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掏腰包做研究 庄钦永：不枉此生

对本地学者庄钦永来说，在外国看资料而又发现到新资料是一件极其兴奋的事，但也因此过着“极其孤单的生活”。然而，他的默默耕耘大家都看在眼里，并使他早在二三十年前赢得“碑铭专家”及“碑文研究学者”之名。他的近作《万国地理全集校注》是1844年出版的《万国地理全集》目前仅见的校注本。

近年来，由于武吉布朗及周边坟场迁移的关系，许许多多关注历史的本地人开始步入坟山，一些文史爱好者甚至成为“坟山研究者”，试图挖掘隐藏在一座座坟墓背后的历史真相。

其实，早在30多年前，本地学者庄钦永已经持续多年进出本地和马六甲坟山，以抄录古墓碑文，作为研究早期华侨史的原始材料，当年，他那“不寻常”的举动还被朋友戏称为“坟墓研究者”，但他的默默耕耘也叫大家都看在眼里，并使他赢得“碑铭专家”及“碑文研究学者”之名，而他在20多年前所摘录的一部分碑铭，于1998年由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结集出版为《民族学研究所资料汇编——庄钦永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

庄钦永刚于去年出版了耗时费力完成的心血之作《万国地理全集校注》，并获得“早报书选2019”10本好书之一。由普鲁士籍新教传教士郭实猎于1844年出版的《万国地理全集》深获学界肯定，被认为打开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先河，而庄钦永的《万国地理全集校注》是目前仅见的校注本。

庄钦永1971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1974年4月初，他向供职的劳工部请辞，负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师从柳存仁、张磊夫学习东汉历史，1977年获硕士学位。

回想起当年远赴堪培拉留学的经历，庄钦永说：“上世纪70年代，社会上普遍认为南大学术水平有限。因此我决定到外国有名的大学升造，证明在学术研究上，南大生是可以有所贡献的。当时澳洲国立大学有一名国际著名中国古文字学与青铜器教授，名字叫巴纳（Noel Barnard）。我读了他的论文，非常钦佩他的学问。因此在申请书上说明，有意撰写有关甲骨文与商代历史的硕士论文。”

庄钦永一生以学术研究为职志，但他的博士学位却迟来了好多年。庄钦永说：“我是在2006年获得博士学位，那时是57岁。我年轻时就立志一生要走学术道路，但事与愿违，除了晚年有几年在大学当研究员外，大半生是在大学校门外做我自己的研究。虽然环境不利，我却一直坚持走这一条不容易走的路。”

1978年，考获历史硕士学位的庄钦永回到新加坡，并申请进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任职，那些年，凡是海外学人到图书馆搜寻东南亚资料，他都被派往协助这些学者。庄钦永说：“我因此从中获益，在东南亚藏书室汲取不少这方面的知识，也因此开始与新加坡、马六甲华侨史结缘。”

其实，自1980年代开始，庄钦永就一直在学术与面包间面对选择上的两难。他说：“澳洲学成回国后，我一直想继续深造，1983年，我向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申请攻读部分时间博士学位课程，经系主任Ernest Chew、萧启庆、吴振强三位教授面试后，表示愿意接受我的申请，但我考虑到自己工作繁重，而论文全部根据19世纪档案，消耗精力非常大，因此打了退堂鼓。到了1986年，我到澳洲国立大学会见王赓武教授，1991年，我飞到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会见研究甲骨文学者高岛谦一教授。高岛教授说，他愿意接受我这个学生，但我必须考虑毕业后，很难在加拿大或美国大学找到教职，因为那里的汉学系很少提供中国古文字学的科目。最终在面包与学术之间，我还是选择了面包。”

一直到2003年，庄钦永才在机缘巧合下，获南洋理工大学奖学金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19世纪上半期马六甲、新加坡新教传教士中文印刷出版史。也从那时候开始，他的研究兴趣再次改变，这期间，他又从研究传教士中文出版物延伸做一些汉语新词、清代翻译史的研究。

庄钦永早年的研究兴趣为东汉历史，回国后由于发现本地中国史资料乏匮，转而研究新马华侨史，也因为如此，自1984年至1997年，庄钦永专注于新马华文碑刻的搜集与研究碑刻学、新教传教士中文书刊研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庄钦永眼见新加坡在城市重建计划下，许多碑铭原始资料一件一件地被摧毁，心中感慨万千。他说：“受饶宗颐、陈铁凡、傅吾康诸教授之影响，我做了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所做的“傻”事，开始搜集中文碑刻史料。为了拍摄更清晰的碑刻文字图像，我花了四分之一月薪购买一架特好摄像机。只身走访古庙旧宇、荒野坟陵，搜录碑刻文字，期间也撰写了一些笔记式短文。后来更远赴马六甲，花钱住进旅馆，包租德士到郊外坟场工作；一年28至39天的假期就用在搜集碑铭资料，阅读显微胶卷和到英国查阅档案从事撰述。”

那时候，每当在报章上读到一些坟场因为城市发展必须让路时，庄钦永便抢在挖坟工作正式展开之前，独自赶去坟山拍摄古墓。足迹所及之处包括本地的咖啡山、福建王氏太原山、日本人墓园、比达达利基督教坟场及嘉应五属义祠。他也到过马六甲的三宝山等坟山，在坟墓之间寻觅文史资料，也因此发现马六甲的一些老坟场，历史甚至可追溯到明末清初。

1998年，庄钦永无意间在田野调查中考证了《联合早报》已故前副总编辑张道昉（1935-1998）外亲家史。张道昉原籍中国广西，张道昉的曾外祖父吴佳士是广西人南来新加坡的先驱，庄钦永从碑文上的“前清附贡生”名衔看，吴佳士还是个秀才，他的长子吴觉非，也即张道昉的外祖父是新加坡战前教育界及华社闻人，曾任养正学校校长、三和会馆总理，从张道昉的外亲家史，庄钦永并在文章中引出了一段广西人南来新加坡的史料。

