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的想象与建构 林高与林康谈文学的启蒙与养成

这是个没有时间与距离的时代，交流永远处于ing中。我们于弹指间捉住片刻，留下一些记录，谈文学。

“键谈文学”将不定期推出，先留下“键迹”的是林高与林康。

林高生于1949年，林康生于1950年，相距不到一岁，两人的文学发展却很不同。我们从两人的文学“启蒙”与“养成”开展，沿着两条路线，贯穿这座城市，考察半个世纪新加坡的华文文学风景。

老舍，特别是茅盾的小说，不像后来看到的那些简体字版那么“干净”，里头不少“露骨”的笔触。——林康

林康：“键谈文学”是《文艺城》编辑谢裕民的点子。他认为，我们在文学上有不一样的“启蒙”与“养成”，让我们循此谈大环境的变迁及文学（或个人书写）如何因应；谈这样的现实底下“写实”要怎么“写实”，“现代”该怎么“现代”；谈这一路走来生发的感触、积累的经验；谈文学的交流与发展。

他的两个“原话”。一、叫我们“回首来时路”（这难道点出“键谈”将在迟暮与沧桑语境下进行的宿命）；二、“期待一场精彩的交流”（我们当然也这么期待，但……压力来了）。

本来该林高开的头，他执意不肯，于是就有了上面的絮叨。说罢缘起，把球丢回去，实质对话的开展，仍看林高。哈哈。

林高：是大不同呀，就接你的话头谈去。回首一甲子，“沧桑”于我是一个距离以外的关切。我是静山村的孩子，一直到教育学院毕业，做完国民服役才搬到宏茂桥新镇。70年代中的居民还能把乡村的感觉带到新镇，继续纯朴。谈成长——比启蒙与养成多了些什么——必须从童年谈起。还有，我没有迟暮的遗憾，反倒有黄昏正好的惬意，“迟”是我的命理应如此。我觉得“迟”于我是“到”，到了我想的地方，尽管身体胜不过青年时候。

林康：你说你是“静山村的孩子”。你未必知道，作为一个“坡底的孩子”，生活中没有乡下，曾经是我极大的遗憾，甚至惶惑。想想，这似乎和文字，以及文字后面连着的那一片深邃的背景有关。

我们说家乡，说故乡，都离不开“乡”字。读前人怀念故乡的文章，来去都是乡居的场景；即便迟至五四新文学如鲁迅、沈从文等，也无不如此。没有“乡”，就好像没了根的感觉。所以，说养成，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你说“是大不同呀”，我只好同意。

当然，于日后的文学倾向，童年的阅读也许是更为直接的影响。说到这里，想到家里父亲的藏书，想到小学的图书馆和负责管理小学图书馆的老师。

林高：问到底，宿命大抵都如此。离乡、思乡、忘乡、回乡，漂泊与寻索，回忆与想象，遗忘与建构，最后得到的可能是一种陌生的，或者一种归家的感觉，那感觉标志的是，自身的实有或空无，不必是外在的实有或空无。是的，我就要从这个“乡”谈起。从孩子到青年，静山村的“乡情”培育我，是地理的，却变成柔暖的心性，我的第一个乡。我意识到生命的资源发源自心性。

童年我家里没有一本藏书。我听老师的话，到图书馆借书来看——光洋小学图书馆只一个课室的规模——简写本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书，在我的童年不是一个角。

林康：你有“乡”可说，有静山村的“乡情”陪伴着你，从孩子长大成青年。

我说“陪伴”，不沿用你“培育”的说法。我想，“培育”大半是回首过去的一段时日，觉察自己身上已然产生变化后，才会总结出来的概括性感慨。“陪伴”，才是如影随形，悄悄跟随的，不离不弃。我强调的是这个。由于没有你那样的“乡”，没有你那样的“乡情”，因而格外想珍惜这个。

作为坡底七马路的孩子，我只要一踏出门口，马上就见车辆横冲直撞的街道。前后左右，躲不开那一道道柏油路，平整而呆板。从小到大，我一直是某种程度的“宅男”；然后，再到今天的“宅老”。我判断肯定与此有些干系。

林康：我也一直认为，书本一定是上天对我欠缺的补偿。从童年开始便是这样。说“启蒙”，还得从书本说起。家里父亲的藏书，等一下再说。

先说我小学三山学校的图书馆。最近看资料才知道，我入学次年，到离开学校后又两年，是我小学的鼎盛时期。资料还说，我们学校“图书馆设备完美，藏书量大，地方宽敞，有冷气设备，在当时华小中十分突出”。

老实说，设备、地方、冷气，我一样都没记住。小学生怕老师，有老师坐镇的图书馆，当然不会久待，一找到书借了马上开溜。至于“藏书量大”，我对着这四个字回想。从初小的《南洋儿童》《世界儿童》《世界少年》，到高小的福尔摩斯、阿森罗平（Arsene Lupin）探案，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借过看过的书，竟一本本接踵而来。

