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录，谁记录？ 他们延续新华文学反侵略传统

抗战文学一直在新加坡华文文学占有重要地位。最近这股“抗战文学热”又悄悄兴起，除了文学期刊推出抗日文学特辑，本地历史小说作者也出版二战历史长篇小说。

对于“二战文学”书写，作家希尼尔说：“我不记录，谁记录？”

在新加坡华文文学史上，抗战文学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令人注意的是，最近这股“抗战文学热”又悄悄兴起。首先是书写文学协会最新一期的《书写文学》期刊，推出“抗击日本侵略文学特辑”；本地历史小说作者饶伙发，也刚于今年6月出版《太平洋战争之南洋烽火》与《南洋谍影》两部二战历史长篇小说；作家怀鹰不久前刚完成的长篇小说《武魂》，也以日军侵占为背景，写马来抗日英雄阿德南（一般也叫阿南）。另外，新加坡二战历史研究会连同本地多个文学团体，在8月间举办一场“二战与文学”专题讲座。

《书写文学》的“抗击日本侵略文学特辑”由伍木策划组稿，他说：“今年2月，旧福特车厂二战展览命名风波之后，书写文学协会会长张挥就请我为《书写文学》编组‘抗击日军侵略文学特辑’。我向文友邀稿后，反应热烈，作品有小说、散文、散文诗、诗歌、旧体诗、评论等体裁，包括老作家旭阳的散文诗《一个老汉的故事》讲述南马柔佛一对抗日父子的悲剧。”

书写文学协会会长张挥说：“我觉得新华文学前辈作者，这方面的著作给我们留下珍贵的历史和文学的记录。编辑这一特辑，是希望年轻华文读者不要忽略这一时期文艺作品所反映的时代气息。我始终觉得，我们的文学有我们南洋风的特质，是中国大陆港台的文学所不具备的。”

怀鹰的《武魂》长约12万字，他说：“有人认为，抗日是华人的事，但我不这么认为。抗日是全民的行动，抗日英雄也不仅仅是华人，只不过以华人主导。在日本侵略新马时，所有人都蒙受其害，因此我兴起写这方面的作品。有关于马来族、印度族或欧亚裔人的资料十分匮乏，直到在网上读到一首写马来英雄阿德南的诗，我想写马来抗日英雄的念头又燃烧起来。”

怀鹰说：“阿德南的壮烈牺牲，至今都找不到尸首。据知，新马华文文坛上，这是第一部写阿德南的长篇小说。马来文有过一部，薄薄一册，没翻译成华文。完成这部小说，是我对阿德南的最崇敬献礼，它应该让所有人知道。”

获得国家艺术理事会写作津贴的《武魂》，花了一年时间完成，作者三次去坐落在巴西班让的鸦片山战役纪念馆（Reflections at Bukit Chandu），到雪兰莪加影做实地考察。怀鹰说：“阿南率领最后仅存的46名马来战士，死守鸦片山，全部壮烈牺牲。在纪念馆能如此近距离接触阿南，与他的塑像合拍，感觉跟他很亲近。我也详细观察周围环境，鸦片山下以前是胶林，附近是英国人的庄园和油库，现在全部改观了。但是站在纪念馆前，仿佛可以听见隆隆的炮声，飞啸的子弹，马来战士坚持到最后一刻……我觉得非得把它写下来不可。”

《南洋谍影》及《南洋烽火》作者饶伙发说，这两部小说原是作为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故事一起创作，他说：“由于马来亚、新加坡的部分与我们关系密切，我决定以更故事化的方式写成独立的小说，让读者认识先人奋斗的历史，以史为鉴。”

说到《南洋谍影》（15万字）与《南洋烽火》（23万字）的创作动机，饶伙发说：“文学与历史是我向来的兴趣，由于深感新加坡新生代对历史的认识相当浅薄，容易对时局做错误的判断，尤其是对战争的严重性认识不够。其实，太平洋战争就是最好的教材，整个战争过程的残酷性是前无古人，我虽然是战后才出生，读了这段历史，心情十分沉重，很希望把自己所懂的历史与人分享。”