1986年对于庄钦永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他说：“1986年我到英国工作两个半月，第一次接触到1815年至1844年新教传教士在马六甲、新加坡出版的中文书刊，非常兴奋。当时，学术界仅有两三位学者在研究这批书刊。我深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马六甲、新加坡刊行这些书刊，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大多数新加坡人不知道的，因此，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希望有一天能有时间深入挖掘这方面的史料，扎实地做点东西。

说到如何研究传教士这批书刊？庄钦永说：“基本上，我是从中西文化交流、地理学思想史、翻译史等视角来研究。举个例子，美国地理学家写了两本书，一本名叫做《地图的力量》，另一本叫做《会说谎的地图》，作者说，地图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每一幅地图都渗入制图者的个人思想意识。中国自认它是位于世界中央，是人类文明的中心。明清中国人画“天下图”，也即世界地图，把中国画在中央部分，它的周围都是文化层次低落的小国。1830年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新加坡设立出版印刷机构，叫坚夏书院（早期叫新嘉坡书院）曾镌刻一幅《地球全图》。新加坡所镌刻的《地球全图》东半球左边有通过伦敦的“大英中线”五个大字，“中线”即本初子午线，它告诉中国人，中国并非在世界的中央。”

庄钦永说，他也从翻译学来看这批书的译词。他说：“我搞晚清翻译史，是受英美翻译学家诸多理论影响。我从政治、文化等背景来看译词。”

他举例说，在新加坡，我们把“Queenstown”译作“女皇镇”。从翻译实践看，这是错误的。“英语男性国王King译作“王”，正确无误；女性国王Queen也当译作“女王”。但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传教士坚持使用“女皇”，因为在中国朝贡体系下，中国皇帝称作“皇”，所有朝贡国家的元首均叫做“王”，如安南王、朝鲜王等等。清朝盛世时，天主教传教士把罗马教廷的Papa译作“教皇”，康熙皇帝将他们训了一顿，就此，他们只好改译作“教王”。同样的，新教传教士不愿Queen维多利亚屈居道光皇帝之下，因此将Queen译作“女皇”，好让她和道光皇帝平起平坐。清朝朝野都不接受这译词，林则徐写给维多利亚的信，就称她为“女王”。《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占领香港，殖民地官员再也不须看清朝大臣的脸色，将沿海第一道街道Queen Road，汉译作“女皇大道”，新加坡“女皇镇”就是沿袭这种思路的译词。”

他又举例说：“今天中美贸易战闹得沸沸扬扬，几乎每隔几天，就有白宫发言人向传媒发布新闻。从翻译实践看，‘白宫’是个错误的译词，英文明明写作White House，不是White Palace。19世纪书刊译作‘白屋’，完全正确，但汉语词汇学体系不能接受这个译词，堂堂一国之尊，却住在一间屋子里，难以接受。因此，配合中国思想文化，将之改作‘白宫’。这例子说明当一个外语词汇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它必须经过目的语文化所接受。如果我们放弃以往‘信、雅、达’这套旧方法，代之以英美翻译学家的理论来研究晚清的汉语新词，当有一番新发现与新看见。我在日本关西大学学报上发表《翻译的政治：‘皇’、‘王’之论争》，以及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刊行的《翻译史研究》上发表的《四不像‘大英（国）’：大清天朝体制钤压下的汉译泰西国名》两篇长文，就是受当今英美翻译学的新理论所启发而写成的。”

这数十年来，庄钦永将日子过得十分规律、简朴，他形容自己每天的生活几乎就在“书桌旁边”度过，有趣的是，他还戏称自己为“败家子”，如果没有太太黄超群长期在身边给予精神与实质上的支持，他不可能数十年来耗时费力，“自掏腰包做研究”。他举例说，为了研究传教士中文出版物，他先后七八次远赴英国看资料，还去了美国四次，荷兰两次及澳洲两次等。

他说：“我都是单独一人出国找资料，退休前为华文老师的太太在家照顾孩子。出国一般上是一个半月，最长一次是到哈佛大学，长达三个月。很多人羡慕我能在外国住这么久，一定玩了许多地方。其实很少人知道这其中的苦。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初期，那是没有手机，更没有WhatsApp的年代，除了长时间在图书馆、档案馆工作，回到旅馆就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因为长途电话费高昂的原故，一连几十天完全没和家人联系。”

庄钦永说，对他来说，在外国看资料而又发现到新资料是一件极其兴奋的事，但也因此过着“极其孤单的生活”。自掏腰包做研究这么多年，庄钦永又是否曾经想过放弃？

庄钦永说：“其实，在1996年之前我曾经决意放弃学术研究，弃笔坟场。可是有一天，当时的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顾问郭振羽教授约我见面吃饭。他问我是否有意到文化中心担任副研究员，撰写一些华人史的书。郭老师的推荐得到中心主任周清海老师的接纳，就此，我从坟场捡回那根秃笔，用了九个月的时间，把我多年来搜集的墓碑文字编辑成书，交给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出版。对郭老师、周老师这些年来的提携与鼓励，我非常感激。进入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研究，让我在学术道路上走上更高一层楼。”

庄钦永说：“学术研究是很神圣的一件事，也是我一辈子真真实实，认真去做的一件事。这些年来自掏腰包花这么多钱来做研究，我从不后悔。人活在世界上要快乐，做我们喜欢做的事。钱财是身外物。人在世仅有一次。今生不做，更待何时？回头看，我觉得今生今世我活得很充实，不枉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