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不会丢失真善美的追求 林高与林康谈文学的启蒙与养成

（文接上期）

林高：同你一样，我发觉这些“记忆”在意识里“发芽”。我很喜欢贾母说的，贾宝玉是个实心的，听了都往心里去。这话里有个关键，就是往心里去（不是搁在心里）。读书也一样，首先是吸取知识，就是“搁着”待用。“搁着搁着”越来越多，很有学问的样子。这样不够。我的体会是，要往心里去。就说中译《鲁拜集》的黄克孙，他能从物理研究里说出精彩的人文精神。数理里边也要有人的。

绕了一个圈，要说的是，“创作时暂且放下政治立场，文学的事要让文学说话一类说法”，我也这样看。到底什么启发我这样看？是阅读吗？哪些？是看到的现实吗？左翼作家的老调重弹，中国大陆上发生的“运动”？文学离不开政治，怎么把握它们的关系？创作时的作者与阅读时的读者，要把握的东西是否应该一样？闹来闹去，恐怕就因为各有“立场”说不清。最后发现，根本不是立场问题，是对艺术的态度，简单一句话，你当它是你的工具吗？还是尊敬它？在心里问自己。给自己一个答案就够。然而，这里面一个自我持守的问题，关键在这里。

林康：你说“往心里去（不是搁在心里）”。我想，这里的“不是”，不完全是“非”的意思，而是“这样不够”。实际上，耳闻目睹，亲身感受，一桩桩一件件先“搁在心里”，才有往后不晓得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忽然“往心里去”了的条件。“搁”是积累，“往里”是悟。

阅读、经验、历练，也许都是有形也许无形的“搁”。我说的小学老师的身教也是。身教尤其是无形的“搁”，直至有一天它真“往心里去”了，才惊觉原来它早就“搁”在心里，有了发酵的准备。

譬如说，父亲悄然让我有了“牺牲”的意识。父亲是个有多方面才能的人，母亲常笑着奚落他“十路精九路穷”。他能画画能书法能雕塑，但美术于他不可能是艺术，只是养家糊口的手段。父亲的藏书中，除了鲁迅与其他五四新文学著作，还有萧村、白寒等“归侨”作家离开前后署名送赠的作品，可见当时还有交往。父亲在中国念书时，曾在杂志上写过文章，南来后也还偶尔为之，但文艺青年的这一切，都在有了家累后戛然而止。我多年为他的落寞一生感到惋惜，到自己有了“劫后归来困家累，赊沽气力换赀粮”的感慨后，才惊觉五个小孩压在肩上他“家累”的沉重，歉疚之情油然而生。

从母亲身上，我本来只感受到她的慈祥和温柔，她满满往儿女倾注的母爱，年长后终于发觉她“择善固执”的一面。她来自显赫的家庭，看不惯家里的作为反目出走。义无反顾地舍弃虚华，走进柴米油盐的人间，因为享乐不是生活的全部，人生有其他更重要的基本原则要讲究吧。我后来才知道，小时候最疼我的，我自始至终的外婆，是她从乡下接来同住照顾的大妈妈，不是她的亲娘。她的大哥、我的舅舅，我从来没见过面，他所有的事我都只在报纸上得见。她和过去家里出来的两位“妈姐”女佣亲近，她们坚持叫她六小姐，叫她姐，我的姨，四小姐，怎么也不肯改口。这一切，小时候让我感到迷惑不解，渐渐知道缘由。浮士德把灵魂交易给魔鬼，这个身高只有五英尺出一点的小女人，让我看见人原来也可以有与此反向的一个选择。

说回文学。你说，对文学对艺术，要有尊敬的态度，它不单单是一件工具。我想，这确是问题的关键。认识，是产生尊敬的先决条件，是它得以立足的根本。

这里说的认识，不可能仅仅指涉文学和艺术，还必然包括对人，对生命，对大千世界、世间形色的认识。所谓“纯文学”，除非在特定环境下出于“避雷”的需要，否则只是一句空话（究其实，各时期的“纯文学”一说，往往不过是一个“公民不服从”的措辞）。既然如此，上面说的身教种种，也就不隔，都可以兜合在一块。