怀鹰坦言，写作《武魂》最大的苦恼来自收集资料。纪念馆的资料零碎，网上的资料也少，他特地去了阿南在雪兰莪加影的家乡。怀鹰说：“阿南当年住过的乡村已不存在，但他曾经在镇上的中学读书。我就在镇上溜达，感受一下环境和气氛，观察街市，想象他在这里活动的情形，心里有了个底。”

怀鹰透露：“我在各个章节之前或之后，加插了十多首马来班顿。我在中学时很喜欢班顿，用汉马字典‘翻译’班顿，然后加以改写，竟然‘写’了十数首。小说的班顿有些采用网络的资料，稍加修饰，有些是我自创。这么写的好处在于增加小说的趣味，在某个程度上能切合人物的心理诉求，尤其是面对爱情麻烦，灾难和生死抉择时，班顿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

怀鹰说：“我也用了魔幻手法，创造了一个白衣武士，这当然是不存在的‘人物’，但历史上有所记载，他率领村民对抗英国人，死后变成一块‘石头’，灵魂寄身在石头里。他有一把武士刀，杀人于无形……有关他的一些传说，也在小说里出现，并且与阿南发生‘关系’，出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其他如梦境，杀黑熊，日机轰炸，日军打进村子，阿南慷慨就义等细节，我都利用了魔幻手法。”

《南洋谍影》主要是以日本侵略马来亚和新加坡为背景。饶伙发说：“日本的占领过程相对顺利，占领后对华人的残酷杀害，留给这片血泪斑斑的土地永恒的伤痛。日本能够稳固地统治马来亚、新加坡，直至投降，是与著名间谍莱特有密切的关系，为了加强小说的故事性，小说以莱特为主角，描述马来亚、新加坡被占领前后的历史，包括英国与马共的恩怨，马共与日本的仇怨，以及莱特扮演的三角关系，最后原形毕露，恶有恶报。”

饶伙发为了写《南洋谍影》及《南洋烽火》，每天在国家图书馆和各区的分馆泡了两年多。他说：“由于关于莱特和马共的资料十分有限，须要综合各种片言只语，进行合理的推测，因此，《南洋谍影》只能是文学作品而不是正史，希望将来史学家能够为我们整理出权威性的正史。”他也说：“新加坡是小国，经济上没有天然资源，军事上缺乏战略屏障，生存不易，和平对我们国家十分重要，希望这两部小说能启发读者珍惜和平。”

饶伙发说：“ 《南洋烽火》是演义日本利用法国、荷兰亡于二战，英美两国又穷于应付德军的有利时机，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夺取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开战初期日本节节胜利，基本上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和范围广阔的太平洋岛屿。然而，由于战线太过辽阔，远超过日本的防卫能力，结果，当美国重振雄风后，日本就败像毕露，直至本土被战火毁灭，只好投降以结束战争。

伍木多年来从事新华文学研究，在他看来，“新马华文文学从1919年萌芽那一天起，便以反侵略与反封建意识作为实践主轴，正如方修所说：“马华新文学是贯串着反侵略反封建的基本精神的。”

伍木说，自1950年代以来，从苗秀的《火浪》、赵戎的《海恋》《在马六甲海峡》《芭洋上》等新华作家的作品开始，抗击日本在二战期间侵略新加坡和马来亚一直是新华文学的母题；至1970年代为止，包括李过的小说《昭南岛的故事》在内，这个时期的抗日书写，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兼而有之，内容偏重于展现日军杀害手段的残暴无人道，以及普通百姓在铁蹄下所过的悲惨生活。

另外，范北羚的一组军旅诗歌《战尘抄》则写于1940年代日军占领新马期间，二战尚未结束时。

他说：“1980年代和1990年代，在洪荣狄《高墙下》、希尼尔《退刀记》和《横田少佐》、艾禺《一口井》、林锦《血胎》和林俊欣《寻骨》等人的继承下，这种母题的书写脉络仍然明显可见，只是在体裁上以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为主，内容也转向退休日本军人对战乱时期的暴行的忏悔，以及日本新一代对二战时期日军南进的反思。”

