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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 自由艺术者不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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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演,对于艺术表演者来说就是撤走他们的舞台,对于自由艺术工作者更是生计难维。

受访的八位本地自由艺术工作者的艺术实践虽然备受疫情冲击,但他们都利用暂别舞台的这段时间,反思自己的艺术生涯,并以自我提升构筑未来

新加坡的文艺生态圈,自由艺术工作者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尤其在表演艺术界,不乏自由身的演员、舞者和幕后工作人员,他们是本地表演艺术界必不可少的共享资源。我们能有今天日渐繁盛的艺文图景,他们的活跃与贡献功不可没。

而一场不断升级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让艺术界因配合政府疫情防控,暂时陷入停摆状态。目前看来至少上半年,新加坡的表演艺术场域是一片空白。

或许有人觉得:不过是少几场表演,没什么大不了。但这一场场表演,恰恰是自由艺术工作者们的生计来源。演出取消,对他们来说很可能意味着手停口停,断炊断饷,失去生活来源。

幸而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上周发表的追加预算案声明中,宣布推出总值12亿元的自雇人士收入补贴计划。此刻,对于这些自由艺术工作者来说犹如寒夜送暖。

联合早报与八位自由艺术工作者对话,倾听他们在这场疫情中所遭受的冲击,以及对各自艺术生涯和职业规划的种种反思。

疫情裹挟表演艺术界

剧场演员游惟杰说苦心排练已久的华语音乐剧《放逐与追逐》,恰好在预演当天宣布取消,令担任男主角的他有种晴天霹雳的感觉。没想到那只是开始,随着疫情加剧,防控措施加强,他上半年所有戏剧演出全部延期或取消殆尽,收入损失上万。

与游惟杰同样参与《放逐与追逐》的庄舒怡,预定出演的华语剧《第一舰队》和英语剧“An Inspector Calls”,也是一部接一部停,收入减少至少八成。她说:“本来对下半年才演的戏存一丝希望,以为4月可以开始彩排英语剧,最终也全部停了。”

独立舞者吴玉丽与新西兰Java Dance Theatre合作,在巴士上演出的舞蹈,3月中旬只演了四场,剩下一大半演出,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来的两位合作舞者,因担心各自国内收紧入境政策,便匆匆返国,演出戛然而止。“目前手上还有一部在公园进行的特定场域演出,是双人舞,也从5月推迟到7月。”吴玉丽向来坚持只做纯艺术创作,收入来源本来就少,无法跟接受商业委约的表演者相比。

但歌舞演员洪正恒情形一样困窘,不仅如《古玛秀》(The Kumar Show)等大剧场表演取消,往常从春节纷繁登场的集团或公司年会表演,今年一场也没有。他苦笑:“以前偶尔挑工作,现在什么也没得挑。剧场表演酬劳在3000至5000元之间,年会表演酬劳每场约两三百,到底收入损失多少,没心情去算,算了会更难受。”

当然也有自由艺术工作者身兼教职,不过自教育部暂停课程辅助活动(CCA),所有增益课程也必须暂停后,独立音乐人蔡为仲便无法教课;编舞、肢体指导吴守益在政府学校指导的课程辅助活动也纷纷喊停,在舞人舞团和艺术学院教的课仍可继续。吴守益也一早做了网课测试,便于随时切换到网络授课。

幕后工作者如灯光设计师陈伟文、舞台监督李欣芷也被迫停工——可以说,这次疫情裹挟整个表演艺术界,令业内所有人的经济收入蒙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不过,艺术工作者们表示理解当局出台的一系列防疫措施。游惟杰说:“无论多热爱艺术,无论排练多辛苦,我都认为观众身体健康应排在第一位,绝不能让观众因为来支持我们而感染。”

行规与人情暂解燃眉之急

值得庆幸的是,防疫措施出台前已在进行编创项目的艺术工作者们并不是完全没有收入。本地艺术和演出行业在合同条例方面已步入正轨,因此,签订了项目合约,并完成阶段性工作的工作者,无论演员、舞者、乐手或幕后工作者等,仍可按照合约规定,视完成度,按比例取酬。

对此,陈伟文说:“这要多亏近十几年来,新加坡艺术界专业水准提高,给予从业者相应保障,有些项目即使被迫取消,也有补偿发放给合作者。”

李欣芷则以自己的切身经验说明:“我今年上半年所参与的新典现代舞蹈团、舞人舞团、南洋艺术学院等团体或单位的作品,都没能演出,但我仍得到了部分或全部酬劳。这也体现了我们新加坡艺术界的人情味,我合作的那些团体,愿意在这个时刻帮我们一把,有的团体甚至去找外部资源来弥补我们自由职业者的损失,这叫人感动。”

其他受访者也有相同感受,尽管一时燃眉之急可解,但大家担心的是日后的生计。毕竟,目前上半年演出大多移到今年年底或明年,在疫情演变不明朗的情势下,艺术界下半年或明年初能否复工,仍是未知数。

陈伟文说:“我们的工作性质是提前半年策划接下来的工作,我目前在非常不确定的心态下开新项目的讨论会,如果疫情持续一年或更久,这些项目得不到落实开展的话,我们必须为自己打算。”

