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带吟人生 潘正镭回归诗的初心

潘正镭20年前主编《作家的书房》,如今他也在自己的书房里与记者畅谈文学。
潘正镭20年前主编《作家的书房》,如今他也在自己的书房里与记者畅谈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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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正镭今年2月24日荣休,离开工作30多年的华文报,回归更纯粹的诗人身份。退休之际,他创作了《@62》,是一本诗集,也是一首长诗,以倒序的方式回顾62年人生,仿佛减法,回归初心。接受联合早报记者专访,潘正镭畅谈写诗理念,诗句中见历史,是生活也是人生阅历。

《作家的书房》里27位作家的书房,图文并茂,很珍贵。……因这本1996年出版的书而要求拍我的书房,又把我和早报副刊接续上了。一架电脑可收纳远远超过一间书房的藏书,但它永远不会是一间书房。——潘正镭

潘正镭出生于1955年,毕业自南洋大学。

1980年他加入《南洋商报》《快报》担任记者,先后出任《联合晚报》采访组副主任、《联合早报》副刊主任、《联合早报》高级执行编辑兼《早报星期天》主编、联合新闻部总编辑,以及《新明日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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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五月出版社出版的《8人诗集》。

成为新闻工作者之前,潘正镭已是文坛瞩目的新人,曾用笔名“蓝宇穆”发表作品,1975年与其他七位年轻诗人出版合集《8人诗集》。

潘正镭写诗不辍,1980年代起陆续推出个人诗集《告诉阳光》《赤道走索》《再生树》《天微明时我是诗人》《天毯》与《@62》。2012年获法国国家文学暨艺术骑士级勋章(Chevalierde l'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

潘正镭曾任《联合早报》副刊主任达20年(1988至2008年),推动文学文化不遗余力。他曾主编《作家与书房》一书,带读者走入柳北岸、潘受、方修、君绍等本地作家书房,谈书谈文学养成谈创作,留下了珍贵的文史资料。

这次采访,记者也要求到潘正镭书房一叙,勾起他许多回忆。

主持早报副刊 推动“作家与书房”

潘正镭家里客厅落地窗外可远眺武吉知马山,他说,雨后山林生烟,让人忘我,忘记自己原来还身处新加坡这座城市国家。

他的书房不大,三面书墙,一扇窗,一张大书桌,一张椅,一幅本地多元艺术家陈瑞献给他画的肖像。

那幅肖像亦是诗集《天毯》的封面图。

提起《作家与书房》,潘正镭反复嘱咐我记下当时文艺城编辑卢小珑、记者吴启基、黄向京、黄匡宁与摄影记者李白娟的名字,强调成书是当时伙伴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潘正镭说:“主持早报副刊时,我有很强的信念,报章必须主动走向我们的艺术家,把艺术家推向读者。《作家的书房》里27位作家的书房,图文并茂,很珍贵。你看,你因这本1996年出版的书而要求拍我的书房,又把我和早报副刊接续上了。一架电脑可收纳远远超过一间书房的藏书,但它永远不会是一间书房。”

他从架上找到1975年出版的《8人诗集》。封面是负片的设计,蓝色的基调加上红色的镜像文字,如今看起来仍感前卫。

八位年轻诗人——潘正镭、林也、丘静溪、郑英豪、望无际、陈来水、黄继豪与陈牧元——当年受前行者《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影响,聚首出版合集。潘正镭在《@62》诗集中,以《@1973》回忆这段年少对诗热情洋溢的往事(1973年倡议出版合集之始):“8个年轻诗人/负片显影/白鹤展翅/一种预言的姿势/宣告现代的转身”——第二、三句描绘的是诗集之封面;当记者问他,“现代的转身”是不是一种诗观的宣言,他形容自己不是“文学宣言目的论”的信徒,诗里形容的是一种身姿,一种年轻诗人的意气风发、自我期许。

潘正镭说,《8人诗集》出版时获陈瑞献的鼓励与祝福,其序文《鸟声婉啭》对他而言是一篇诗的教育。陈瑞献设计之封面以负片构图,正巧几年前潘正镭读到波兰诺贝尔奖诗人辛波斯卡《底片》(“你看来像鬼/试着去唤起活人”)时,亦扬起会心的微笑。

童年老家甘榜的记忆

潘正镭童年经历过物质匮乏、政治动荡的新加坡社会,但他始终感恩养育他的时代。他记得小时候不少左翼思想的大哥哥大姐姐到甘榜里主动帮小孩补习,如今他早已忘记那些意识形态斗争的内容,却始终记得,因为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他接触到许多书籍,并在一次次对话与辩论中磨砺思维。

他回忆越战,当年那些洋人士兵到新加坡度假,每晚“白沙浮暗夜洋兵的醉闹死生”,小孩隔天便趁早搜罗铜锡罐,换几个银角,买漫画来看。战争那么远又那么近,孩提时期的他记得的,却总是这些“不痛不痒”的事情。

谈种族骚乱的《@1964》,潘正镭一字一行写道:

“哈/末/家/和/我/们/家/家/家/心/急/如/焚/自/己/的/爸/爸/工/作/都/还/没/回/家”

——仿佛回返童年时代进入老家甘榜的那条窄道。

潘正镭记得当时村民在窄道上设“城门”,自我防卫。当时人人自危。

写诗时潘正镭强调“家”,通过两个小孩担心父亲的心情描绘时代氛围。

“我是战后婴儿潮的一代。成长过程中,尤其上世纪60年代,社会斗争、种族骚乱、边缘国家的战乱,我正当少年。由于生活环境和性格,虽然都沾点边,回过头来看,影响我最大的是1964年的种族骚乱。这一切,我下笔时,自我提醒,不以后来的认知去书写从前。对比那个激动的时代,我的诗句或显得不疼不痒,不过,那却是我实在的青涩日子。我的笔触是惜福感恩。”

