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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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中国的就医经历,新加坡的医院是天堂,所有工作人员都高效而专业。

  在新加坡,我们没有那么多恐惧和慌张。因为这里的医生仁心仁术,即使最普通、最卑微的芸芸众生,都会有最大的生的希望。

在暂时的安稳岁月里,总是会忘却生命的大限,恍若每个人都会永生,安心挥霍着静好的光阴。这么多年,从中国到新加坡,再到英国,生活总不乏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结婚、工作、孩子,使照顾陪伴父母的日程一再拖延。

而这一天终于到来,多年来的侥幸心理被一个电话遽然敲碎。日夜兼程十几个小时后,终于在家乡县城小医院病床上看到憔悴虚弱的母亲。叔叔托人帮我问了中国所有大医院的相关专家,治疗方案都如出一辙:先马上做肾脏切除手术,再化疗,并宣告存活期仅一年。

同一层病房还有我一个家乡友人的父亲,被诊断为脑癌晚期,正接受放疗。怀着一丝希望,友人刚带着她父亲的检查报告长途跋涉去北京和上海咨询专家。抛开昂贵的机票和高额的问诊费不说,还有她放下工作千里迢迢的奔波和疲倦,可结果是那些专家根本不看片子也不问具体情况,仅听了我朋友一两分钟的陈述后,就匆匆把她打发走了。

对比中国的就医经历,新加坡的医院是天堂,所有工作人员都高效而专业。到中国后次日,我带着已行动不便的母亲搭飞机到了樟宜机场。在联系后的短短十几个小时里,中央医院就帮我们安排好了轮椅和救护车接机。第二天,母亲就得以在癌症中心开始接受三位相关领域的专科医生的会诊。

医生与病人的沟通温暖人心

  第一次问诊,肿瘤科专家卓志强医生开口就说在接待我们之前,他已和另外两位专家仔细研究了母亲的医疗报告。在检查了母亲的身体病况后,他提出了治疗方案:先用电疗转化骨转移的肿瘤,再根据肿瘤穿刺细胞检验结果决定是否手术。中央医院放射科的蔡凯文医生耐心地向母亲解释了电疗的种类作用及可能的风险。在精确到误差小于一毫米的核磁共振检查后,他的医疗团队需要花费两周时间制作模具,计算医疗数据,并设置机器与医生之间的智能对话。但他与卓医生的观点稍有偏差,建议先做肾部穿刺检查再进行电疗。

在和母亲交谈的时候,虽然不很流利,但两位医生都特地使用了华语,目光温暖,面带微笑,毫无中国医生常有的距离感。竟然,这两位医生还主动给我他们的名片,以备不时之需。要知道,这在中国是不能想象的,更何况这些医生和我们都是素昧平生。

直到今天,癌症在中国就几乎是意味着不治之症。医生和家属通常都选择向病人隐瞒实情。我们也一样,担心母亲承受不了。在沟通有些敏感话题时,都用英文来和医生交流。泌尿科专家李医生(Lee Lui Shiong)却犀利地用英文反驳我:“对癌症的偏见,如同你见到有刺青者就断定是坏人一样。但其实,有些人文身只是为了时尚,并非加入黑社会。同样,癌症并不意味着绝症。”他转身看着妈妈的眼睛,微笑着肯定地告诉母亲:“我们看了你的片子,里面有一些不好的细胞。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帮到你,不要担心。”——这样的话从医生口中说出来,需要很多的勇气和自信,是给病人的一份生的希望和承诺。

在评估了妈妈的病情后,李医生断然坚持第一时间开始电疗准备,并尽快安排穿刺检查。为了不耽误病情,他竟然当场拿出手机打电话给主治的卓医生,并当场安排我们即刻去电疗中心见蔡医生。所有的部门都为母亲的治疗一路开绿灯,挤出时间空位来紧急处理。

一周后母亲的穿刺检验结果出来,肿瘤没有长在肾脏里,而是在肾脏外的膜上,属于膀胱癌,无需切除肾脏,可以通过化疗控制病情。接下来一周做了电疗,过后,母亲脊椎疼痛难忍。次日早上7点我写电邮给医生,8点半收到当天外出开会的电疗专家蔡医生详尽的回复,其中包括如何用药的具体步骤,9点半卓医生从办公室专程到化疗大堂见母亲,推迟当日的化疗安排,先处理和控制电疗后的疼痛。

现在,母亲已经开始为期6个月的化疗,那会是一个漫漫长途。只是,在新加坡,我们没有那么多恐惧和慌张。因为这里的医生仁心仁术,即使最普通、最卑微的芸芸众生,都会有最大的生的希望。

母亲住院做肾脏穿刺手术的当天,恰好是新加坡的国庆日。在中央医院七号楼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有护士在分发庆祝国庆的小贴纸。我拿了两张新加坡国旗图案的贴纸,一张给母亲,一张给自己,贴在胳膊上。相信母亲也和我一样,内心是对这个国家由衷的感激。

(作者是原义安理工学院讲师,现居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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