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历史之必要 ——从《狮城散记》《马来散记》 新编注本谈

两部半世纪前新马史料文集《狮城散记》《马来散记》与《马来散记·续集》，被遗忘了一段很长的日子之后，近日经新加坡周星衢基金重新编辑、注释，出版为“《狮城散记》（新编注本）”与“《马来散记》（新编注本）”，颇引起新马文史界关注。对两书的史料重新整理与增添注释，意义何在？

都说这是一个必须保存历史的时代，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新马作家及民间文史工作者鲁白野的两部新马史料文集《狮城散记》《马来散记》与《马来散记·续集》在被遗忘了一段很长的日子之后，近年来重新引起新马历史与文学界关注。这两本书分别于1953及1954年由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相隔66及65年之后，新加坡周星衢基金将这三本散记的内容重新编辑、注释，出版为“《狮城散记》（新编注本）”与“《马来散记》（新编注本）”，颇引起新马文史界关注。

鲁白野（1923-1961）本名李学敏，出生于马来亚怡保，辞世于新加坡，文学书写时，其笔名为威北华；文史书写时，他以鲁白野为名。他也是本地著名艺术家李文的父亲。

《狮城散记》与《马来散记》公认为“以文学的语言书写的史地书”。鲁白野在《狮城散记》序文中说： “从一个荒芜了的小岛，在一百多年间，我们的祖宗是如何恩爱地开垦岛上的处女地。在今天，地方是繁荣极了，人口也突破了百万大关，其中有八十巴仙就是华侨。是他们用巨大的有力的手，在沿海岸的两边捏成了一行一行的黑巷，一排一排的鸽子屋。是他们在披星戴月，刻苦经营，狮子岛上繁荣之花才能够发芽茁壮……”

世界书局当年出版《狮城散记》时做了如此概括介绍： “本书作者费极大心机，参考中外史料及实地考证后写成。是中文书籍中对新加坡成长史迹最完备的一本书。”偶尔也会看到一些作家在行文中引用两部散记的内容，如《狮城散记》所说：新加坡最早的街灯是用椰油点燃的，那是1824年的事，一直到1864年才改用煤气……

本月面世的“《马来散记》（新编注本）”近日刚在吉隆坡举行新书发布会，《狮城散记》新编注版即将于今年底出版。两本散记的策划人及周星衢基金执行董事曹蓉说：“2019年适逢新加坡开埠200周年，两本‘散记’筹划准备两年多，在这个值得纪念的特别时刻，《狮城散记》得以重新出版，是时机上的巧合。是基金向本土文学、本地作家和鲁白野这位几乎被遗忘的天才本土作家的一个献礼。”

至于为何先出版《马来散记》而不是《狮城散记》，曹蓉说：“鲁白野来自马来亚霹雳州，基金再版时，先出版《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我们觉得这样的顺序有助于更加有力地展现鲁白野的创作之源和丰富的历史视野。”

本地文史研究者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前主任李金生很早就注意到这两本书，他说：“《狮城散记》出版于1953年9月，《马来散记》正续集则出版于1954年10月。这两年间，正是新加坡文化、历史、政治各方面都在转型的重要时刻，新加坡的华人，包括当时在新加坡报馆（记者按：星洲日报）任职的鲁白野，正逐渐从中国认同转化为马来亚认同。两部著作的书名、文章内容与所抒发的情感，明显是从新马本土出发。因此，它们是早期较为鲜明的马来亚化著作的代表作，是新加坡本土出版文化的见证。”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志贤说：“历史研究重视原始资料。历史学者都会意识到，民间文献，包括文学作品中的诗文小说、游记笔录、掌故趣闻，以至私函日记等，皆是做研究所不能忽略的原始资料，它们能够补充官方文件档案和考古文物的一些不足。鲁白野这三本散文集，显然不只是文学创作，也是反映20世纪前期新、马两地历史背景、社会变迁、经济民生、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的宝贵资料。”

李志贤也说：“生于斯，长于斯，又经历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作为报人的鲁白野对本土社会脉搏的跳动有敏锐的触觉，身为作家的鲁白野将他对在地的人与事的真实情感，通过生花妙笔记录下来，为我们留下了这三部‘本土’或‘在地’色彩较鲜明的历史资料。”

本地诗人及马来西亚南方大学资深副校长王润华教授说：“《狮城散记》与《马来散记》二书是新马作家的杰作，它是现代‘文化书写’的典范。首先它跨知识、文化与艺术：既是历史文化的考古报告，也是抒情的散文，更有诗意。其叙述是反殖民的，他重新挖掘被殖民主义遮盖的南洋历史文化，尤其多元的多民族的新马。这就是为何其价值跨时代。鲁白野所有的叙事，呈现出他是本土多元文化。他是一位多元视野的作家，他书写了这土地上错综复杂的马来、印度、中华、西方历史文化，不像一般华人作家只见华人文化，西方作家只知道西方的霸权文化。所以我们重读这些散记，重新发现其多种文化价值。”

马来西亞华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吴小保则认为，《狮城散记》《马来散记》是“抒情与史地书写的结合。书中大量征引古今中外史料：中国古代文献、马来古典文献、东方学著作、南洋研究、田野调查等，是新马两地建国的前期作业 ，也是从“中国人”转向“马来亚人”的年代。”

马来西亚报人及作家张景云曾编、序《威北华文艺创作集》，对于鲁白野其人及《狮城散记》《马来散记》两书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说：“两部‘散记’的主要价值可分两层来讲，第一是此二书的通俗性和普及性，它们用深入浅出的文笔来介绍这两个地区的历史和民族文化，轻宏观而重微观，更容易贴近广大读者，相对而言许云樵与南洋学会诸子的南洋研究则是重宏观而轻微观，在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以及海洋东南亚的历史研究方面早年大部分精力是用在地名学的‘释经学’方面 就是向中国南洋交通史古籍探勘资料来尝试描绘本地区近古某些邦国的历史。”