小学的图书馆有那些书也许不算什么特色。但我的一本本张恨水，也是高小从学校借来的，同时开始借看不少巴金、沈从文、老舍、茅盾，不少徐訏、梁实秋、苏雪林。别的小学图书馆，大约不会有这些。鲁迅的书图书馆应该不缺，但家里有，不从图书馆借。

曾经告诉朋友，老舍，特别是茅盾的小说，不像他们后来看的那些前后的简体字版那么“干净”，里头不少“露骨”的笔触。我能一点不含糊地把话说得底气十足，因为那都是我的“亲眼所见”，我当年逐字读过来的。

有这样的小学图书馆，我才从小养成看杂书或杂看书的习惯。这种习惯一直跟随着我，甚至身旁都是“有志一同”的朋友时，在当时某种类似于“清教徒”的氛围下面，也没有改掉。我后来回想自己阅读不那么“单一”，不那么“独沽一味”的养成，对我的小学图书馆，总是抱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这种感激，自然也让我后来经常想起，当年长时间担任图书馆主任的老师。尽管在学校时，我和他一点不亲近。这位老师，下来我一定要说。

林高：你的童年俨然有小作家的身影。我九岁进小一，不会喊“起立行礼坐下”，教了还不会，老师觉得我是呆子，换人做班长。还好，小二成绩全班第一。往后每年名列前茅。

书本补偿你的“遗憾”，我有点吃惊你的好学。我“算是”有求知欲的孩子——那个求知欲仿佛与生俱来，老也没丢。说“算是”，因为我虽然“用功”，但真的没进入书的世界。才读了几本书呀？小小一张借书卡好像没盖满。学校图书馆的“设备”是，让学生从一本手抄“目录”去找，告诉管理员要借什么书，让他拿给你。我没有在书架之间浏览、被书包围的体验。到了中学好像就给老师同学留下“会写文章”的印象，觉得自己有文科倾向是这样在脑子里形成的吗？中四的华文老师笔名周牧，周粲的同学。周老师选我参加全国母语写作比赛，得第二名。可我念不出一串作家的名字。读过鲁迅、老舍、巴金、朱自清、冰心，是以篇计。有一点，我喜欢读那些“硬东西”，哲学入门、逻辑入门，竟整本啃呀啃得若有所得。

高中毕业要往哪里走？有些茫然。叶德华和我住同村，从光洋到德明是同学，他家开农场，他老爸鼓励我去报读大学，说：“钱不够，多少我这里拿。”他的话我铭记在心。还有，我会骑脚踏车到村里一个陶窑用零用钱买花盆回来种花，几十盆了，用花架摆起，作观赏用。也在家的园地里种甘蔗、番薯，给家里吃。我闲时喜欢弄这个。你看，乡情是这样一辈子培育我的。你说得没错，培育是后来回头看的事。不过，我说的培育是活着一路上感觉到的事，心性上的——这个等我到台大再补充。

后来我选择进教育学院，认识辛白。谢克把我的一篇稿从《学府春秋》转到《新年代》发表，让我们兴奋好久。到德新中学教书遇到蔡欣，有名气的诗人，坐我对面。他有性情、才气，我喜欢和他聊。由他引路，认识李向、石君、梁三白、秦林。

转眼就到1981年，出发到台大前夕，南子和贺兰宁到家里来聊。我好像在“文人圈子”了。可是到台北，我没有想写，不产四年。我觉得应该暂时不写。

林康：你说我的童年“俨然有小作家的身影”，这是个天大（也许美丽）的误会。小学三（或四）年级时，确实在《星洲日报》的《儿童园地》发表过一篇百来字的作文，想必是老师“不小心”代为寄出去的。《我的自述》，典型的小学作文命题。仿佛记得开头第一句便是：“我是一本书。”哈哈。在我求学的全过程中，那绝对是仅有的一回。

我生性鲁钝，做任何事无不慢热，有许多幻想，混混沌沌地过日子，毫无条理可言。从小就是这样，而且一辈子似乎都没有什么长进。像你这样成了老师“眼中苹果”的求学生涯（即使是小二才开始），我从来不曾有过（中一两个学期的级任兼华文老师，也许是唯一的例外）。

我不是，可是我十分熟悉这样讨喜的学生。因为，哥哥就是其中非常特出的一个。他是我们小学那位藤鞭在手、不苟言笑的校长会特地找到课室来，然后呼拥着走过校园走进校长室，竖起大拇指拍照的那种学生。他比适龄早一年进的学校，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到研究院考博，一路上都是这样风风火火过来的。我比他小两岁，迟他三年进同一所小学，我的处境可想而知。我小学听得最多的一句训斥是：“你哥哥这样，你……你怎么能这样？”

因为你的一句“误判”，我唠叨半天。没删去这些，因为我想，启蒙和养成（哪怕说的是文学），不会单只局限在书本或阅读的影响。我忽然发觉，自己对边缘的处境，对受挤压和被压迫是怎么回事特别敏感，怎见得和我一口气说下来的这些唠叨，不存在着某种关联？

