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四作家郁达夫1938年底至1942年间，在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副刊。
郁达夫是个复杂的文人，他的“颓废”代表作《沉沦》，他的旧体诗，他那旧时代文人寻花问柳写字吟诗的雅兴，他那些坦荡荡的日记，以及后来在南洋宣扬抗战的激昂爱国情操，都让他一生充满传奇，也让人不禁问，他在新加坡的“文化遗产”，是《春风沉醉的晚上》的“沉醉”或代表作的“沉沦”。
再过两天就是五四作家郁达夫的120岁冥诞。
郁达夫1938年底至1942年之间，在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的事迹，至今仍是新马文艺界的一段佳话；期间郁达夫与王映霞离婚，之后与李筱英相恋的故事，更是为人所乐道。
郁达夫是个复杂的文人，他的日本留学经历，他的“颓废”代表作《沉沦》，他的旧体诗，他那种旧时代文人寻花问柳写字吟诗的雅兴，他那些坦荡荡的日记，后来在南洋宣扬抗战的激昂爱国情操，以及避难苏门答腊最后被日本宪兵杀害的事迹，都让他一生充满传奇。
在新加坡，文艺界不时会提起郁达夫与他在新加坡发生的趣事，或是在学术研讨会中发表关于郁达夫的论文，华文书店仍摆卖关于郁达夫的书籍，但似乎缺少一些更实在的方式，让本地一般人了解郁达夫其人与新加坡历史的密切关系。
一般人走入牛车水裕华国货，大概不会知道这就是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抵达新加坡后的第一站。他和当时的妻子王映霞、儿子郁飞，就住在裕华国货前身南天旅店的8号房；以及后来离婚时，郁达夫饯别王映霞的所在（王映霞则否认有此饯别之宴）。
这几年掀起怀旧风的中峇鲁老组屋区，咖啡馆酒吧风潮小店林立，但似乎很少人会在意郁达夫、姚楠、胡昌耀、关楚璞、黄葆芳、刘以鬯等文化名人都曾住此地。至于郁达夫新加坡三年间居住的真正建筑和单位到底在哪里，如今仍是众说纷纭。
文化旅游：郁达夫在新加坡事迹
曾研究郁达夫在新加坡事迹的学者诗人王润华（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资深副校长）认为，本地其实颇有文化旅游的条件，只是多年来迟迟未见有人倡议，将东西方文人墨客在新加坡的印迹化为文化旅游或普及教育的资本。
王润华以英国小说家康拉德、毛姆与新加坡的密切关系为例。他说，康拉德到访新加坡时常下榻莱佛士酒店，其代表作《吉姆爷》及其他作品都有新加坡的出现。康拉德常通过当时的邮政总局（富丽敦酒店前身）邮寄稿件。可惜长久以来不受官方重视，直到2004年，才在富丽敦酒店外立起一个小小的纪念碑。
此外还有五四文人老舍，1929年曾在新加坡居住近半年，任教于华侨中学。老舍不满康拉德小说把南洋描绘成“白人的毒物”，创作了以新加坡为背景的《小坡的生日》。
王润华说：“何不在华中立一个老舍雕像？”
他认为，新加坡历史上不乏世界级作家造访，这些都能吸引深度旅游的游客，但本地旅游业者与相关机构似乎没有这样的意识或兴致。
今年也是鲁迅逝世80周年纪念，民间与学界都相当重视，王润华正着手主编一本关于鲁迅如何影响东南亚的专书，内容涉及鲁迅的反压迫与反殖民面向，如何成为左翼文学的旗帜，在中国以外起到的作用。王润华认为，当时鲁迅在中国地位并不高，反倒是通过东南亚地区建立起鲁迅的崭新意义。
王润华打算完成鲁迅研究后，再回到郁达夫研究，重新诠释郁达夫在东南亚的意义，也希望借此影响现在中国学界对郁达夫的看法。
他说，现在回头看郁达夫，他在中国文化界被边缘化后，才知道应当做一个积极的文人。郁达夫来到新加坡，发挥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力。当时胡愈之、王任叔等左翼文人，都很敬重他这个“颓废”文人。虽然关于郁达夫的花边新闻不少，但他的社会贡献大，依然得到众人的尊重。
王润华1989年曾与老师周策纵到上海访问王映霞，当时王映霞否认南天饯别的故事。王润华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后悔当时没邀请王映霞重返新加坡演讲。
文艺主编：展现“动感”的副刊
郁达夫当年受胡文虎邀请到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文艺副刊《晨星》《文艺周刊》、星洲晚报的文艺版《繁星》、《星光画报》文艺版，同时兼编《星槟日报》文艺半月刊。
