂,卫生绝对丙下,但桌面上的景观却令人好感,尤其在晨光中把一根油条蘸在油亮浓郁的黑咖啡里,顺喉而下,催出暖胃的温饱感,便养好了一天的心情。油条蘸咖啡的吃法,今人看着或许皱眉头;在咖啡乌里放入一小片牛油,也颇能展现本土咖啡的市井味,牛油在热咖啡里徐徐化开,油花散出一杯富贵,两种香味汇合入喉,欢喜就由人了。咖啡入籍新马,不从精雅路线,端上桌面时,杯沿都粘着未融化的炼乳与溢出的深褐咖啡渍,从杯口一直延伸到杯托里,邋遢地展示它的草根性情。

“黑桶”早已无踪

当年我家村口咖啡店的少东,大名山河,浑身青春劲。星期天下午,总见他从储藏室里搬出手炒咖啡豆的器具,明火翻摇,一脸通红满头大汗逼出了咖啡豆的第一手浓香。那副圆筒形的炒豆家伙,像似油桶,外表已熏得炭黑,装上咖啡豆,加入黄油和白糖,手操摇把,让豆子在炭火中千滚百转,与油糖在热浪里相濡以沫,待盖子揭开,香气外扑,咖啡豆修成正果,研磨成粉,随时普度众生。我得闲时陪着山河炒豆,帮他添加柴炭,有一句没一句搭聊,之后他会犒赏带着咖啡香的焦糖,两人一道咀嚼,乐上心头。

有一年同损友到吉隆坡《星洲日报》办事,回程预谋到麻坡歇脚,当然图的是一杯地道的本土咖啡。为消解对咖啡店老炒豆机的念想,我们向当地友人表达了怀旧的意愿。朋友说半岛也不兴炒咖啡豆这一套了,但有一家“店徒四壁”的老店还卖着香浓的南洋咖啡,也许炒咖啡的道具还保留着。去了,果然墙上空空如也,店内整齐干爽,但“黑桶”早已无踪。是啊,咖啡过番来,像风滚草一样风来了就一头顺风向前滚去,这过程中丢失了一些,也修正了一些,但接地气的心思不曾转变,过番后落地生根的意志没有动摇。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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