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我是西方作品的儿子

中国小说家阿乙自称是个“西方作品的儿子”，他的文章里大量引用西方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他说，2002年至去年，阅读西方小说是他的日常习惯，直到他意识到“它们开始重复自己”，才转而阅读中国古代志怪作品。

忠实书写心中认为的真实，是中国小说家阿乙坚持的原则。

曾经任职警察，阿乙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罪案的元素，但他创作的，绝不是侦探类型小说。他早期的一则短篇《意外杀人事件》，讲述红乌县里六个本地人与一个外地人的故事。外地民工李继锡因为在火车上丢了钱，到县里警局求助被拒，发起狂杀死六个当地人，这六个人都有各自的阴暗面，使“意外”一词，又有了多重意思。

对于这篇小说，阿乙表示，并未对执法体系提出怀疑，只是在呈现一种执法现实。

“就像描写屋檐滴下的一滴水，我描写一种执法现实。‘忠实地去书写你心中认为的真实’，一直是我写作坚持的原则之一。通过我自己来扭曲我的看法或者想法，非常难。我可能会不写某些方面，但我很少会违心地去写自己不相信的东西。”

阿乙一直认为“庸俗是目前文学的大敌”，这种庸俗体现在思想上，他批判许多作家竟然书写自己不相信的东西，表现一些下岗工人如何迎来生活新希望，写一个农民如何与有关部门和解的故事。

阿乙认为这类作品反映了作者的不道德。

“他们所谓的爱，就像是丢给乞丐的潦草的钞票。”

19世纪以降，从爱伦·坡到柯南·道尔，西方侦探小说，在悬疑推理之外，也提供法治伦理的范例，有评论者认为早期侦探小说为社会建立法治精神。阿乙是否也曾期盼通过他的小说，改变社会观念？

对此，阿乙认为现在的中国，侦探小说为社会建立法治精神的可能性不大。中国没有具号召力的本土侦探作品，且寄望于以消遣为目的的文学来改造社会并不现实。

“批判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它要求作者的勇敢。我觉得小说能改变社会，但目前以反映社会为主。”

阿乙即将来到新加坡参加作家节，除了与读者见面畅谈个人创作，他也将在座谈会上探讨小说中“道德的灰色地带”。

阿乙认为，小说不必然要触及道德议题，但道德议题总能为作品提供足够的故事冲突，提供足够的悬疑。道德议题也能反映出人的本性本质。他以托尔斯塔《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与司汤达《红与黑》为例，这些作品都激烈反映道德问题。

小说中的道德冲突，总能扣紧读者心弦：“我们在电视或电影里经常看见，一名男青年导致一名懵懂无知的少女怀孕，然后又无情地离开。设置这个道德情节，很快就能抓住观众的情绪。观众有时会被这样让自己难受的情节气得睡不着觉。”

阿乙，本名艾国柱，1976年出生于江西，毕业于警校，当过警察、文学编辑。著有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模范青年》《春天在哪里》及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阿乙自称是个“西方作品的儿子”。他在许多文章、采访里，都大量引用西方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他说，2002年至去年，阅读西方小说是他的日常习惯，直到他意识到“它们开始重复自己”。他解释，这不是一个作者在重复自己，而是另一个作者在重复着这个作者。这两年他转而阅读中国古代志怪作品如《搜神记》《阅微草堂笔记》等。

不过，他并不认为阅读翻译作品影响他的叙事语言。

“白话文发展100余年，现在还在自我摸索和试探。它的节奏如何应对叙事，它本身在语感上的优势在哪里，这些都需要慢慢去体会。讲又讲不出来。白话文最好的语感在老一代翻译家那里，比如李文俊（即福克纳的中文译者）。老一代的译者自己中文功底很深，又注意吸收外语的长处。他们的译笔就是语文的示范。”

阿乙的新书，小说集《情史失踪者》几个月前刚出版，收录八篇近作。他形容这些作品在主题上仍具有存在主义的灰凉，并在叙事方式大胆探索。

“有一个批评家胡少卿，说我是一名小说的装置师，从来不懈于在叙事方式、方法上进行追求。这可能跟我的本性有关，我很少愿意反复做同一件事。我不会允许自己总是用同一种方式去写同一类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