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笔书人生风雨 ——本地文坛自传与回忆录书写

本地出版界近年常有个别作者的回忆录问世，每一本回忆录的作者以各自的方式呈现自己经历的人生轨迹，也各有撰写动机，较引人注目的如建屋发展局前副局长姚其骝去年底出版的《人生风雨八十年》，前电视人李宁强的《回甘》，以及文坛前辈骆明即将出版的《我的回忆——80“略明”》。

建屋局前副局长姚其骝：《人生风雨八十年》

建屋发展局前副局长姚其骝去年底出版的《人生风雨八十年》写了他在中国镇江、上海的童年往事，1950年南来当时还属英殖民地的马来亚，到负笈澳大利亚深造，以及回到新加坡任职建屋发展局至退休。

姚其骝出生于镇江，小学毕业于上海吴淞小学，1955年槟城钟灵中学高中毕业后，曾于1956年就读南洋大学数学系，1961年毕业于澳洲悉尼大学土木工程系，1963年进入建屋局，一直到1998年退休，前后历时35年。

姚其骝说，他之所以会出版这本书，首先是每当他和朋友回忆起自己在13岁时，和母亲及弟弟如何从镇江一路坐火车到上海，又从上海坐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坐火车到深圳，步行过罗湖桥英殖民地海关，再乘火车到九龙，最后在香港坐轮船，在大海航行一星期后抵达新加坡的经过，朋友们都觉得他的经历有别于一般人，值得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姚其骝说：“和我的同辈相比，我这一生的经历确实比大家都丰富。我经历了中日战争，八年抗战，也经历过中国战后金圆券贬值，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日子。然后又是国共内战，国民党退守台湾，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这些历史时刻我都亲眼见证过了。”

姚其骝也曾于2015年接受国家档案局口述历史馆的录音访问。促成他提笔写成此书的一个重要契机是，2018年11月底，他左腿因细菌感染在医院留医。住院的一个星期里，常感到无所事事，于是开始提笔写作，没想到越写越起劲，竟然一口气完成此书。

《人生风雨八十年》分两部分，前半部回首童年往事，南来后的生活及负笈海外深造，一直到毕业后进入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工作至退休。后半部则讲述他个人对国家的政策、制度及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他说：“我深信这些看法是有建设性的。因为我是工程师，天职就是为国为民服务，从不谋求私利，所以没有利益冲突。”

姚其骝在建屋发展局既是决策者也是执行者，他也在书中回忆了1960年代，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计划，建屋发展局一路走来所经历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他说：“我曾经主导过两个新镇的开发，一是大巴窑，另一是勿洛，其中开发大巴窑又极具挑战性，因为原来的大巴窑有很多山丘，开发前必须一一铲平，铲出来的泥土要有个去处，于是就想到用来填平加冷的沼泽地带。”

姚其骝也在书里透露，大巴窑当时有不少私人土地，政府引用土地征用法强制收购，但1960年代政府的赔偿率是以相当低的官价赔偿而不是市价，因而引起一些土地拥有者不满，上法庭要求增加赔偿金。但为了确保工程顺利进行，政府允许土地拥有者上诉，但在上诉期间，一定要搬离所在地，不然就会强制拆除所有建筑物。

姚其骝说：“遇到这种情况，我有时不得不出面劝告他们，这样做于事无补，由于我是用华语和他们沟通，他们知道我也是华校生，态度友善得多了。”书中流露出他对这些小市民的同情：“他们多半是华校出身的，有的只读到小学，少数读到中学，很早就出来社会讨生活，是被社会遗忘与欺压的弱势者，对于那些以势欺人者，他们总是表现出愤愤不平。有些政府官员对他们很不友善，瞧不起他们，他们也就会针锋相对的予以反抗。”

姚其骝也在书中提及，1986年，他的上司郑章远部长自杀一事。在他眼中，新加坡的公共住屋之所以享誉全球，郑章远居功至伟。在他的回忆中，郑章远“做事很有魄力，执行政策很坚决，处理事情很果断，一是一，二是二，绝不拖泥带水”，至于郑章远是否有贪污？他说：“我的看法是他可能帮朋友帮过了头，也可说是去帮那些不应该帮的人，而这些小人却利用他的关系来谋私利。至于是否贪污，以我长期在郑章远部长领导下工作的认识，我深信部长是一个对大是大非很有原则性的人。”

《人生风雨八十年》也写了些有趣的，和建屋局有关的不为人知的旧事，如开发大巴窑新镇时，有一棵老榕树，华人操作员开着铲泥车前去却不敢铲除那棵树，他们相信那树是有灵性的。后来派了印度员工去处理，铲泥车开到老榕树前，引擎就死火，郑章远知道此事后当机立断，决定保留老榕树。

本地作家李宁强：《回甘》

本地作家李宁强（65岁）刚于2019年年底出版回忆录《回甘》。

李宁强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本地乡村，1960年代，他从传统华校一直读到南洋大学，学生时代曾经用音涛等笔名发表散文与诗歌作品。南大毕业后，他到电视台担任电视新闻编辑与电视剧制作，2008年为了寻找自己的人生，他退出传媒业，自学摄影，开拓摄影结合文学的创作道路。