林高：哈哈。童年我家里没苹果。读教育学院时我舍得买书，台湾看李敖、柏杨、殷海光、张爱玲、余光中；中国大陆看五四作家。大概没脱去周边的影响。我没放下的是，读一点古典诗词，读一点儒家老子。掺来杂去，一直也都形塑不成什么底气。同意你说的，启蒙与养成不单限于阅读上。台大中文系给我的也不是现代文学的培养。我写过一篇散文叫《我的不幸与幸福》，那可是真的。我的苦恼不再说了。我得压抑求知欲，趁周末去走山，去走野外，去东南亚、大世纪（就在台大附近）看电影。走出校园感到有现代文学的氛围。

大一有一门课叫“现代散文”，林文月老师一个一个作家讲下去，文章里的分量是对比着呈现的。还有一位，教文学概论，也讲新诗的老师叫张健，我就不喜欢。我不逃课，却逃张老师的课，因为他讲文学讲成做笔记。教我的老师，尤其那几位老师口里要提到的老师，台静农、叶嘉莹、郑骞、王叔岷，我都没机缘受教。可好像直接影响我，不因为读了他们的著作。那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我打心里有一种尊敬，也许中文系里氤氲的氛围，二者碰头的结果。我没告诉别人，后来发觉的，大二读的论孟，大三读庄子，还有佛学概论，对我很有用呀。

林康：我说上小学时心理压抑是事实，尽管其对性格的影响也许有些夸大，至少那不是全部。我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回跟妈妈上巴刹，看见菜贩把印度老妇女手上的青菜夺回，厉声让对方滚蛋。这事我记到今天。一个魁梧大汉，俯身对着蹲下捡菜的瘦小老妇人喝骂。那一声“pergi lah”，如今说起了，仿佛仍在耳边震响。那种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的事，向来使我觉得非常不能忍受。这，显然和学校不相干。

陈映真说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比自己不幸者面前无由生发的“原罪”感，可见其实不是没有普遍性的孤例。那种性格取向，我看到，在他那里。他一读到鲁迅就一头栽进去，牵引着直至无可避免地走入牢狱方休，不禁嘘唏。相隔着3000多公里的距离，在不同的时空，相似的历史就是能如此在不同人的身上重演。

你说你教育学院时读的，殷海光、张爱玲我也喜欢也读，台静农我也敬仰（因为鲁迅的缘故吧），叶嘉莹是我后来读旧诗词私淑的引路。唯独其中那位“祭酒”，是我始终无法接受的。于今依然，但那和诗文没有直接关联。

如此强调，因为下来要说我那位小学图书馆主任老师。

那位老师，我在学校时和他处得不好。他曾经因为小事随口指责我，不想我也和他较真，非要分辨个是非曲直，因此触犯老师的威严，闹得很僵。僵到校长出面，把学生拉到校长室，逼迫着向老师认错那种。事情过后，老师也许发现错怪学生，也许只是认为自己处理得有点过分，见面总有些尴尬。我自然也尽量能避就避开他。

离开学校后，他却是我逛书店时少数经常会相遇的老师。书店是泛说，其实常看见他，在友联书局店里。六七十年代的友联，是我当时身边那堆朋友鲜少会走到的地方。常待在友联，即便不见得表示什么政治立场，至少说明文学的品味。后来回想，我竟然在这位老师管理下的小学图书馆，开始大量接触五四新文学那些“左翼”作家。

发现这点时，可能纯粹觉得好玩或好笑，但慢慢从中感觉出什么，使我不敢再如此“轻浮”对待。不少拉丁美洲政治立场鲜明的作家，常有创作时暂且放下政治立场，文学的事要让文学说话一类说法。对我来说，最早教会我这个道理的，不是这些大作家，是这位小学老师。

他的“身教”。

林高：你的身影总在书影里隐现，感觉竟有些郁闷。比较起来，我的“郁闷”是另一种。就说这一件，甘榜情很具体，而且往往在困顿的时候看到。大伯父住同一个村，是个老板，拥有一片占地很广的花园，工人不下十个。父亲带我到大伯父家吃饭，有喜庆的时候。印象是富有。大伯父往生，我未满十岁。堂兄弟不小不大，靠大伯母，大伯母不善理财，不懂管理，没几年生意就败了，欠工人薪水。日子窘迫得要过来借贷。有一个午后，父亲着急，我把扑满里几块钱给了父亲，给堂姐拿去。60年代初那一刻心里是踹踹的。后来撑不过去了，父亲帮大伯母变卖家业，还工资，又向地主申请在我们家侧边（原来那里有个猪寮）另外盖一个家，用的是二手材料。粗木板，没有上漆。大伯母一家搬来隔年，堂哥向父亲拜年是下跪的。我看见，父亲吓一跳，再三交代下次不可以。我明白那一跪的意义。父亲去世四十几年，到今天堂兄弟照旧来家向母亲拜年。用现在的眼睛看，是温馨。用当年的心情看，是沉重。

（一、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