林高：“搁”是积累，“往里”是悟。是的，说到我要说的了——我在台大“转身”。我们好像都有那个时代父母给过我们的纯朴厚实。“往心里去”就得在这基础开始。相对地看，现代社会里这个基础被消费掉了。我的意思着重在：“搁着”对自己产生不了滋润的作用。

我说过，启发我的尽是些老东西。那四年，堂上听论孟庄子，回寝室我读徐复观、劳思光、钱穆、余英时，后来读杜维明、杨伯峻。现在还读，读吴宏一老师的人生三书（论语老子六祖坛经）新译。那四年，走出校园，新生南路上有人摆地摊，卖中国大陆盗版书。作者名字掉一个字，李泽厚变“李厚”。别的学者作家，如钱钟书、宗白华、鲁迅、沈从文的书好像也都有。班上有个马来西亚同学，毕业后在温州街开一家书店，叫“汉府”，专卖中国大陆的书。两岸地下交流那时就开始。读李泽厚、刘再复、甘阳是回来的事。

读大二时，读到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好像在父母给我的“基础”上给我盖一栋房子，有天窗的房子。接下来我读我的“老东西”，诗词文选、陶谢、诗经楚辞……还有《红楼梦》。乐蘅军老师那样深情地教《红楼梦》。我得到的不是技巧，不是学问；是一种态度，对文学的态度。告诉你，读“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是会掉眼泪的。因为有曹雪芹，我不敢亵渎文学。这是我的“幸福”。读西方美学是回来后的事。我总是迟的，而且只能透过中文译本，透过读大家的评论。我常读王德威的书，还有其他学者，看到就读，零章断简。我是受益的。我看到更多的可能。点点滴滴加在一起，你说的“积累”。

我的“幸福”更在于，这些“积累”在心里找到契合点。形式的、审美的、哲学的、文史的，打从心里契合相通，就是我一开始说的，心性是要充实的、要滋润的。这些“积累”变成我的家，你说的“乡”。不是地理上的，是精神上的、文化上的。没有止步于此，我还在继续充实我的“家”。

林康：你说“我们好像都有那个时代父母给过我们的纯朴厚实”，“‘往心里去’就得在这基础开始”。针对这个“基础”，我有几句话说。

最近刚好在重看刘敬贤（Sonny Liew）的《陈福财的艺术生涯》（The Art of Charlie Chan Hock Chye），重温小时候在五脚基租看小人书的旧梦。但眼前这本小人书和童年看的那些十分不同，仿佛在印证着旧梦不可能重返，“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书的版权页把它叫做Graphic Novel，雨石把它叫做“漫画小说”。我加两个字，把它看成“漫画自传小说”。书里说1938年出生的陈福财执着追求艺术一辈子，说的就是1974年出生的刘敬贤艺术追求的艰辛历程和对理念的固守与坚持。最后一章，陈福财谈下来的工作计划，介绍经验与习惯，然后以九种不同画笔和一帧笔蘸墨水的画面，再加完稿当年（2014年）76岁陈福财全神贯注作画的景象，为全书画上句号。我每翻至此，总为其散发出来的庄严所震慑，忍不住低回停留片刻。

踉跄寻路和匍匐向前是怎么回事，“一把辛酸泪”的箇中滋味，我不仅能解而且深知。即便如此，一整个世代下来（自我们至1974年，应该能这么算吧），总还陆续有人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所以，说“现代社会里这个基础被消费掉了”，我想，确实只能“相对地看”。我宁愿相信，社会（或社会风气）再怎么变迁，人心里追求真善美的那一块“厚实”之地，也许变形，不再是当年或我们心目中，认定要是或会是的那种“纯朴”模样，但它不会彻底丢失。否则，人类或人类社会还有什么奔头？哪怕放眼处已全是灰烬的底色，苍茫中的几点星火，再疏落也还是温暖和希望。