张景云认为，“通俗和普及会发挥更为深远的影响，而这是只关注文化价值的人所忽略的，那就是此二书在提升民族素质的积极作用，1953及1954这两部文集出版时，‘默迪卡’的呼声还很微弱，马新华人的政治认同还在形塑之中，他的这系列历史掌故随笔很明确的告诉读者 认识‘此时此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张景云说:“马新两地的新国民在建国过程中不能忽略心理建设和提升民族素质，认识脚下的土地要排在第一位 ，鲁白野两部散记在这方面开启了风气 ，在马新两地建国的道路上，心理建设的作用发挥潜移默化的功能。”

关于《狮城散记》与《马来散记》的主要价值，张景云还指出另一点：“鲁白野在状写史实与掌故时几乎都是以高度艺术性的笔法来处理。他的诗人本色在这系列里毫无保留的表现出来。如果说历史内容是质而文采风流是文，这两部散记里的作品都可以当创作散文来读来看待。”

周星衢基金出版的“《狮城散记》（新编注本）”与“《马来散记》（新编注本）”，除了将原书繁体版切换成简体版，最大的工程是编辑团队重新分卷与配图，“《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所撰写各卷导读与近15万字的注解，比《马来散记》正文的11万字还多，并按文章主题分为六卷：“史话”“方志”“人物”“风物”“掌故”“文艺”，提供背景知识，方便65年后的当代华文读者阅读；另外也添加各卷导读、鲁白野纪事年表、地图与地名对照表等，并为每篇文章重新配图。

对于两本散记的“编注本”，李金生认为，“作为鲁白野主要著作的出版者世界书局，在作家逝世的58年后，通过周星衢基金会，重新整理他的史料及掌故集《狮城散记》及《马来散记》注释本，有几重意义，首先，它唤起新一代新加坡人的历史记忆。“《狮城散记》与《马来散记》的内容，写的全是新加坡与马来亚在分道扬镳之前的历史、民族、文化、宗教、律法、制度、方志、人物、风土、民情、文艺等史料，这些珍贵的史料可让正在探索我们自己的文化认同的新一代国人重新认识上一代先辈的历史文化遗产。”

其二，李金生说：“本地的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一般上对鲁白野的生平事迹所知不多，而他在本地文坛上所做的贡献，更是认识不足。通过《狮城散记》《马来散记》这两部既为优秀的史料著作，又是上乘的文学典籍，让国人对这位生长于马来亚，因二战而流亡印度尼西亚，尔后定居新加坡，在新加坡建国前后几年颇有建树，却不幸早逝的“建国一代”作家，带来重新认识和定位的机会。

其三，李金生认为，1950年代也是本土华文出版业开始摆脱殖民地时代的局限，本土作家和出版社纷纷涌现，呈现一片繁荣的年代。重刊《狮城散记》及《马来散记》注释本，有助引起学术人员关注本土出版业的整理与研究。

李志贤说：“历史学者对资料和信息的来源、原始性与准确性极为重视。换言之，历史学者意识中可靠的史料和信息，务必是原始的，若不是第一手资料，至少是可以考核其来源和准确性，才能引以为据，这已经成了学术研究的规范。《散记》虽是散文集，但其中关于历史的叙述占了相当的篇幅，如果作者在引用史料，叙述历史时，也能在适当之处更清楚的说明这些资料的出处与来源，则是锦上添花，对历史学者所带来的参考价值将会增值。《散记》新编注本的另一贡献是为原版增添了注释，弥补了这方面的部分缺憾，加强了《散记》作为新马史料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李志贤也说：“希望两本《散记》新编注能引起文教界和出版业者对编注民间文献工作的关注，毕竟还有许多有价值的民间文献，如邱新民《新加坡风物外纪》（1990），许云樵《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1969），甚至更早的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1895年，许云樵于1947年曾出版校注版）等书，是值得校注或再编注，以裨益广大读者，尤其治史学人。今年，当我们纪念开埠200周年，引发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回顾和反思本地历史的热潮，这几部沧海遗珠的文集再版的意义，自是不言而喻的。”

王润华指出，“《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提供大量的注释，对本地区年轻一代，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旅游者是需要的。他们有了这些注释，等于有专家为他们解读，进一步讲解，使到读者更容易接受这两部经典著作。我们更期待《马来散记》（新编注本）出版，带领国内外的人深度认识我们的历史文化。”

对于《狮城散记》《马来散记》的“史料”问题，李志贤说：“过去发生的事件是真实历史，但真实历史无法绝对还原，后世学者的研究，只是对过去发生之事件的重构与解读。文人学者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与诠释，存在着受政治因素、社会环境和生活经历所牵引的主观意识与情感。《散记》中“史话”的篇幅可观，如何正确看待这些篇章里的‘史料’，是读者需要斟酌的问题，也是《散记》新编注本编者已然关注到的一点。”

他因此指出，关于这一点，《散记》新编注本策划人曹蓉在新编注者序里就特别表明，“世上任何人的目光与史观，难免囿于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鲁白野亦不例外，《散记》系列的部分文章就存在一些从今日看来相对主观的论点。”

另一位编辑叶欢玲在史话卷导读篇提到，鲁白野尽管力求写成一部客观、正确，没有偏见的马来亚史，仍无法摆脱身份认同的主观意识。”

李志贤说：“两本《散记》的新编注本虽然尊重原著的立场，但将《散记》作为史料依据的研究人员或读者则不得不注意到这个局限性。”

（图片由受访者及周星衢基金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