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大商学院访问教授苏米·阿加沃来说，周遭的事情总能让他深思，哪怕是日常生活琐事，因为这些都是他所关注和研究的民生课题，也是从小就深植他心的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个喜欢解决问题的人。”
对苏米·阿加沃教授（Sumit Agarwal）来说，周遭的事情总能让他深思；例如上完瑜伽课后搭不到德士的困扰，抑或电梯和楼梯间的近距离，促使人们过于依赖电梯而甚少运动。这些都是他所关注的民生课题。
阿加沃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目前为该学院的访问教授。他的工作主要是从多方面探讨新加坡人的日常生活，提出解决方案，从而改善人民的居住素质。“我是个喜欢解决问题的人。”阿加沃教授接受《新汇点》访问时如是说。
“解决问题”不单和阿加沃教授的研究工作密不可分，也蕴藏着他父亲的循循善诱，这塑造了他的人格，对他的人生观也有深远的影响。
现年46岁的阿加沃出生于印度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父亲是名经济学家，他6岁时因父亲任职联合国附属世界银行举家移居非洲。
阿加沃的大半童年在非洲度过，基于安全考量，他每天上下课由保镖护送。“我的同学多半是穷人，也有其他联合国职员的子女，我们下课后总会一起溜出去玩，急坏了保镖们！”
非洲的动荡局势让阿加沃很早便接触第三世界的贫穷，由于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和文化背景，他对多元种族社会一直充满包容心。
经济学可助解决问题
阿加沃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主修电脑科技，取得学位后，原本计划朝此领域继续深造，但在父亲的劝导下选修经济学，并考获博士学位。他说：“父亲的见解是，电脑纯粹是一个工具，经济学广义上可以帮助人们解决问题。”
阿加沃的父亲一向对改善人民生活不遗余力，他分享：“有一回，父亲准备以象征性的一元购买非洲的土地，为的是能够发展地段制造就业机会。当时就有投资者要以100万元来收购，父亲却无动于衷，因为他深知投资者会剥削人民。”
访谈中，为人耿直的阿加沃不忘提及母亲在他心中所树立的榜样，他说：“母亲是名家庭主妇，她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父亲，从不奢求父亲给她买贵重的东西，处处为人着想。”
父母亲刻苦耐劳及体恤底层的精神给予阿加沃诸多启发，他决心要维护小市民的权益，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难题。
2000年至2012年，阿加沃先后在美国银行和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就职。在金融界打拼的日子里，他意识到银行的部分政策如何对消费者造成不利；同时，也不苟同业内的奢侈作风。
对华族习俗与迷信感兴趣
阿加沃的父亲五年前因肺癌离世，为了方便照顾母亲，他决定回亚洲生活，2012年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担任副院长，直到最近卸下副院长的职务。“当时我有意转向学术环境，进而专注研究工作，正好和国大的理念契合，主要探讨和改善新加坡的民生课题。”
四年多来，阿加沃所研究的方案不胜枚举，他对本地华人的传统习俗与迷信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感兴趣，尤其是人们对数字4和8的迷信，龙年多生育的隐忧，以及“多多”发财梦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等。
他娓娓道来：“龙年的出生率高出其他年份12%，我们预测龙宝宝在入学和就业方面将会面临极大的竞争，也就是说，这会牵涉到教育的素质和就业薪金等问题，值得探讨。
“至于大批人排队购买‘多多’做发财梦，我们的研究显示，遭殃的往往是赢家的邻居，因为当他们看到赢家的物质生活突然提升了，比如添购新沙发或车子，他们往往有样学样，最终花费超出预算，成了这场赌注的输家。”
阿加沃对新加坡人的用水量也颇关注，研究小组在浴室内安装了用量表，调查发现，人们的用水意识因此提高，从原本冲凉时所用的21公升减至15公升。“这个实验获得公用事业局的青睐，我们目前正在商讨如何广泛推行这项计划。”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贡献分别获得2016年和2013年的国大商学院最杰出研究员殊荣。
新加坡人怕输的利与弊
阿加沃教授为美国公民，持新加坡就业准证，加入国大之前已造访岛国数次。他在访谈中透露，12年前曾经来新应征国大的另一份职位：“当时不幸阑尾炎病发，结果在鹰阁医院留医三天，影响了整体表现。哈，这是新加坡给我的记忆！虽然当时没被录取，我还是乐观地相信时机还未成熟。”
他说：“我对新加坡这个开放社会和任人唯贤的制度极为欣赏，只要勤奋工作，不问出生背景，大家都能出人头地。”问阿加沃新加坡的哪个特点令他印象最深刻，他立即回答：“怕输！怕输的特性让新加坡人处事积极，但显得过于紧张，大家应该放慢步伐学习放松。这也反映在本地学生身上，他们表现优异，却过于在意分数。”
说到放轻松，阿加沃热爱瑜伽。他说：“身为印度教徒，瑜伽让我有重生的感觉，通过呼吸促进血液循环，有益健康。”
阿加沃育有一个6岁女儿，目前与前妻居住伦敦。谈及女儿，这位学者顿时露出慈父的笑颜，并骄傲地展示手机中女儿可爱的模样。他说：“我们平时会通过视屏聊天，我也会买些衣物和玩具邮寄过去。”
访谈结束前，阿加沃不忘感谢国大商学院院长杨贤教授给予他机会，从银行界转向研究领域，接触到新加坡各个层面。他强调：“既然我的薪酬取之纳税人的钱，就有义务帮助新加坡人解决问题，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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