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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新加坡文化奖两得主 多元文化碰撞出创作能量

罗伟伦(左)与扎马尔·杜吉敏是今年的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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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文化奖得主一位是作曲家一位是诗人。

作曲家罗伟伦是新移民,上海、北京、香港与新加坡这四座城市串联了他的一生。90年代来到新加坡后,他为新加坡华乐团创作一系列南洋风作品,成为新加坡声音一大代表人物。

马来诗人扎马尔·杜吉敏(Djamal Tukimin)则出生于战后的新加坡,少年时期经历新加坡马来文化最辉煌年代,他写出多首代表新加坡马来社群人文思考的诗作,在国际马来文学圈备受尊敬。

“没有新加坡华乐团的平台,我写的东西也只能封存在家里。”——罗伟伦

罗伟伦:人生像游牧民族

22年前,年过半百的罗伟伦从香港移民新加坡,误打误撞进入了他创作的盛年,这是学习西乐作曲的他从未预料的发展。

“没有新加坡华乐团的平台,我写的东西也只能封存在家里。”

回头看自己的人生,罗伟伦形容自己好像是个游牧民族。

罗伟伦1944年出生于上海,1956年考入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1967年大学毕业后为北京电影乐团作曲,1980年才只身到香港闯荡,1995年移居新加坡。

罗伟伦说,父母兄弟都非常热爱西洋音乐,自小给了他很好的环境。父亲是电影制片,叔叔柳中亮、柳中浩是上海国泰影业公司创办人,罗伟伦的堂嫂王丹凤是红极一时的影星。三年前,华乐团与本地华艺节合作,罗伟伦与侄儿罗坚携手为1934年的默片经典《神女》创作,他仿佛又回到旧上海的童年时代,特别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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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乐团在华艺节演出《神女》。(滨海艺术中心提供)

罗伟伦还记得就读觉民小学时期,学校早晨上课与下午午休时候都会播放施特劳斯的轻音乐,给了他很多熏陶,他也在少年宫参与儿童合唱团。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学音乐?其实没有特别原因,就是自然而然的。”

罗伟伦的音乐之路其实并不平坦。

大学最后那年碰上文化大革命,罗伟伦知青下乡,在天津一个军队的农场务农四年半。那是个得步行两小时才有车子搭的地方,可说是荒无人烟。罗伟伦说,直到后期有学生反映,不能荒废音乐,才终于把钢琴拖过去。

“我在那个年代曾经给关起来隔离审查两年。房里就住三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解放军,一个是学生。两个人看我一个,要上厕所都跟着我去。完了要批判要斗争也都跑到这个房来。”

苦难丰富了作品内容   

为什么会被隔离审查?

罗伟伦感叹当年也是糊里糊涂的。他还记得当时因为母亲患癌,他请了两个星期假回上海,但母亲重病他不能离开,一直要求延长假期,部队不批他也不管了,结果在家中呆了超过半年。回去时候,罗伟伦的朋友告诉他,部队原来的军官全换人了,没人认得他,因此要他帮忙写信到中央,投诉部队如何虐待他们。

“我们约好12点在厕所,同学进来偷偷把写好的资料给我。完了我们就把资料整理好,写信到中央。没想到不久我们的信被退回部队,我们这些人就被一网打尽关起来了。”

罗伟伦被隔离审查后,有次打水的时候碰见王立平(就是电视剧《红楼梦》音乐的作曲家),王立平很紧张,告诉罗伟伦千万别把他拖下水,但罗伟伦更慌:“你千万不要跟我讲话!”结果这一幕被一个女同学瞧见,一告,王立平果然也被对付,关了67天。

“我觉得这场运动,每个人都在做错,但每个人都没有错,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包括看管我的解放军、同学,他们也都觉得自己在做正确的事。过了以后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下面这些人的问题。”

在中国的日子,罗伟伦经历过严重的贫穷,尤其是19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真是饿得受不了,尤其当时还是发育时期。食物都是配给的,他还记得,吃窝窝头,一桌八个人,九个窝窝头,每人拿一个,最后一个再分八个。分的时候,每个人眼睛直盯着,一分完,哪块大的就抢。

说完罗伟伦和夫人冯雪芳(61岁)都笑出声来。

“我又是离开家,贫穷的感觉更重。还有文革,一切糊里糊涂的。虽然当时很苦,现在回想,丰富我作品的内容和感情。不过四人帮倒台后,气氛还是很压抑的。因为对当时的我们来说,一直都是一批人倒下去,全国人民欢呼,接着又一批人倒下去,司空见惯的。”

每次迁徙都是磨练   

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罗伟伦持探亲双程证到香港投奔兄长,寻找机会。当时华人要打入西乐世界相当困难,反倒是香港的华乐圈有需要,他才转型华乐,一切从零开始。他说,华乐是新的声音,不能靠以前管弦乐的经验,只能学习,尽量靠着其他华乐作曲家,怕走岔路。

“在我们作曲系的同学当中,我可以说是最偏洋的。现在同学们都很惊讶,怎么我会创作民乐。早年做电影音乐的时候,民乐我们都当作色彩乐器,用来加一点味道。电影音乐写了几年,但给了我蛮重要的概念。我后来教学,都说你的作品要有一种音乐形象想象,要有画面感。这都是电影音乐给我的影响。”

