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际艺术节（SIFA）上周落幕。SIFA首四届请得本地知名剧场导演、文化奖得主王景生担任艺术总监。王景生的品牌效应、艺术取向，激起艺术圈讨论，他与政府之间的角力，也让SIFA总是节外生枝。对于自己与团队四年来的表现，王景生打90分。
新加坡国际艺术节（SIFA）上周圆满落幕。
2012年，SIFA前身新加坡艺术节结束历史任务，两年后SIFA接棒上演。
首四届SIFA请得本地知名剧场导演、文化奖得主王景生担任艺术总监。他在任期内引荐世界各地艺术家，每年根据主题策展，从“遗产与经典”“后帝国”“潜力”到“着迷”，并通过艺术节前导节目“大众学堂”策划互动性节目。
今年SIFA在数字上再创新高，共21万8000人次参与，售票节目达85%售票率。
SIFA首三届观众人次从2万2000人次，6万2000人次，到21万8000人次，数字持续增长。值得一提的是，SIFA前身（新加坡艺术节）曾于2004年创下91万6700人次纪录。
王景生的品牌效应、艺术取向，也激起艺术圈讨论，王景生与政府之间的角力，也让SIFA看起来总是节外生枝。
王景生为SIFA四年表现打90分。今天，让我们结合各方意见，总结王景生四年任期，也展望下届艺术节。
王景生不满作品临时遭撤换
王景生担任艺术总监的四年间，其独特艺术眼光，议题性的策展取向，的确为本地营造不一样的艺术氛围。
他敢怒敢言的作风，也让SIFA戏里戏外兼具话题性。
2014年SIFA刚起步便传出王景生与当时的搭档——原艺术节公司执行总监李楚琳闹不合。不久后，艺术节公司与旧国会大厦有限公司合并为艺苑公司，承办SIFA。李楚琳也于去年离职，由马丁（Sarah Martin）接替。
除了与搭档闹不合，王景生在位期间也与政府诸多摩擦。
2015与16年，SIFA都发生作品临时遭撤换事件，引起王景生强烈不满。
前年“大众学堂”的两部电影——智利导演帕布罗·拉雷恩（Pablo Larrain）的《杀手夜狂热》（Tony Manero）与法国导演尚—佳布里耶·勒佩里欧（Jean-Gabriel Periot）的《青春舞曲》（A German Youth），因拒绝媒体发展管理局删减暴力场景与性相关场景的要求，临时撤下。
去年，伊朗摄影师塔瓦卡莲（Newsha Tavakolian）作品展的15张照片，因含“与恐怖分子相关组织的成员照片”，在开展前三天被媒发局告知不得展出。艺术家最终以黑纸代替被禁作品。
几年来王景生也不断批评本地分级制度。去年米罗·劳（Milo Rau）的《五个小故事》（Five Easy Pieces），由七名八至13岁的儿童主演，探讨儿童如何面对权力关系，在欧洲多国演出时没分级限制，但新加坡媒发局最终在开演前评级为R18。王景生当时在面簿回应：“演出这作品的最强理由已被消磨殆尽。”导演也表达他的失望。
今年SIFA圆满落幕后，王景生陆续接受媒体访问，多次论及本地审查制度。英国《卫报》甚至打出耸动的标题：“王景生：我担心一旦我卸任，他们（政府）就会惩罚我”。王景生也对《海峡时报》表达他的失望，认为艺术仍挣扎着寻求独立。
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王景生多次批评这些年来太多无关艺术的、政治性的事件困扰着艺术节，即便挑战重重，王景生还是给他和团队打了90分。
“现阶段来说，我们已成功让艺术节在两年空窗后恢复其声誉，并且是国际性的。”
王景生认为，一个艺术节被“摧毁”（destroy）两年后，不可能马上重建，必须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庆幸的是，他获得国际艺术圈的支持。
“这是个英语、华语、马来语或淡米尔语的艺术节都无所谓，只要你把它建起来；而我们做到了，《画室》就是证明。我们花了四年，终于以新加坡剧团制作的华语剧为开幕节目。第一年无法为之，但第四年我们办到。你必须继续朝目标前进，重建新加坡的艺术景观。”
“小众”与“精专”的说法
四年来对SIFA最大的批评，莫过于王景生“小众”与“精专”的取向，王景生认为这样的评价不可理喻。
