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葡两国 大航海时代气息

美食、美酒、足球、建筑是吸引游人前往西班牙与葡萄牙游历的磁石，然而，一个曾经的辉煌时代，让轻松愉悦的旅程多了厚重的历史感。这段历史距今已远，但仍化作悠远的回声，在游人心中萦绕与激荡。

欧陆的尽头有“两颗牙”：西班牙与葡萄牙。虽处天涯海角，但两牙一直是游客们魂牵梦绕的地方。老饕钟爱海鲜饭和葡式蛋挞的美味，酒客沉醉于雪莉与波特酒的香甜，球迷为皇马和巴萨的比赛狂热，建筑爱好者也从高迪的杰作中感受到神奇。

以上种种，亦是笔者前往西葡两国游历的缘由。然而在途中，一个曾经的辉煌时代深深吸引了我，让轻松愉悦的旅程多了点厚重的历史感，也让我更加了解两个国家的过去。这段历史距今已遥，但仍化作悠远的回声，在我心中萦绕与激荡。

那是海洋的声音。

海洋的故事，却要先从一个内陆城市说起。

公元1492年，格拉纳达。这一年，对于西班牙、欧洲乃至世界史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节点。随着格拉纳达奈斯尔王朝最后一位苏丹投降，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结束，也宣示着天主教王国长达数百年“收复失地运动”的最终完成。夕阳的余晖在阿尔罕布拉宫的红墙上渐渐消散，而统一的西班牙王国，却在“天主教双王”伊莎贝拉一世和费尔南多二世的统治下，如朝阳般冉冉上升。

也正是在这一年，一个名叫哥伦布的热那亚人再度来到了西班牙。多年以来，坚持认为向西航行可达东方的他，游说西、葡、英、法诸国，却始终未能如愿获得资助启航。而此次却注定不同：刚刚征服格拉纳达的西班牙，正处于宗教热情高涨、扩张野心勃勃的时刻，加上对东方香料和黄金的渴望，航海家的梦想就这样与国家的意志交织在了一起。女王伊莎贝拉甚至拿出自己装满首饰的首饰盒，给哥伦布作为航海的资助。

接下来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8月3日哥伦布启航，两个月后到达新大陆，次年携带一些印第安人和黄金凯旋，西班牙从此进入了海外冒险和殖民的“黄金时代”。

在黄金时代，塞维利亚曾是一个重要港口，西班牙船队从新大陆运来大批金银，经此转运往欧洲各地。游人在今日的塞维利亚，仍可寻觅当年的印迹。矗立在瓜达尔基维尔河畔的黄金塔，曾为西班牙珍宝船队提供安全保护，故而得名。它的墙面现虽已斑驳，但古时曾铺有金砖，显示塞维利亚的富庶与繁荣。位于王宫旁的西印度群岛综合档案馆，保存着大量珍贵的资料，包括塞万提斯的求职请求，哥伦布的航海日志，还有西葡划分世界的教宗诏书。

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存放在塞维利亚主座教堂里的哥伦布灵柩。这个为航海奉献终身的热那亚人，最终归宿之地并非故乡，却是与他一生事业密不可分的西班牙。其石棺由象征着西班牙四古国卡斯蒂尔、莱昂、纳瓦拉、阿拉贡的雕像所抬起，庄重如国葬，备极哀荣。前面的两尊雕像，一人手持船桨，一人手持十字架，体现了那个时代航海与宗教密不可分的关系：宗教信念是促成航海的重要因素，而航海又反过来促进了宗教的传播。

然而，大航海时代并非只有黄金的亮色。欧洲强国崛起的背后，是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血泪；世界贸易繁荣的背后，是被殖民和掠夺土地的伤痕。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过数十年，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和皮萨罗先后到达美洲，他们凭借优势武器和残忍手段，分别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与印加帝国，让两个古老的文明遭到灭顶之灾。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不应被后人忘记。

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档案馆翻阅资料时，最吸引我的不是哥伦布日志，而是一份“瓜分世界”的条约。在这个名为《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的文件里，西班牙和葡萄牙宣称将共同垄断欧洲之外的世界，两国约定以“教皇子午线”为界，以西的都归西班牙，以东的则归葡萄牙所有。

