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1100年与古人共赏 佛光寺千年夕照

80年前，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发现山西省五台山佛光寺。两人的孙子梁鉴说，今天的佛光寺与80年前没任何变化，与1160年前落成时的变化也不大。梁鉴形容，在这里你可以穿越回到1100多年前，体验古人站在佛光寺大殿前的感受，比如一个晴朗冬日的夕阳……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1901-1972）和林徽因（1904-1955）根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所著《敦煌石窟图录》第61窟的唐代壁画的五台山全景，见到每座寺庙下注有名称，佛光寺是其一。他们于6月20日与中国营造学社人员一同到山西省五台县豆村找到佛光寺。

几天后，眼力好的林徽因爬到梁柱上，认出大殿内四椽栿下隐约的墨迹，寺庙供养人宁公遇的名字得以与殿前经幢对照，方以经幢题年（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作为判断佛光寺实属唐代木构的力证。这是当年发现有题记的年代最早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佛光寺这一伟大发现，在什么背景下发生，又有何深远影响？

应廉凤讲座之邀，梁思成和林徽因（简称“梁林”）孙子梁鉴（又名“周志兵”，63岁）来新演讲“佛光寺的发现和中国营造学社”。他接受《联合早报》电邮访问时说，梁林和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在抗战前兵荒马乱的年代中，测绘并记录大量现存的古代建筑，目的是以科学方法构建中国古代建筑史。

梁鉴说：“发现唐代佛光寺，不仅是当时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木结构建筑，至今仍是规格最高，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最原汁原味的唐代建筑。其中唐代的题记，年代稍晚的泥塑造像和壁画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古代文物精华，其文化历史价值无法估量。”

他说：“佛光寺的发现，打破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境内已不存在唐代建筑的‘断言’，为书写中华民族的建筑史，树立一个标志性的样板。80年后重返佛光寺，回顾历史，随着时间消逝，发现佛光寺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愈加显现。”

梁鉴不是研究古建筑的，但身为文物发烧友、古铜镜藏家，十多年来跟很多古建发烧友朋友去过山西无数次，看古寺庙等文物古迹。山西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保存最多的省份，佛光寺可说是中国现存古代木结构建筑之最。他说，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佛光寺，与80年前梁林看到的几乎没变化，与1160年前落成时的变化应该不算很大，周围环境也几乎没改变，这非常难能可贵。

梁鉴形容：“在这里，你可以穿越回到1100多年前，体验古人站在佛光寺大殿前的感受，比如在一个晴朗的冬日下午四五点钟，夕阳照射在佛光寺大门内，照亮台座上的众佛像，香烟在光影中缭绕，钟鼓之声与僧众诵经相闻，虔诚的气息笼罩着整个寺庙和山谷……这是多数其他幸存古寺庙，特別是已改造成为旅游景点的地方感受不到的。”

梁鉴认为，今天讲梁林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种种成果时，往往忽视这都是在中国营造学社同仁持续努力的结果，其中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号桂辛，人称“朱桂老”）和文献部主任刘敦桢都是重要人物，梁鉴来新演讲时，会突出营造学社的贡献。

梁林为了了解宋代李诫的“天书”《营造法式》，展开佛光寺等考察工作。民初任交通总长及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对古代建筑和文献很有研究，自费刊印丁本《营造法式》，后印陶本，并纠集同好，自费组成“营造学会”。1928年，该社办中国古代建筑展览会，引起各界对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兴趣和关注。朱启钤在1930年组建“营造学社”，建立“法式部”和“文献部”，延揽梁思成、刘敦桢等学现代建筑的才俊加入，制订新科学研究方向，筹集资金等。

梁鉴指出，朱启钤认识到，仅从古文献学角度研究《营造法式》是不够的，必须改进研究方法，对现存古建筑遗存调查测绘，结合现代建筑学方法，才能真正搞懂古建筑的“法式”——即古希腊建筑中的“Order”，读通读懂宋代《营造法式》。