从上海到北京,辗转到香港,最后定居新加坡,每次迁徙都是磨练。

“每一次移民都是一次痛苦阶段。尤其香港,当时真的没钱。以前中国很贫穷,但身边的人全都一起穷。到了香港,完全靠自己,经济方面几乎是零。当时中国管制很严,一个人只能换10块港币,而我偷偷在街上换了25英镑,放在鞋底偷偷过关,但还是太少。人家爱说穷得叮当响,而我是穷得叮当都不响,连硬币都没有。”

到了新加坡,人生地不熟,想收生教音乐,他和太太印了400张传单,发到信箱,隔几天来看,满地皱巴巴的,都是他们的传单,不过也因此招到第一个学生,终于有所回音,接着又得到本地作曲家潘耀田的帮助,有了在南洋艺术学院开班的机会。

对罗伟伦来说,他真正的创作,要到2000年以后才开始。

那时他已经56岁了。

对他这新移民的最大肯定

罗伟伦在新加坡创作的数量已经超过过去的总和,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碰撞让他有了全新的创作能量。他为新加坡华乐团写了许多南洋风作品、流行乐、默片配乐、西方古典乐的移植,取材非常广。

南洋风作品中,他的代表作《海上第一人郑和》与《王子与狮子》已是新加坡华乐团的常演曲目。郑和的航线,就像罗伟伦的流浪之路,而《王子与狮子》开启了他对南洋音乐的探索。

罗伟伦倾向于交响性的作曲法,强调和声,而华乐每个乐器都有特性,调和声音是每个作曲家的挑战。

获得文化奖殊荣,罗伟伦非常感谢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叶聪与作曲家潘耀田,对他来说,这个荣耀是对他这个新移民的最大肯定。

“我们生活需要艺术,只有艺术能够形容美。本地马来文学也在蓬勃发展,比如伊沙卡马里的作品,具很强的实验性与批判性。”——扎马尔·杜吉敏

Djamal:对甘榜生活甘之如饴

71岁的诗人扎马尔·杜吉敏是当代马来文学圈的多面手。

他虽以短篇小说出道,但以诗名著称。他也是文学评论家,在学院以外独立研究新加坡马来文学及剧场历史。他也创作剧本,曾出版一部长篇小说“Imam”。

不过他始终醉心于现代诗。

扎马尔·杜吉敏喜欢别人称呼他作“Pak Djamal”,也就是“扎马尔叔叔”。

扎马尔·杜吉敏出生于芽茏士乃,对从前的甘榜生活甘之如饴,他的代表作“Betapa Pun Begitu Nyanyian Rindunya Si Anak Geylang Serai”(暂译:就这样,芽茏士乃之子念想那歌谣),款款诉说他对童年生活的怀念。

学者、翻译家廖建裕曾翻译过他另一首关于芽茏士乃的作品《芽茏士乃:忠实的历史记忆》。扎马尔·杜吉敏借马来诗人阿马·鲁特菲(Ahmad Lutfi)与马苏里·沙里坤(Masuri Salikun)对芽茏士乃没落之感叹(象征马来文化的没落),描绘新时代芽茏士乃光鲜向上的面貌之下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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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马尔·杜吉敏的书房是马来文学图书馆。(NAC提供)

扎马尔·杜吉敏告诉记者,他最大的梦想是新加坡能够再次成为区域的马来文化中心,他相信现在新加坡有条件,一如1950、60年代。扎马尔·杜吉敏自己就是在当年那浓烈的文化氛围中受启蒙,选择走上文学道路。当时他爱读印度尼西亚作家作品,而活跃于新加坡的乌斯曼·阿旺(Usman Awang)与马苏里·沙里坤等人的作品也是年轻时期他的精神粮食。

他自豪地说:“当年所有马来亚的文化人物都聚集在新加坡。”

只有艺术能够形容美  

1963年扎马尔·杜吉敏参加短篇小说比赛,初试啼鸣便得奖,作品刊登在具影响力的杂志《青年之声》。此后他专注于诗歌创作,至今出版三部诗集“Puisi-puisi Muhajjir”(暂译:离散之诗)、《就这样,芽茏士乃之子念想那歌谣》与“Betapa Pun Begitu Pada hari Berkah Ini Cinta Masih Tersisa”(暂译:就这样,在这受祝福的日子里,爱还在)。

间中扎马尔·杜吉敏努力评述本地文学与剧场,他认为评论是不可缺席的,“这就像‘制衡’,让读者了解什么是好作品。”

他认为新加坡拼经济的阶段已经结束,接下来应该是文艺创作发光发热的阶段。

“我们生活需要艺术,只有艺术能够形容美。本地马来文学也在蓬勃发展,比如伊沙卡马里(Isa Kamari)的作品,具很强的实验性与批判性。”

扎马尔·杜吉敏与马印文坛关系密切,他的大部分文章都在两地发表,他也是马来亚大学的访问学者。扎马尔·杜吉敏多年来一直坚持以全职作家为生,他曾短暂参与教育工作、编辑工作,也曾是公民运动组织“Grup Gelorasa”的成员,但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以自由身写作,他怜惜地说,妻子还得工作帮补家用。

他们刚庆祝结婚45周年,正巧10月20日是扎马尔·杜吉敏的生日,文化奖就像一份特别的礼物。

扎马尔·杜吉敏子孙满堂,他与妻子麦慕娜(Maimunah)育有5个儿子,10个孙子。他笑说,他的家庭非常国际化,媳妇中有华人、东马的伊班人与白人。谈起妻子,他说,年轻时他爱上一位华裔马来语诗人,被拒绝后他非常沮丧,直到遇上麦慕娜,他的生活才重现曙光:“她就像我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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