不少受访者将这次疫情视为从业以来最大的打击。庄舒怡说:“刚毕业时固然没有工作,身无分文,但那时只要肯努力就能找到工作,现在受客观条件所限,怎么努力都是没用的,我既无力又心慌。”

吴守益也说,即便有储蓄,但不出几个月便会弹尽粮绝。他回忆初入艺术界那几年,常收到银行短信提醒说户头已清零,但这次疫情再次敲响警钟,提醒所有自由职业者储蓄、理财和规划的重要性——艺术虽浪漫,艺术人仍要吃饭。

有房有车是很多新加坡人的追求,但洪正恒说幸亏此刻没有房贷、车贷之类的压力,不然情形将会雪上加霜。“我跟家人一起住,我妈妈虽然没有念我,但我觉察得出她对我从事自由职业的看法,只是没说破而已。”

自雇人士收入补贴计划是及时雨

据艺理会2016年艺术及文化就业调查,多达47%的受访从业员称是自由职业者。因此庄舒怡认为,既然自由职业者已是一种普遍的从业选择,那么社会应正视自由职业的合理性,并重视这一部分从业者的权利。

幸而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上周发表的追加预算案声明中,宣布推出总值12亿元的自雇人士收入补贴计划。预计本地约8万8000名自雇人士将自动在自雇人士收入补贴计划中受惠,在今年5月、7月和10月分别领取各3000元,共9000元的补贴。只要国人在本月25日或更早之前以自雇人士身份工作,没有以雇员身份赚取收入,年净营收不超过10万元,所居住的房产年值(annual value)不超过1万3000元,而且名下房产不超过一栋,就符合领取收入补贴的资格。已婚新加坡籍自雇人士若想领取收入补贴,这名自雇人士与配偶一起拥有的房产不能超过一栋,配偶的估税收入也不能超过7万元。

另外,政府也为自雇人士培训援助计划预留额外4800万元,持续支持自雇者在工作停摆期间,接受培训和提升技能。每小时培训津贴从5月1日起将增至10元,计划也延长至12月。政府早前已为这项计划预留3600万元,并且不限制自雇者报读多少课程。

受访者们觉得这种种举措,此刻不啻一场及时雨。李欣芷说:“感激政府没有忘记我们,金钱纾困最实际,我觉得1000元是合理的数额。”吴守益感到,援助计划体现了政府对自由艺术工作者设身处地的体谅和关怀。蔡为仲指出,这笔援助金对有些自由职业者来说,不仅可解一人之困,也是养家糊口的救命钱。

部分受访者粗略对照补贴计划,认为初步符合受援资格,但要针对某些细项再做核查。

也有部分受访者提出,艺术界自由职业者如果能成立一个协会,起码有一个整合架构的存在,可能有利于今后该行业自由职业者权益的争取。蔡为仲说:“我个人支持这样一个协会的出现,至少能够代表我们发声。”

自我提升不可忽视

接受经济援助是一方面,自我提升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吴守益就去上了技能创前程(SkillsFuture)的安全舞蹈实践课程,这是与他舞蹈授课直接相关的技能培训。陈伟文也计划使用一次性改良版能力发展津贴(Capability Development Grant),选上适当课程。

游惟杰则说,可能在这个期间去读私人出租车司机职业执照(简称PDVL)的课程,如果表演工作持续无法恢复,他考虑暂时驾私召车谋生。他说:“我尊重我的演员身份,但无奈之下只能暂时这么打算。我当然希望各界能给我们多一点平台,让我们发挥表演所长,比如电视台仍能运作,为什么一些宣导短片不能找我们去拍呢?”

同样打算做兼职工作的还有庄舒怡,她觉得目前受津贴的培训中没有与她剧场工作挂钩的课程,她进修的方法是持续参加剧场训练,比如声乐课和九年剧场的铃木忠志演员训练和观点训练,她相当坚定地说:“戏剧是我的志向,我最终不会转行,但现阶段我也不会放不下矜持去做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我之前在星巴克当过咖啡师,所以我会暂时去找打工机会。”

疫情当下,艺术在他们的生活中根本没有退场,远离舞台的日子,这些年轻人各有艺术未来的展望。

吴玉丽没有停止舞蹈训练,她把练舞场地挪移到青青草坪上,也更积极和各国艺术家联络,寻求跨界联创机会;青年艺术家奖得主陈伟文,打算用自己去年所获奖金成立一个训练中心,推广灯光设计软件和技艺;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首位阮硕士蔡为仲,本身也涉猎琵琶和柳琴演奏,他想在这段沉潜期为自己的个人专辑作曲编曲,并计划联合世界各地音乐人办网上音乐会;演艺经验丰富的洪正恒,则要在社交媒体上推出演出片段,他更瞄准电影试镜,意欲朝大银幕试水。

当记者最后问他们是否后悔自己当初选择做自由艺术工作,每个人的答案都是:“完全不后悔。”

一句话与所有艺术人共勉——记得欢愉,忘记苦难,那是幻灭;识得苦难,唤醒欢愉,便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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