1940年关楚璞离开，郁达夫也曾代为主笔。
郁达夫刚上任不久便与新马文坛展开一场南洋文艺论战，他提出知名的“几个问题”，包括“南洋文艺，应该是南洋文艺，不应该是上海或香港文艺”，主张文学作品发扬地方性的观点，至今仍常为人引用。
对于郁达夫主编的文艺版，本地前报人、诗人杜南发认为，就版面而言，当时铅字排版的技术限制下，版面变化有限，不过在内容上却充分展现郁达夫的个人化风格。
杜南发说，郁达夫具有名人效应，新加坡从来没有这样级别的作家来当文艺主编。历代文艺主编都起到提携新秀的作用，但郁达夫因其名人身份，代表着某种文学观点与价值，使其对年轻文人的评价具有更非凡的鼓舞程度。
此外，郁达夫带着抗战使命而来，加上他个人采取主动编辑的策略，文艺版面上经常会看到他写的杂文和评论文章。在大环境的需求下，文艺版也成为时评文章的延伸板块。
因为郁达夫与中国文坛的密切关系，林语堂、许广平等名家的来信、作品才会在星洲见报。
杜南发说，因为郁达夫的身份特殊，他的编务以及文学观点便更具影响力，也带动了新局面。
谈及今天的文艺副刊该如何借鉴郁达夫的策略，杜南发认为当今文艺副刊编辑的色彩淡了一点，主要以刊登的作品来彰显文学观点。他说，郁达夫“个人化”的主编风格更像一种“动感”的副刊。今天资讯发达且分散，如果没有鲜明的旗帜，很容易被掩埋在资讯狂潮之下，郁达夫式主动编辑或可作为参照。
书法：郁达夫人如其字
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交友广阔。据故友回忆，他为人和善，爱喝酒打牌，不仅是文人墨客，许多歌星都慕名而来。郁达夫的书法在五四文人中相当有名，来到新加坡，求字之人多不胜数。据郁达夫在《星洲日报》的同事，已故老报人蔡建奕回顾，当年报社里电话响不停，许多是来求字的，郁达夫都一口答应。只可惜爆发战争后，许多墨迹都被破坏，流传下来的已不多。
大坡桥南路与海山街交界处，曾有一家星洲书店，匾额上即是郁达夫字迹，可惜书店现已不在。不过私人藏家中，还是能找到郁达夫墨迹。
杜南发便收藏一幅1937年郁达夫在厦门写给知名学者郑子瑜的字画。内容取自郁达夫著名诗作《钓台题壁》的名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多情累美人。
杜南发说，郑子瑜1937年南来，带着这幅对联到北婆罗洲，1950年代末移居新加坡，对联也来到本地。杜南发后来与郑子瑜多有来往，因缘得到转让，是他最喜爱的收藏之一，曾悬挂在报社办公室多年。
杜南发认为，现代文人书法中，鲁迅、郁达夫、周作人为佼佼者。郁达夫人如其字，无论字体外形或运笔都彰显个性。他形容郁达夫的笔性刚健，特色是瘦与硬，一如杜甫的诗句“书贵瘦硬方通神”。
本地诗人林方约30年前则在本地买到一幅郁达夫赠予黄曼士的七言律诗字画。诗作内容是郁达夫刚到新加坡时与文友结伴北上槟城游览所作。那次著名的旅行郁达夫还写下《槟城三宿记》与《覆车小记》。
林方说，文人字不同于书法家作品，文人字具有文人的风格，仿佛从小就流露出来。
林方年轻时也读郁达夫，他记得1957年左右第一次读《沉沦》，读他如何偷窥别人，那时候郁达夫还组织了创造社，开创了社会难以接受的文风。来到新加坡时虽已中年，且受肺病困扰，但始终烟酒不离手，到处风流。避难印尼时期，被迫担任日本宪兵翻译却暗暗帮助了许多人，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
另一方面，郁达夫也是本地“南洋学会”的创办人之一。
1940年3月，新马多名南洋研究的中国学者姚楠、许云樵、张礼千、郁达夫、刘士木、李长傅、韩槐准、关楚璞等人创办了“中国南洋学会”，后来改名“南洋学会”，活跃至今。
郁达夫故居在哪里？
马华作家温梓川在《郁达夫别传》提及郁达夫居住在“中峇鲁律24号3楼”，郁飞则在《先父在星洲的三年》中透露，他们当时住的是中峇鲁“22号3楼”，后来关楚璞离开新加坡，他们一家才又搬到22号2楼关楚璞原住的单位。
当年的大牌号码与今日有别，现有的22号与24号似乎都不是郁达夫的故居。后来经王润华考察，郁达夫应该是住在“忠坡路第65座组屋三楼的24号单位”。
不过，国家文物局2013年推出的中峇鲁历史走道手册却指出，郁达夫当时的居所为英云街（Eng Hoon Street）大牌54号，不过现在英云街上并没有大牌5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