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南 大 到北大 钟志邦和他的时代

钟志邦教授毕业于南洋大学，自1988年受邀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从南大到北大，是钟教授一生的概括，他说：“南大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北大则是我1988年以后与中国学术界交往的枢纽。”

从南大到北大，是书名，也是钟志邦教授一生的概括。“南大”是指旧南洋大学，“北大”则是中国北京大学。

钟志邦1961年到南洋大学念书，毕业自南大现代语言文学系，先后到英国牛津和美国哈佛深造。自1988年受邀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后，持续27年，每年或隔一年到北京大学教课。钟志邦说：“南大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北大则是我1988年以后与中国学术界交往的枢纽。”

上周末，钟志邦教授为全套三册共65万字的回忆录《从南大到北大》举行新书发布会，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及走过的时代。

在过去的八九十年代，钟志邦也经常受邀在本地和国外电视台及其他媒体发表政治和时事评论，课题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台湾等地领导人的政海浮沉。有关新加坡的政治和时事评论，包括好几次的全国大选。

在坐落于乌鲁班丹路的松林阁里，钟志邦在居所以一脸明朗的笑容，坦言自己其实是一名已经患上前列腺癌七年的病人。《从南大到北大》是他在治疗癌症的几年内，立志写完的。

1942年出生于马国怡保附近小镇打扪（Tambun）的钟志邦，自认是在“红坭山”下成长的孩子，他说：“知道自己患上癌症之后，我决定写回忆录，为走过的岁月留点记录。”

钟志邦在书中讲述自己过去70年来所经历的人与事，除了个人经历，也写自己处身的时代，例如童年时代日本侵占的马来亚半岛，日本投降后的马来亚，英殖民者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马来亚……对于当年的马来亚乡村，钟志邦有如此形象的描述：“由于在抗日期间，英勇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在华人心中成了英雄。二战结束后的马来亚华人，大部分是亲共的……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在1949年10月1日正式成立之前，我们那些还未上小学的马来亚乡村华人孩子，就已经会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了！”

从1947年开始，一直到1990年代初，钟志邦感叹：“先后将近50年的‘冷战’。它涵盖了我人生旅途的三分之二。在这期间发生的还有韩战、越战，以埃之战、两伊之战、波斯湾之战……”

曾在新加坡三一神学院执教及担任院长的钟志邦，与北京大学的缘分开始于1987年 。

当时，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吴德耀和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的王鼎昌，带领新加坡代表团往山东曲阜参加儒学国际会议，钟志邦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因为会议，认识北京大学一些资深教授，并于1988年开始，受邀到北大讲课，一直教到2015年。那些年，他也到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 四川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开课。

钟志邦说，他的学术领域包括圣经学、神学、哲学、汉学等。在中国高等学府开课教学的这些年，他主要教的是“基督教思想史”。另外，也开设有关通用希腊语的课程；通用希腊语是希腊化时期和古罗马时期通行于地中海文化圈的主要语言之一，钟志邦是本地少数懂得通用希腊语的学者之一。

到北大教书，对钟志邦而言，是他人生旅途和学术生涯中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起点。钟志邦说：“当我念中学时，就听说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故事。我的中学和南大的老师，有许多都来自中国，在中国各大学毕业，是蔡元培的子弟辈。我有机会到北大教书，是很值得高兴的事。”

钟志邦说：“在那经济非常困难的少年时代，我能够上完中学就已经是很幸运，哪还敢梦想有一天有机会到牛津和哈佛去。同样的，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反共的年代，很难想象有一天会踏上先辈的祖国，更不必说有一天会到北大去教课。”

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早在1980年代，在中国高等学府教基督教思想史可说是新的尝试，当时，钟志邦“还需要把课程大纲呈交给有关当局审核”。但结果全批准了，按他拟的大纲给33名本科生上课。

钟志邦说，“到北大教书，让我受益很大，使我对教学相长这话有了深刻的体会。这些年来我在北大所学到的，比付出的还多。我和校方都清楚，课堂不是教堂，我在大学教基督教思想史，纯粹是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出发，不说‘教’，这和教堂传教是完全两回事。”

2008年5月8日，北大哲学系为了表扬钟志邦过去20年对系的贡献，还给他举办一个特别讲座：《世界基督教中心的转移对宗教研究的意义》。2014年，他应邀为北京大学第17届“蔡元培学术讲座”与“第18届汤用彤学术讲座”的主讲人。