另一方面，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等为了搞清楚日本古代建筑的源头，自1901年起，对中国古建筑遗存进行大量田野调查，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也刺激中国学者采用科学方法研究本国古建筑工程文献和建筑史。

营造学社成立短短五年间，先后调查了全中国137个县市，2783座各类古建殿堂房舍遗物，详细测绘建筑206组，绘制测绘图稿1898张，被重新发现的珍贵建筑遗物，上起汉唐下至明清各历史时期都有分布，整理出清晰的中国古建筑发展脉络，包括许多名扬海内的古建筑如隋代赵州桥、辽代应县木塔、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梁鉴说：“没有朱启钤，就没有中国营造学社，也就没有梁思成、刘敦桢等学者日后所取得的成果——解读《营造法式》和构建中国古代建筑史。”

梁林发现佛光寺，在中国建筑史永垂青史，他们的方法对今天研究者仍有极强的启发与指导性。廉凤讲座另一位主讲人、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丁垚（39岁）最近去的四川李庄古镇，是梁林战争时暂居的小镇，梁思成完成佛光寺文章之地，也是中国营造学社旧址。

丁垚第一次沿着梁林足迹寻访佛光寺是2002年，此后带领的研究团队十余年来一直往返北方的田野考察，攻坚克难。丁垚在电邮访问中说，他在2011年带领香港大学师生前往考察，偶然发现佛光寺大殿现存唐代彩画痕迹中，未为前贤注意到的一些现象，如阑额上的“七朱八白”等，整理成的短文也是学界第一次对佛光寺大殿留存唐代建筑彩画遗迹所做的较完整介绍。

丁垚在接续调查中，辨识出一块金代初年（金海陵王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的重修牌，关系到佛光寺大殿建成后较早时期的一次重要维修，年代因此牌辨识出而得以确认。此牌位置虽很重要，但因字迹久远已模糊不清，故此前未被发现。他说：“如此之鳞片语的小发现，但都涉及佛光寺大殿唐代建筑的一些重要问题，由于该殿是现存唯一唐代高级别大殿，也是中国现存大型木构殿堂中最古老的一例，因此这样的线索牵涉到一些事关中国建筑史的大话题，还有许多谜题有待回答。”

在丁垚建议下，中国建筑学会主办《建筑学报》，组织一批新晋海内外研究者，将他们近年关于佛光寺的研究成果汇集，将于今年6月刊出。不仅佛光寺，其他唐辽宋建筑亦然，特别是辽代建筑独乐寺、奉国寺、华严寺、应县木塔等，都是中国现存千年古建筑中最为宏伟的杰构。

丁垚来新讲题为《放大光明：佛光寺与中国中古时期的佛教建筑》，引佛经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习语“放大光明”（描述佛陀在成佛以及涅槃前的两个光辉时刻），来形容佛光寺与中国中古时代晚期佛教建筑无比庄严的特色。“放大光明”在佛经之外，在造像、石刻、绘画，都有各自表现，建筑佛堂内也有，佛光寺大殿即是这样一个唐代例子。它不同于此前北方盛行的佛教石窟造像，而是以高级宫室建筑为蓝本，综合运用结构、雕塑与绘画，创造出呼应佛经文本描述的空间场景，体现当时高超的建筑技术与艺术水准。辽代奉国寺大殿（距今997年），也有“放大光明”场景的具体表现。

2001年在新加坡管理大学成立的“廉凤讲座”，创办人李廉凤参观过佛光寺，有过出资修缮佛光寺的想法。携伴同游的袁见是讲座筹委会灵魂人物，袁见以此讲座告慰李廉凤在天之灵，讲座之后告别筹委会。

主讲：梁鉴、丁垚

主持：杨茳善（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建筑与可持续设计系助理教授）

时间：2月18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3时至5时

地点：新加坡管理大学五楼Mochtar Riady Auditorium（81 Victoria street）

入场免费

报名网址：www.regonline.com/rediscoveryfoguangtemple1

报名电话：68085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