至于说“心性”的“充实”和“滋润”，从“积累”到“悟”，我想到六祖，也有话说。

林高：看《陈福财的艺术生涯》，你觉得仿佛在印证着旧梦不可能重返。此书我没读，不十分肯定你的意思。不过，我想，记忆与遗忘是文学要处理的题目，下来应该会谈到。“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也可能河流已经干涸。河的意义、流的变化因素、看的态度，牵扯在一起。“两次踏进”和“旧梦重返”似乎关涉到不同的思维。

对于心性的充实与滋润，应该说，台大中文系对我的启发是找到生命的位置，西方文论的启发是找到文学的方向。创作时，内容与形式，神貌与风格，趣味与气味，都会某个层次契合相通，再呈现出来。所以，我一再说那些老东西的用处，却没有忘记吸收新东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下卷，朱立元等主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刘象愚等主编）断断续续地看，跳着看。我甚至没有完整地记住一位大家的名字（记性坏，记不住），不过对于大家的智慧，我是感激的。这个世界太缤纷，靠传统显然对付不了，无传统显然亦对付不了。这是个吊诡，活着就要费气力去对付这个吊诡，怎么权衡。

下来谈记忆与遗忘吧，似乎和正在谈的很有关系哩。

林康：要谈记忆与遗忘，正好说到六祖惠能。我缺慧根，与宗教无缘，在你面前谈佛只能是请益。

神秀的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惠能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都说一是有修有证的执相染修，一是修即无修的清净妙修。我想，前者好比记忆，苦苦执着地求索；后者是遗忘，无所为而见心。

在创作中，尤其当面临不知如何表述某种难以言诠的感受或情绪时，一些早已遗忘的事物，也许会忽地从潜意识里现身，顿时解决处理的难题。我相信你一定有这样类似的经验。我比附“遗忘”言“见心”，大抵说的是这个意思。

另外，刘再复转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寓言：16世纪西班牙红衣主教塞维尔，为在人间建造天国，疯狂迫害异端，烧死异教徒。这时耶稣降临，来到烧死异教徒的广场，伸手为人群祝福。治好瞎子的眼睛，让瘸子起来走路，叫死去的人复活。红衣主教把耶稣抓了，投进牢里。等半夜里才独自提审，责问耶稣此时为什么出来捣乱，妨碍建造天国大业。主教说：“我不想知道你真的是他，或者只是像他。但我明天就要审判你，把你作为最凶恶的异教徒活活烧死。”

这是个十分让人震撼的寓言。说信仰“耶稣”的红衣主教，和重返人间的耶稣之间的对抗。红衣主教执行“耶稣的事业”，动用一切手段来建立、推广或维护“天国”的秩序。耶稣为了救赎和爱，维护人类良心和每一个生命个体尊严与权利的终极关怀，也不得不回返现场，向红衣主教所做的这一切说不。

这似乎也可用来说明文学的记忆与遗忘，弄清文学本质。文学其实无非人学，没有关怀不成文学，这是文学的“记忆”。然而，文学的关怀不能老是纠缠现存、一时的，确定、具体的目的（那是政治的事），这是文学的“遗忘”。

林高：文学写“个人的”记忆，读者的体会却超乎个人；写“集体的”记忆，却可能看到作者要宣示的立场、主观的设想。文学的记忆（或遗忘）是经过处理的认知。而人，从古到今，于今尤甚，无不迁徙、离散、漂泊，而且过程是跨时空的、跨族群的、跨文化的。最后发现，生命的立足点是不固定的，身份是变动的。“变动”一直在进行着。促使“变动”的因素多半很错综，历史的、现实政治的、种族的、语言的。“遗忘”跟着就来了，是一种人为的结果，也是一种自我选择的结果，大多是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人是被动的，单看结果看不到真相。可人的“烦恼”就在于执着于肯定自己的身份，要找到生命的位置。所以，如果把“遗忘与记忆”放进我们一开始对谈的框架，从那里去思考，似乎也是贴切的。