他如此回应：“你知道吗，在很多国家，若有10%人口对艺术感兴趣已经很多了。新加坡有约600万人口，10%就是60万。今年我们的观众有21万8000人，这已是10%人口的三分一。我相信艺术节会达到这个目标，但不认为有一个艺术节能够是全民的。我认为，政治家为艺术设定的目标太高了。不是每个人都对艺术感兴趣，就像并非人人都对科学或体育感兴趣。对我而言，10%人口已是顶限。妄想艺术只有当600万人都感兴趣时才有相应性，那真是荒谬至极。”
王景生认为，五年时间能创造出好作品，但不足以改变新加坡的风气。
“政治上我们是遵从者，我们没有太多意见，也不对抗政府的立场。我们对SIFA的理解是要将认同感交给观众。但或许这只能在10年之后，当观众能思考‘任命艺术节艺术总监的条件为何’与‘国家级表演艺术活动的角色为何’的时候，才能办到。”
王景生强调，艺术并不是奢侈品。他说，自小他就被教育艺术是奢侈品，今天人们则指责艺术是精英主义。不过他相信，艺术让人们更加优雅、仁爱。王景生说，仍有人扬言艺术不重要，在新加坡艺术界服务30年之后，他震惊于艺术家仍得为这最基本的问题抗争。
艺理会回应
对王景生这四年来的贡献，艺理会理事长陈慧（Rosa Daniel）表示感谢。她认为王景生通过新委约创作，在艺术上勇于拓展疆界，为观众带来新体验。
陈慧说：“SIFA是顶尖的国家艺术节，必须展现我们多元艺术的卓越成就。我们也要让更多新加坡人有机会接触、欣赏到本地与国际艺术节目，进而受我们蓬勃的艺术景观所启发。通过与本地艺术社群，以及主要文化机构如滨海艺术中心的合作，艺理会相信艺苑公司会成功拓展观众群，同时与现有观众有更深层的交流和对话。”
艺理会答复本报时也表示，艺理会目前已与艺苑公司沟通，希望来届艺术节建基于过去四年的艺术成就，向各阶层人民推广艺术，同时深化本地艺术家、艺术团体的合作关系。艺理会有信心，在艺苑公司与新总监戈拉夫（Gaurav Kripalani）掌舵下，来届SIFA将谨记2013年本地艺术社群检讨艺术节所提出的理念，完成它的目标。
新加坡艺术节创于1977年，向来由政府部门直接领导。因票房下降、节目策划的争议等问题，新加坡艺术节于2013年停办一年，政府成立17人艺术委员会全面检讨。提呈报告后，艺理会接受委员会建议，成立一家独立公司，任聘艺术节总监，全权负责艺术节的策划与管理。委员会当时提出，“要通过优异的艺术体验启发不同源流观众”。
王景生之前接受《海峡时报》专访时曾抱怨，2014年SIFA豁免申请艺术娱乐执照，但2015年起，却须年年申请，这导致他无法放手策划艺术节。
对此，艺理会表示，它将探讨从2018年起，艺苑公司能否申请豁免。
艺术节的国际性
受访者对艺术节的国际性有感。
演出顾问公司CultureLink执行及艺术总监吴青丽，曾担任过艺术节总监。她说，要以三言两语来评价艺术节及节目不容易，因艺术节牵涉太多层面。尽管她不常在本地，但观看的SIFA节目多数让她享受。“我欣赏王景生的艺术冒险精神和节目选编，有些节目对我来说别具意义，比如Robert Wilson、Michael Nyman、Bill T Jones、伦敦小交响乐团等，是我当年任艺术节总监时带进新加坡的艺术家和团体。王景生也为本地委约作品创造空间，我对能有机会在艺术节上与玩具钢琴家陈灵共同制作《珍奇屋》感到开心，整个艺术节给作品提供的温暖和支持氛围令我欣慰。”
本地作家、音乐工作者黄嘉一的观察是：“我想王景生的艺术节重点在于‘国际’二字，邀约外国前卫团体访新演出，突破语言禁忌，‘Geminal’以法语演出，《特洛伊妇女》以韩语演出，意图让新加坡变身为一个国际前卫节目的舞台。”
戏剧盒艺术总监、官委议员郭庆亮认为，王景生主导的艺术节有国际视野，他说：“艺术节通过一个主题，把不同区域的创意演出带来，也把新加坡作品纳入，成为一种集体关注。”
他认为，看SIFA似乎是在与许多不同区域的艺术家做一种集体的关注，唯关注方法和切入点各不相同，展现出的形式和内涵也不同。所以他称这个艺术节既有即时性，也有前瞻性。
他更说：“SIFA也受到国际的关注，我在不同的地方都听到许多剧场工作者对我们的艺术节有很好的评语。”
“大众学堂”的可能性