追溯1989年 第四届国际华文文艺营

新加坡虽是小国,但在世界史中扮演微妙、特殊的角色,只要你仔细观察,便能发现新加坡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联系。

六四纪念日刚过,读到潘正镭写《@1989》的时候特别有感触。

他仍是一字字地排列,成站立和倒下,具有象征性的“L”字型:“我/用/国/际/华/文/文/艺/营/名/单/当/纱/布/包/扎/悲/痛/苦/候/两位手握新航机票的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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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第四届国际华文文艺营碰上六四事件,刘再复、王安忆两位中国作家无法出席。图为张大春给读者讲座,旁为主持周维介。(档案照)

这要追溯到1989年举办的第四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当时主办方邀请刘再复与王安忆到新加坡演讲。适逢六四爆发前夕,潘正镭与同事刘培芳、韩山元等人联系北京,只听到电话中刘再复孩子说“爸爸已离开家”,赶紧放下电话,担心电话被监听。潘正镭记得那时虽然明白刘再复两人若现身文艺营,将会造成政治问题,但心中始终牵挂对方安危。最后一行人在机场苦等,两位作家始终没有出现。

(刘再复当年因支持学生运动而选择流亡,19年后才首度返回中国。)

潘正镭说,隔届文艺营邀请王安忆出席了,之后也曾邀请刘再复,间中受到阻扰始终未能成行。

“刘先生反过来谅解和爱护主办方的气度,在文艺营停办前,都彼此无缘,是大遗憾。这首诗,要纪念这一段。”

潘正镭1988年至2008年间担任《联合早报》副刊主任,和同事一起策划主导几届国际华文文艺营与金狮奖以及名人座谈。知名作家莫言、陈映真、李欧梵、也斯、蒋勋、张大春等都因文艺营与新加坡结缘,金狮奖也培育了一代本地华文写作人。如此发光发热的时代,教不少年轻文艺爱好者向往不已。对此,潘正镭说:“国际华文文艺营和金狮奖在那个非常的年代的确扮演了角色。黄金期过了,就过去了。年轻人向往,该是对现状的一个回应吧。每一个特定时空都不一样,做比较,意义不大。”

《@62》记录潘正镭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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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出版的潘正镭诗集《@62》,倒带人生。

创作永远离不开作者的过去与现在,《@62》记录了潘正镭的人生经历,感怀父母、纪念郭宝崑、旅行感触、感恩报章读者善行、新闻工作背后的故事……一如他自己说的,每一首诗展开来都是几千字的散文,但潘正镭是诗人,自然选择诗。

关于这本诗集的创作,潘正镭说:“我认为人年轻时凡事用加法,到了一个年龄后逐渐用减法。这么想着,老子‘能婴儿乎’这句话跳进脑海。老子讲的或是一种至无为而为的人生状态,我却挪用来作为写这一本诗集的指引。”

对潘正镭来说,创作者也必须时时刻刻像一个新人一样。借此,他进一步回应前面提到的“诗观”问题。

潘正镭显然对“诗观”一词相当不以为然,他说:“任何争议最后都在时间过滤后,转成‘文化遗产’,留给了图书馆和学术论文,仅真诚的作品为读者所一再阅读。‘诗观’云云,偶读诗人的三两句就罢了,刻意为之没意思,也不是创作的鸡精。对我个人来说,创作之‘求新’,这个新也是心。”

他忆起几年前随报业篮球队到中国长春,参观艺术馆,观看非洲马德孔族木雕馆时的启发。他说,马德孔族人雕刻时,观天看云,搜索灵感。那过程让他不禁默念起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潘正镭说:“云,即是内心,要靠自己往内去追寻。你真的上山,只有迷途。那个童子,不就是诗人本身。修心方能求新。我有首诗《锡金湖》,写散步湖边时,风,突然停止,湖光天地倒影,澄明一觉。我写道:‘风终于明白,不歌唱也是施舍’。你对大自然的母亲,怀有深深感恩。庄子有秋水篇之训,人岂敢说创出大千世界未曾有过的新。一个心念,写一首诗,就算聊表敬意,给大千挂个彩带吧。”

给自己签发“天朗护照”

今年2月退休后,潘正镭仍每周与球友切磋,活络筋骨。

潘正镭是个篮球爱好者,球场上,他可是三分球高手,准头让对手鞭长莫及。自小打篮球,他都是队里最瘦小的那个,因此在外线练就了高命中的能耐。最近朋友又给了他“Uncle Curry”(NBA金州勇士队的柯里是当代三分神)的外号。

退休至今他也参与了不少本地文艺活动。刚过去的新加坡书展,他与诗人杜南发、创作歌手黄宏墨、导演邓宝翠一起谈本地诗与乐的故事。上周五他与杨厝港阅读会的朋友交流,和会员们一起写作诗歌,以参加来临的“百盛艺术节”。

下半年,潘正镭计划和家人到阿拉斯加旅游,之后再和朋友游北疆。

收在《天毯》里的两组诗《不丹行》与《飞鸟又集——向泰戈尔致敬》便是出国有感的“心旅之作”。《@62》的最后,潘正镭给自己签发了一本“天朗护照”,他希望接下来能继续拓展这方面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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