曾出版《说从头》与《回甘》两本回忆录，但他说，2015年出版的《说从头》写到他离开电视台后就停笔，可他后来想想，离职后的人生才是真正精彩的开始，例如他自学摄影，摸索出结合摄影与文学的创作道路，又如过去因工作忙碌，无以持续学生时代热爱的文学创作，停笔近40年，离开职场后，再续文字缘，重新写诗，出版了六本著作。

说到当初开始“忆旧”的原因，李宁强提起离职不久就为口述历史馆录制了30几个录音访问，录制完后他问自己：有多少人会去听这些录音带呢？于是萌生了将录音化为文字的想法。

他说：“也许我多年来从事电视剧制作的关系，电视剧都是虚构的，在文学创作上，我因此更喜欢纪实的，也就是真实的东西。曾经有人问我，写的都是真的吗？其实我写的每一章节都有第三者在场，这是假不来的。”

2012年，李宁强开始以一文一图的方式在面簿上与网友见面，可他说：“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已经启动了一种‘网络专栏’的文图分享方式，到了后来，我又开始连载我个人的散文集《说从头》，并于2015年结集出版，这才发现，这和报章专栏文字并无两样，称之为‘网络专栏’是贴切的。”

李宁强在《回甘》中写下不少自己的童年往事，从自己的父母亲谈起，尤其是母亲，一个从城市走入乡村的妇女，如何在寡居之下勤劳持家，带大孩子。还有，他那性格豪放，会爬树的阿嬷，以及当年乡村学校上学的情形，自己如何帮补家用，在芽笼31巷卖鸡饭赚取学费。在南大读书时，因家境清寒而申请奖学金，先后获得李氏基金助学金、中华总商会奖学金，以及陈嘉庚奖学金的资助，解决了大学经费问题，顺利完成学业，对于这些民间机构，他始终心怀感激：“自己能由小学颠簸到大学毕业，路途坎坷，随时都会脱队，也许得在艰苦环境中浮沉，直到被社会遗忘。所以，真的是要衷心的感激。”

李宁强说：“两本回忆录不单是我个人的人生记录，同时，从我走过的路，也作为一种借镜。我常有机会分享过去的经验，特别和年轻人交流，分析自己决定的对错，让他们看到坚持不放弃的重要，也算是一种鼓励。”

另一方面，《说从头》出版后，反应很好，一些朋友告诉他，读了很有共鸣，这加强了他出版《回甘》的信心。

《回甘》大幅度改动《说从头》，更为着重亲情与爱情，增加了提早退休后近10年的人生经历，包括找回金门祖居，完成祖父遗愿，一直到出版第一本摄影诗集《风向鸡》。

文坛前辈骆明：《我的回忆——80“略明”》

原名叶昆灿的文坛前辈骆明即将出版回忆录《我的回忆——80“略明”》，全书约16万字，在3个多月内完稿。

经历战争、社会变迁，见证新加坡从殖民地、自治到独立，到一个宜居城市的过程，骆明很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为“教育工作者”。南洋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中正中学执教及担任过公教中小学校长。在教育界，骆明历来参与了不少团体工作，例如“华文中学教师会暨职工会”，也因此，他说道：“我知道的内幕不少。”

在文学界，骆明可说参与了建国以来新华文学的发展，他从早期的“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到后来的“新加坡文艺协会”，从副会长到会长，40岁那年，在教育出版社总经理何家良邀请下，骆明与杨松年、谢克、王润华、杜诚、烈浦一起编辑《新加坡文艺》。他说：“40几年中有四位编辑先后离开，只剩下我与谢克、烈浦还跟这刊物及以后的‘新加坡文艺协会’存在着不可割离的密切关系。我们一直是负责人，为后来推动的各项活动付出，见证了各种人事变动。”

在《我的回忆——80“略明”》中，骆明记录了他在教育界与文坛走过的足迹，分为“何妨策杖且徐行”“问松，我醉何如”及“老伴走了!”，并附录“骆明的文学经历”。

书名《80“略明”》，骆明说：“前几年我到郁达夫的故乡富阳，郁达夫研究者蒋增福送我他的自传《70增福》。我对‘70增福’很感兴趣，认为那是一个很有趣，也很有意义的书名。在80岁以前，我对于一切应该是略为明白了……”

另外，由于这些年来他在各团体“都做了些事”，希望把这些大大小小的事记录下来，“避免有人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来个乾坤大转移”。但补充说：“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也有所保留，点到即止。”

骆明的教学生涯始于1960年南大刚毕业后，那一年，他历经人情冷暖与求职上的种种挫折，最终在一名不甚往来的同学伸出援手下，远赴马国彭亨州立卑县小镇瓜拉立卑任教，1961年才谋得中正的教职。他说，从自己当年的一些经历，也可了解那个年代教育界的种种。

1970年，骆明从纯华校的中正中学转到教会学校公教中学。让人感到好奇的是，他是以非教徒的身份主持公教中学校政，骆明也在回忆录中记下他执掌公教中学的一些难忘旧事，例如有一天他见到一名学生的两只鞋子都开了口，轻声提醒那学生：“鞋子破了，应该换了……”第二天，那名学生主动找他，果然是换了鞋子，不过只是换了那只开口较大的，开口较小的鞋子仍然留下来。他看了那情景，只好点点头。有趣的是，骆明说：“我知道那学生来自一个很有钱的家族，那是个很节俭、低调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