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ec的善心行为中,我看到了“负伤的治疗者”,我希望我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人,帮助他人。
我怒不可遏——根本没有心情主持诗歌活动。不过,几周前我已答应主办方,因此虽有些无奈,还是强打精神,凭借一贯的职业素养完成了工作。
其实,我心情糟糕透顶,是因为不久前发生在美国得州小镇圣达菲的校园枪击案。圣达菲与我成长的小镇相邻,离我就读的高中不足20分钟车程。我很伤心,但更愤怒,因为那里很多人(包括政客和普通居民)一直坚持认为枪支不是问题。当天早些时候,我得知我在那里的家人与枪击事件的幸存者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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