伍木也说，“1980年代新华新生代作家所写的日军入侵新马时的暴行的角度，在很大程度上与1960年代本地作家所写的有所不同，前者在回顾历史批判讨伐的同时，兼带有理智而客观的分析，后者则更多的是直接且严厉的鞭挞。”

伍木说，战争带给人民灾难，也给作家提供了创作源泉，带来创作动力，在战后的70多年里，新加坡华文文艺界书写二战文学的老中青三代作者的人数之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从1940年代的刘思、姚紫等；1950、60年代的苗秀、赵戎等；1970年代的李过，还有1980、90年代的希尼尔、洪荣狄、艾禺、林锦、林俊欣等。

此外，曾经创作过与二战题材相关的文学作品的新华作家还有诗歌方面的柳北岸、长谣、古琴、成君、范北羚、曾泓、梁钺、钟祺、伍木、蔡志礼、邹璐、蔡家梁、林也、张挥、高阳等；散文方面的连士升、周颖南、骆明、刘蕙霞、凌江月、张曦娜、君绍、黄今英、李向、秋莹、李金龙等；小说方面则有谢克、陈美华、怀鹰、李选楼等。

在1980年代以后的二战书写中，希尼尔可说取材二战最多的其中一位，他有关二战的微型小说，除了写于1980年代的《退刀记》和《横田少佐》之外，另外从1990年代至今，又写了《认真面具》《异质伤口》《新春抽奖》《其实你不懂我的伤！》《寿司》《遗物》《角色》《丹那美拉的潮声》等作品，其中《退刀记》和《横田少佐》流传甚广，赢得好评。

希尼尔说：“新加坡自莱佛士登陆至今近200年，最苦难的日子应该是日据时期，这段日子是应该记录下来的。”

希尼尔说，他之所以一再取材二战这段历史，也因为深受母亲影响，小时候母亲常向他提起战争的苦难与生活。

他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二战后出生的一代，经历的最多是战后余波，但我们的父祖辈都深受其害，到了1980年代，由于日本的经济奇迹，政府也鼓吹起向日本学习，渐渐的，有关日本侵略这一段历史似乎要渐渐被人淡忘，作家们以文学的方式，将史实故事化，记录下这段将被遗忘的历史是件好事。”

对于“二战文学”书写，希尼尔说：“我不记录，谁记录？”

作家流军在1980年代末写的《赤道洪流》，先在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以《曙光》之名在小说版连载，在新加坡出版成书之后，又被收入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精品系列”。

《赤道洪流》故事中八九个主要人物如田雨丰、薛培农、何义、邓良等都是抗日军和马共。

流军说：“日军进驻我的家乡边佳兰时我才两岁。当时我家在森林边缘，父母割胶和务农。当年，日军在新加坡登陆时遭守在阿妈宫海边的星华义勇军（即抗日军）顽强抵抗。三天后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大部分抗日军离开新加坡，渡海潜入我的故乡边佳兰森林。"

流军说：“我父亲、哥哥以及邻居都是抗日军的支持者，因此我们那个村子就成为抗日军的民运站。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军把武器藏在村子附近的森林里。1948年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马共回到森林，我们住的那个村子又成为抗英游击队的联络站。长期的耳濡目染，我对抗日军和马共的活动、生活甚至战斗都了如指掌。那些人那些事已深深地烙在我脑里。进了中学，喜欢文学，抗日军的故事就成为我一直想写的题材。”

伍木说：“希望有识之士能够把本地作家的二战文学作品化零为整，以选集的形式收集成书，让一般读者作为阅读材料，甚至可以为教育部中小学课文提供教材来源，同时让文学或者历史研究者方便从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工作；这个工程，将是我们留给后人一个既重要且浩大的文化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