国际节目不仅让SIFA成为本地观众了解世界艺文趋势的窗口，意念前卫的海外艺术家和作品很大程度上刺激思维，引领思考，有些主题本地艺术工作者尚未尝试，有些作品形式在本地显得有挑战性，比如英语剧《我身边的一切》，邀观众和艺术家同床分享私事。
舞人舞团艺术总监郭瑞文对SIFA在挑战社会与体制中既定思维的努力，给予极大肯定。他说：“我觉得不管个人喜好和立场同意与否，站在希望有一个更人性化更先进与进步的社会的角度而言，我们都该给予艺术家的尝试支持。”
讲述儿童面对权力关系的《五个小故事》，是郭庆亮印象最深刻的作品，实验精神浓厚的“大众学堂”也得到郭庆亮喜欢，“‘大众学堂’如果长远做下去，有无限的可能性。”
吴青丽尤对SIFA营造的亲密性印象深刻，两到三个月里，节目“小分量”释出，并非如以往，三到四个星期内密集推出；她另注意到不少作品在中小型剧场内演出，有的节目场域甚至设在住家客厅，避免使用滨海艺术中心等大型展演空间。
吴青丽说：“SIFA对特定主题的坚持，有助观众构建理解和参与感，富有教育意义的‘大众学堂’进一步拓展和传达这些想法。若王景生的目标是创造更多空间，提升深化公众的参与感，也为艺术家和观众制造更深层的互动空间，那他显然成功了。”
未来艺术节 应重延续性
SIFA的前卫风格，可视为放权给观众，观众在艺术作品的选择上似有主导权，面对前卫、小众节目，也更从容自如，与艺术直面的过程也是认识自身的过程。
黄嘉一自言从小接触表演艺术，看表演成为生活内容的部分。“之前的艺术节更重视大众化，SIFA更突出个性与前卫。现代社会，是多元、个性化的社会，王景生完全可根据自己的品味，放手选择和制作节目。作为观众，每一个人肯定也按照自己的认知、审美、条件，决定进场与否。”
国大戏剧系毕业的教师黄思莹四年来每年都观赏不少SIFA节目。她在大学时代接触王景生作品，但并非其追随者。比起王景生的作品，黄思莹对王景生策划的艺术节更感兴趣。王景生喜欢挑战观众，黄思莹认为这些概念化的作品品质高，很难在本地观赏到。
“大众学堂”一张通票能观赏多部电影、纪录片、讲座、展览、小剧场和音乐会，相当划算，也扩大受众。黄思莹印象深刻的是前年的“Dance Marathon”，巧妙调度丹戎巴葛火车站空间，大堂、轨道都成为舞台，舞者、投影、声音装置和戏剧化呈现，很能激发思想撞击。
第一次观赏SIFA的艺术爱好者白抒玉也对“大众学堂”赞不绝口。她参加其中一场“大众食堂”，到“私人厨师”杨伟德（Jeffrey Yeo）家中做客，品尝私房菜之余，听大厨分享他收集食材、融合新加坡与西方风味的烹饪经验，求知欲与食欲都得到满足。
白抒玉认为这类节目很吸引人，此外她也借通票看了六部电影。
她发现观众以30岁以下居多。她相信艺术节若能成功吸引年轻人，有利于本地艺术发展。
个性化艺术节不一定小众
当然在艺术领域中，前卫相对的是传统，小众比照的是大众，多面可被解读为失焦——艺术的一体两面，任何艺术家和作品都无法回避。
SIFA作为国家级的艺术节，欲戴其冠，必承其重，王景生艺术节是否具有“全民性”这几年一直备受热议。诚然，新加坡目前艺术节庆名目、种类繁多，艺术节的作用和影响是否被稀释？在编排上是否有剑走偏锋倾向？
黄嘉一说目前新加坡的艺术节庆丰富，M1艺穗节，滨海艺术中心的华艺节、舞蹈节等，他都是常客。“我超喜欢华艺节的《狂揪夫妻》与舞蹈节“da:ns系列”的《吉赛尔》《睡美人》等，很遗憾，我反而不能在SIFA找到让我惊艳的体会。”
他另说，以今年节目《特洛伊妇女》为例，观众必须完成多重解码。“我得先了解特洛伊的故事，这故事与韩国的瓜葛，以及韩国传统说唱的基本特色；另外我还要被说服：王景生懂得韩语吗？作为导演，他怎么与韩国剧团有效沟通？引用韩语作为创作元素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何在？为看一场演出，要做这么多功课，我有这时间条件吗？”
SIFA因其“专”，让他觉得为免混淆，可冠其他名称，如：前卫空间艺术节。黄嘉一认为“个性化”的艺术节并不带贬义，也非只吸引小众，维洛纳歌剧节、华格纳歌剧节都是专精又吸引大众的好例子。
每年特地从香港飞赴新加坡观赏SIFA节目的英语教师吕佳琪说，“个别节目专得特别精彩，比如去年的《惊园》，钱熠用昆曲唱词演唱的歌剧相当有新意！但我不得不承认，新加坡的SIFA，我每年只有少数几部想看的作品，而香港艺术节，我的选择更多，香港艺术节虽大众化，艺术性也不低。”
