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猪为元素的时尚单品乏善可陈，也许正因为设计师们把猪做得太像猪了。


华人新年除了“大吉大利，恭喜发财”等吉祥话之外，还有一个名词会莫名其妙影响一个特殊群体的情绪——“本命年”。虽然没什么科学根据，仍有许多人相信本命年不是大好就是大坏。其实，12种被“选”作生肖的动物，除“龙”之外，其他都来自生活日常，不过是种平实的纪年方式。


这些熟口熟面的动物们12年一轮转，凭着统领本命之年的特权，轮番“施虐”于各自掌管人群的心理。近年来，因着西方时尚品牌的加持，这些“老古董”又被赋予引领潮流的异能，开始在每年华人春节前后，“祸害”人们的荷包。


2019的主角是颜值不高却憨态可掬的“亥猪”。


每年都限量推出一块生肖粉饼的雅诗兰黛（Estee Lauder），今年的包装上铺满粉钻；Gucci在卫衣（sweater）品牌标志上绣了一只“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卡通猪；Tory Burch的“野猪”包好像碎布拼接而成；聪明的是Vans，找来中国本土设计师合作，“得意忘形”地凸显猪猪的“肥”与“懒”，且以暖暖的红、米、粉做主色，看起来似乎比较不违和。


猪在华人生活与文化中地位不凡。它“全身都是宝”，甚至是祭祀中的要角；“猪八戒”的乐观与随遇而安受到更多人的喜爱。猪与生肖中的其他动物相比，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并不“显要”，小猪佩奇（Peppa Pig）可能已是无与争锋了。在缺乏文化积淀的情况下，西方时尚大牌利用猪年大做文章，很容易有“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之嫌。


文化挪用何罪之有？


“文化挪用”概念本身就不很清晰。由此，那些被指为文化挪用的事件会引起较大争议也就不奇怪了。


美国歌手Beyonce前不久在印度首富女儿的婚礼上表演，透过Instagram秀出她身着印度沙丽的照片，被指文化挪用；去年，一名美国高中生身穿中式旗袍出席毕业舞会，也被指是文化挪用；Gucci 2018秋季大秀因为几位模特都带着锡克教头巾，引起锡克教徒强烈反感；模特Karlie Kloss为“Vogue”杂志拍摄时打扮成日本艺伎，被广泛批评后通过Twitter道歉。


其他像《功夫熊猫》（Kung Fu Panda）、《花木兰》（Mulan）等好莱坞电影对中华文化符号的借用毫不掩饰。热门影集《权力游戏》（Game of Thrones）中的“七大王国”（Seven Kingdoms）、“长墙”（The Wall）等等也都让人联想到“战国七雄”。


文化挪用似乎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时尚行业的文化挪用之所以反弹强烈，是因为设计师们在利用他族文化为作品“晕染”异域风情时，缺乏对该文化真正内涵的深入了解。当服饰、发型、妆容等寻常之事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时，其背后往往承载了千百年的文化历史，设计师如果蜻蜓点水地用其皮毛，当然容易引发该族群的强烈反感。


文化“挪用”还是“借鉴”，实在难以区隔。其实，真正需要摒弃的是“不当挪用”（mis-appropriation），即只理解表面、只图获利、罔顾伤害，对弱势文化带有剥削性质的侵用。立意良好的借鉴乃至借用，都可视为跨文化间交流的积极力量，可能推倒疆界、化解分裂，推动不同文化不断发展。


十几年前开始爆红的粉红猪佩奇，这次借猪年之势又火了一把。英国人把这一角色做得深入人心，关键是抓住了猪猪的精髓，而不拘泥于形似。今年以猪为元素的时尚单品乏善可陈，也许正因为设计师们把猪做得太像猪了。


网络的即时互联互通让设计师更易接触不同文化而激发灵感，同时也让时尚离普通人越来越近。如有设计师不当挪用他族文化，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广泛传播，给品牌带来毁灭性的伤害。D&G与中国消费者决裂的事件相信并非时尚界所乐见。


伦敦时尚学院讲师Serkan Delice给出一个避免“无妄之灾”的方法：设计师在受到另一种文化启发开始创作时，让真正来自于这种文化的人参与进来。


如此看来，Vans与中国本土设计师合作的“写意肥”，是否可算是文化融合的成功案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