两个欧洲边角上的国家居然想“平分天下”，听上去十分狂妄。西班牙倒也罢了，比它小得多的葡萄牙，又有何能耐？殊不知，葡萄牙人比西班牙更早就开始了大航海的征程。

距离葡国首都里斯本不远的罗卡角，总是游人如织。这里是欧亚大陆的最西端，站在百米高的山崖上，脚下是陆地的尽头，眼前则是浩瀚无垠的大西洋。高耸的石碑上，刻着葡萄牙大诗人卡蒙斯的名句“陆止于此，海始于斯”。葡萄牙，就是这样一个位于大陆最西端的国家，面积狭小的国土、偏居一隅的位置，让它难以争霸欧陆，即便是唯一的邻国西班牙，也要强大得多。然而，在陆权时代的地理劣势，到了海洋时代却一翻身变成了优势。

打开地图看看15世纪时葡萄牙，东边和北边是强邻西班牙，西边是那时还不曾有人横渡的广阔大洋，东南方向是北非穆斯林，对于想要向外发展的葡萄牙人来说，眼前的路只剩下一条：向南沿着西非海岸寻找新航路。比西班牙更早完成收复失地运动、从封建割据过渡到君主专制政体，也给葡萄牙带来了率先对外扩张的机遇。可以说，天时地利都已具备，只欠人和。一位关键人物，就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在今天里斯本贝伦区，矗立着一座“发现者纪念碑”。纪念碑上雕刻着33位地理大发现时代的风云人物，其中不乏迪亚士、达伽马、麦哲伦等响当当的名字，而最前面领头的，是位叫做恩里克的王子。王子倾其一生，建立了全世界第一所航海学校，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航海家，并组建了世界一流的船队。尽管终生未曾亲自远航，但却被人们尊称为“航海家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

恩里克王子之后，一代代葡萄牙航海家们不断向前探索。1487年，迪亚士航行至非洲大陆最南端，并发现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远航到卡利卡特，成为历史上首位从欧洲航海到印度的人；1519年，麦哲伦开始环球航行，虽然身死途中，但其手下完成壮举，将人类的航海事业推向高峰。

漫步在发现者纪念碑前的广场上，可以看到一个直径50米的巨大航海罗盘，中央铺设了一幅标示葡萄牙人在航海时代首次到达之地的路线及年份的世界地图，上面刻有马六甲、澳门等城市。如今的游客，很难想象几百年前，小小葡萄牙的船队从这里出海，征服世界，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这或许正体现了那个风起云涌时代的真谛：海洋广阔无边，敢于探索才有收获。

在西葡两国游历、了解大航海历史的同时，一连串问题也自然地涌现在我脑海中。文明各自发展，为什么最终是欧洲人发现和征服了美洲，而非相反？为什么曾有郑和下西洋之举的中华帝国，以及横跨三洲两洋的奥斯曼帝国，都没能成为舞台主角？为什么是地处欧洲边缘的西葡两国率先称霸世界？西葡两国又为何走向衰落，最终由大英帝国“一统天下”？航海时代与殖民帝国、航海家和征服者，是非功罪该如何评说？人类的下一次“大航海时代”将会以何种形式到来，届时又会是哪个国家或文明占据先机？

这一系列问题，既简单，也复杂。说简单，是因为数百年来，研究讨论它们的著作早已是汗牛充栋，地理决定论也好，制度优劣论也好，民族性和宗教性的比较也好，都能给出可以自圆其说的观点；说复杂，因为人类发展的历史本身就充满各种因素的复杂性，优势和劣势常常互相转化。更何况，历史本就不完全出于必然，偶然性也起着很大作用，一些英雄人物和特殊事件，常常能够改变时代巨轮的方向，让它驶向完全不同的未来。

思索这些的时候，我正漫步在葡萄牙波尔图的杜罗河畔。夕阳洒下柔和的光芒，河岸上五颜六色的屋子仿佛鲜活了起来。水面波光粼粼，载有波特酒木桶的小船上下起伏。不远的铁桥上，电车驶过发出轰鸣声，与酒吧的音乐声混合在一起，处处充满了活力。我找了块河堤的石头，坐下来静静看风景。夜幕渐垂，游客却更多了，他们使用各种各样的语言交谈着，整个河岸充满喧闹与欢快的气氛。数百年前，从这里出发的船队曾经航向世界各地；数百年后，从世界各地来的游人又汇聚在此。我想，这或许正是时间的魅力与历史的迷人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