郭瑞文表示这几年SIFA出现过一些生涩的作品，比如他本身也看过2015年王景生执导的《国界跨越者的奇异冒险》，但总体上艺术节作品的前瞻性以及质量把握还是非常到位，应给予肯定。“我基本上理解部分人可能希望增加一些主流节目，但我也期待实验性的作品还是有存在空间。”
推广和宣传可投入更多
作为专业剧场人，郭庆亮坦言SIFA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有点小众。“但我们不可以希望每个艺术节都是要吸引大众的，如华艺节的策划方向和口味就比较大众化。”
SIFA较长线的展演方式，让吴青丽觉得这个模式挑战的就是“艺术节”本身的定义和概念，因为SIFA已转化成一个更长期的演出季。
她说：“这种不密集的步调，引发公众不同的动力和回应方式。与传统的艺术节喧腾热闹相比，SIFA改变了其行销策略及观众态势。我的推测是现行模式培养了层次更深的小众型观众，比如一小群更有关注度和凝聚力，看更多节目的观众；以往艺术节造就的则是比较广博的观众面，观众人口数量上较大，回座率相对低。”
木制艺术品创作者牛宗睿指，SIFA在推广和宣传可投入更多。“如果没有传统纸媒的报道，我很难在其他渠道上得到明确消息，其网站设计得对一般入门观众也欠友善，比如分类欠明确，一般人还是想知道节目属性到底是戏剧、音乐或舞蹈，似是而非的介绍很考验理解力，让人却步。”
黄思莹则认为SIFA仅面向某特定群体，作品也以戏剧为主，观众来来去去都是同一批人。
至于有人批评SIFA本地委托创作表现差强人意，黄思莹推测，这很可能是本地艺术团体面对难得的经费时，雄心过大，适得其反，不过她很赞赏九年剧场的创新精神。
此外价格也是观众考虑的一大因素，对比“大众学堂”，黄思莹认为主艺术节的票价颇高，学生票不够低廉，让人却步。
鼎艺团助理指挥王德励则认为四年来SIFA音乐节目偏少，因此兴致缺缺，他甚至“习以为常了”。不过像吴蛮、Kronos弦乐四重奏等名家，对音乐爱好者来说还是非常具吸引力的。
平衡各方诉求
郭瑞文确实感到SIFA这几年国际地位有所提高，他相信这也应是接下来的挑战——如何具有持续性，因与其直接相关的便是艺术总监的轮换。
艺术总监有其任期，要如何保持延续性，让艺术节不受干扰甚至陷入险境？在吴青丽看来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她说：“我希望2013年的停办不会再次发生，艺术节到2017年毕竟已进入第40年，我相信对艺术节历史的研究和重视，对未来发展都是宝贵经验。从这个层面上看，我们应该把目前的艺术节视为过往的延续，而非如王景生似乎透过艺术节更名来意味，这是一个全新的艺术节。”
刚卸任的总监王景生对下任的谏言则是：请相信艺术能够无碍沟通，也请相信艺术家。
他说：“政府不需要管制艺术家，也不应怀疑艺术家是麻烦制造者。”
今年SIFA节约开支，仅使用375万元。去年与前年的预算则是约550万，前年也因SG50获得额外拨款。王景生表示，前两年SIFA善用所有预算，今年则有所保留，希望能让下届艺术节有更好的缓冲资源。
对于艺术总监轮任，黄嘉一的观点是：一个艺术节要建立口碑，必须有足够积累。目前艺术节总监四年一任（记者按：新任总监戈拉夫任期为2018到2020共三年），新任总监不一定会延续前任总监风格，如此，艺术节方向是否会摇摆不定？艺理会本身应该有长远规划，要明确：将打造一个怎么样的艺术节？对在任艺术总监应有具体说明。
黄嘉一亦建议：“艺理会不妨考虑除了赞助经费，是否能以办工作坊，公开遴选节目，设新加坡主题创作比赛和新加坡社区驻地写作计划等方式，引导本地个人与团体的提升。”
另一方面，黄思莹相信，新任总监会带来更主流化的节目，面向不同于王景生艺术节的艺术观众。白抒玉则希望来届艺术节引介作品时，能在重量级艺术家与新晋艺术家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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