遗忘意味着什么？记忆之必需？或者，“变动”是真理？

你提到六祖。《六祖坛经》有两句话——于相而离相，于念而不念——是精髓。要旨是“无住”。佛家讲“空无”，是把“万有”放进“空无”里去。“万有”而无住于“我”心。所以，六祖讲“遗忘”是讲“放下”。他忘了他的姓（据说姓卢），忘了他的老家（祖籍范阳）。可是，他登坛说法，没有忘记“人”，人的本真。他要引渡众生。这“本真”可以拿来认识“变动”。学六祖是学一种“认识论”。万有而无住于我心，很高，有点玄。可六祖做到。我同意你一开始说的：择善固执。人世间有至善、有至诚。搞文学的意义不就在这个，对这个信念的坚持。信念不因为看不见、不存在而变得“虚假”。

关于遗忘与记忆的论述与建构也会受挑战。譬如出土文物忽然给一个全新的视角。譬如在福康宁山和新加坡河口发现的14至17世纪的文物，包括中国瓷器、爪哇雕像、印度琉璃等，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院副教授约翰·米克西奇（John Miksic）的研究，新加坡历史可往前推500年，早在七个世纪前，当时被称为淡马锡的新加坡，就已是个繁荣的国际贸易港口。历史教科书也跟着修改了。

林康：都围绕着文学，我们说的记忆与遗忘似乎不完全是同一回事，却又肯定是同一回事。我从比较“纯粹”书写的角度出发，从文学对人与生命应有的关怀，推向文学对相关价值的尊重，对人未来命运的终极关怀。你比较着重于从主客体之间的授受关系思考记忆与遗忘，以及时空、族群、文化等多方位变动，带来或造成的影响。

但你关于“执着于” “要找到生命的位置”的结论，其实就是我说的文学的终极关怀。若放到六祖的“于相而离相，于念而不念”里，记忆与遗忘未必对立，怎见得不是一体的两面；或者若不嫌亵渎，可就直接套上去，成了“于记而离记，于忘而不忘”。试想想，要是没有记忆的积累，何来遗忘，更谈不上“经过处理的认知”。再来，既说是“经过处理的认知”，可见遗忘未必真是“遗忘”。因此，记忆与遗忘不存在对错的区分，没有针对孰是孰非较真的需要。于文学，它无非建基于认识上的某种叙事姿态而已。或者，用你的话说，一种态度。

由于这种态度，衍生出各种不同“面貌”的文学。譬如文学的流派、立场等。归结到写作者的启蒙与养成上，这些都有可谈的话题。

林高：自然遗忘与非自然遗忘其实一直在发生。老人失忆了就痴呆，集体失忆会怎样？那可能关系到一个族群、一个家国的前途与命运；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偏就在“族群／家国”里头。最后（也可以说最先）问的就是：我是谁？我在哪里？所以，我说的态度，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而是必须坚持的、向自己负责的事。但是，它不可能抽离开来思考，而是被困在一个“被遗忘”的情境里思考。虽力不从心，还是打起精神跋涉，所得的是什么？认同？掌声？鄙弃？都可能。但是，“我”仍在“我”的位置上。

文学仅仅发出一个“声音”，没有能力把“记忆”叫回来。文学只能让我们在“鉴赏文学时”给予反思，或者警戒。所以，“经过处理的认知”也是一种视角，你说的“比较纯粹”的书写，大概也只能做到这个。这样说吧，遗忘也好，“经过处理”也罢，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也是必须继续面对的现实。它不单纯是一个人文问题、文学问题。所以，我觉得书写时与阅读时的“态度”是重要的。

从书写的语言看，其实也可以看到一些“养成”的信息。说不定也可以看到一些“遗忘”的信息。

（二、待续）

文学仅仅发出一个“声音”，没有能力把“记忆”叫回来。文学只能让我们在“鉴赏文学时”给予反思，或者警戒。　 ——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