因为到北大教书，钟志邦也在1989年亲身见证六四事件，为自己所见所闻留下记录。1989年4、5月间，他原本已被安排在北大哲学系教课，可当时北大学生已没心上课。他只能在北大校园观察这场运动的发展，听不同的演说，也在电视上听了赵紫阳的现场演说，他说：“我当天清晨听了赵紫阳这番话之后，就觉得这是学生们一个不可失去的好机会，应该尽快结束绝食行动，撤离天安门广场……可惜学生们并没有明智的抓紧那段宝贵和最关键的时刻。”

除了教学，钟志邦也在2001年完成70万字上下两卷的《约翰福音注释》，这是公认的“首套华人圣经注释”。那是他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断续写下，并于2003年及2010年，分别在香港和上海出版繁体版与简体版。在过去，要在上海三联书店这样的中国官方出版社出版“圣经注释”这类书几乎是不可能。

钟志邦说，他虽然信仰基督教，但作为一个传统华校生，他也深受儒家学说影响，具有深厚儒家文化的教育背景，这也是他成长经验的部分，他也曾在哈佛参与杜维明教授主持的高级儒学研讨小组。30年后回顾往事，只觉得当年在哈佛“恶补”儒学，是他在中国文史哲学习中一个决定性的起点。

钟志邦说：“儒家学说与基督教信仰二者并无矛盾。一些基督教徒对于儒家学说的排斥是因为无知。”

上两个月，钟志邦也应南洋孔教会的邀请，发表讲题为《儒家与基督教信仰：不是对立而是对话》的讲座，在演讲中发表他对儒家与基督教信仰的认识与理解。

在钟志邦看来，一个人的故事，“必然也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他人的故事，结果成了大家的故事。”在《从南大到北大》里，他因此也写了他走过的时代里，一些叫他难忘的人物，例如庄竹林、吴德耀、潘受、张岱年、冯友兰、季羡林、汤一介、乐黛云、王守常等，这个时代的知名文人学者，这些国内外的有识之士，也都与他有过或深或浅的渊源。

对于吴德耀，钟志邦写下对前辈的尊崇：“他在任期间非常积极的推动新加坡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邀请不少资深和有潜能的中国青年学者为东亚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或做短期访问，大大地提高新加坡这个‘文化沙漠’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声望。”

在他心目中，“吴教授为人正直、忠厚、诚恳，淡泊名利。1981年从大学退休后，他就和夫人买了一间简朴的政府组屋。我在新加坡住了50年，也认识不少大学教授和文人，但还不知道有任何像他那样有身份和地位的学者在退休后需要住组屋的……”

对于1960年2月出任南洋大学校长，1964年7月8日被迫离职的庄竹林，钟志邦也有所缅怀：“上任后不久，庄校长便开始调整教授阵容以及稳定大学经济，勉励师生各尽所能，向学术进军。他终于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奠定了南大的基础。他率先让南大成为‘英共和联邦大学’的会员……”

虽然足迹遍布全世界，钟志邦始终充满思乡情怀。虽然1960年高中毕业后就离开家乡，到新加坡上大学，整整半个多世纪，都生活在繁华城市中，但他的思乡情怀及童心似乎有增无减。

钟志邦说：“其实我最珍惜，甚至常引以为荣的，倒是我18年在马来亚半岛乡村那个相对艰难，但非常多姿多彩的日子。若没有那样的背景和体验，我这一生的精神生活，可能会非常贫穷和乏味。”

对于钟志邦而言，老家怡保不只是“环山抱水，灵气所钟”，也曾经出过不少革命烈士，除了郑螺生是当地重要同盟会会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其中三名温生才、郭继枚、余东雄也是怡保人。

钟志邦兴趣也广，对歌唱、绘画都感兴趣，他在高中时的绘画经验给他留下美好的回忆，多年来他也爱自己画画自娱，曾经以一幅《乡土》的水墨画获得美协设立的“陈之初奖”，他也获得大华银行主办的第六届全国绘画比赛“传统中国画”组第一奖。

1980年代，一群老南大校友在国家博物馆举行“南大校友美展”，他被邀参加。2016年，他还和本地20位画家和书法家，参与台湾画院和新加坡美术总会在台湾师范大学联合举行的交流美展。

“乡土”是钟志邦喜爱的绘画主题。他坦言自己有个梦想，在有生之年可以开一个以“乡土”为主题的个人画展。访谈的时候，钟志邦拿出本地国宝级书画家林子平赠给他的墨宝“乡土情”三个大字，他说：“希望到时个展可以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