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声音唤醒对抗或记忆 林高与林康谈文学的启蒙与养成

（文接上期）

放下希望，干脆直面文学的小众宿命，这种释然未尝不是可让人继续坚持的基础，免去无谓的，无关乎文学本质的干扰。——林康

林康：你说“虽力不从心还打起精神跋涉”，我于此看见的是文学的精神，想到的是不合时宜。后者，是我对前者的概括。去年是鲁迅逝世80周年（若从10月算起，现在也还算是吧），我在一个纪念会上说，如今纪念鲁迅似乎成了一件不合时宜的事，也因此是格外痛快，特别有意思的事。因为鲁迅从来不是讲大话、穷乐观，气概轩昂的斗士；他就是一个不识时务、不合时宜的，粪坑石头般又臭又硬的家伙（叫人头痛的是，他又那么深刻，对事情那么洞察入里）。这一点，毛泽东就看得十分清楚，所以回答罗稷南问鲁迅如果活在当下会如何时说：“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后一个“识大体”，当然只是老毛寄希望于虚妄的一厢情愿，鲁迅是会“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的那种人，他会要“立此存照”，留下记录。

留下记录，留下的是不使遗忘的线索，有一天要借此唤醒记忆。米兰·昆德拉所思大抵相同，因此才会在《笑忘书》中借小说中人物的口这么说：“人对抗权力的斗争，是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

说罢这个，就到你关于文学仅仅发出一个“声音”，没有能力把“记忆”叫回来的另一说。文学留下记录，立此存照；文学发出声音，众声喧哗。多了之后，汇成支流庞杂的长河，让专权垄断的众口一辞显露出可笑、可疑的真实面目。能不能把记忆叫回，或者说叫回来的怎见得就是记忆原貌，其实都只是一种说法，都无关紧要。犹如文艺复兴，倡议者不见得真以为能够或者真想要“原汁原味”地回到旧时。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流恒变，此刻的河流已不是下一刻的河流。对施洗者约翰来说，这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每天下到河里去给人施洗，传递反省、思考的启蒙。我没有宗教，原谅我误用、混用宗教用语。我这样看施洗者约翰，把他的施洗视为启蒙的布施。

林高：尽管我们对文学、心性的观点颇靠近，我好像见到我们的不同，因“养成”的不同吗？应该是的，在人生的某个重要阶段。

文学很想在“遗忘与记忆”里做点什么，发出的“声音”高低不一，与写作者的才质有关系，与“养成”有关系，与“时代”有关系。你说的“唤醒”“对抗”“叫回”，我选择“唤醒”。唤醒什么？读者的自觉意识。记忆给予我们的情感，由此情感可以建立“必要的想象”。是的，记忆的原貌不可能叫回，那是认知，不是离弃。

现在读鲁迅，更触动我的是鲁迅对那些“看客”的凝视：爱之深而恨之切。鲁迅的怜悯心是深刻的——作家之所以伟大就在此。鲁迅反对读古书，可他的古体诗很精彩，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用文言文撰写。从他所处的时代看，他的“对抗”与“坚强”有丰富的内涵。

读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很醒脑，尤其他在发议论的时候。他转而用法语创作，一个比较大的语种，可见他的文学抱负（他不是特例）不小。当然不能从语种大小去看，这里面牵涉的问题很多，完全可以从积极的角度去理解。若从遗忘看，语言可能变成一个exit。

我没有拿鲁迅和米兰·昆德拉相比较说是非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在不同社会语境里，文学／作家的用力点不很一样。譬如语种的大小也是相对的，华文是大语种，在新加坡它是边缘语言，所以它就特别喜欢扮演“唤醒记忆”的角色。

林康：你说在我们对文学、心性“观点颇靠近”中，“好像见到我们的不同”。有不同才正常，普天下人要是只念一种经，而且一板一眼丝毫不差，则不但乏味，简直就是可怕。在整齐的背后，肯定有猫腻。

你从语种大小想到文学抱负，结合此前你对主客体授受关系的思考，你对文学能不能有较大面积的影响，似乎仍然在乎。这当然是一种积极和乐观的态度。我早接受鲁迅引裴多菲说的“虚妄之为绝望，正与希望相同”的宿命。人生如此，作为人学的文学不可能两样。文学日渐被驱向边缘，已经这么彰显，既如此依旧不肯全然放手，若说不怀希望难免显得矫情。可是我想，放下希望，干脆直面文学的小众宿命，这种释然未尝不是可让人继续坚持的基础，免去无谓的，无关乎文学本质的干扰。

说回语种。米兰·昆德拉改用法语创作，哈金改用英语创作，都写出好作品。这里头离不开一个不见容于“故土”，只得“离散”或曰流亡的背景。另一面的例子，是从波兰流亡美国的犹太裔作家艾萨·辛格尔（Isaac Bashevis）。他在离散地仍坚持用全球只约300万人使用的意绪第语创作，向小众发出声音。因为写出好作品，他的声音终于向外“扩散”，被“以外”的人听见。在两类截然不同的例子里，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就是“写出好作品”。

林高：哦，不。我不是从“影响面积”去看，我深知文学属小众，却还在想一个问题：作家与人、文学与生活、作品与读者的距离。什么样的距离才合适？说实话，从“属于小众”去想，我得不到满意的答案。

当一个语言在日常里，快没有群众基础的时候，说文学，譬如新华文学，实在超出“属于小众”的范围，不能离开“现实点”看问题。我想我不是悲观。我们都有心，都一直在写。信念是坚强的。也同意你说的，每个人“看”的角度不一样。所以，键谈看到的问题，只是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

你说，流亡美国的犹太裔作家艾萨·辛格尔坚持用全球只有约300万人使用的意绪第语创作，“声音”照样能发出去。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点呀，为什么他这样选择？选择什么语种写作恐怕大于对文学的考量。选择之前的因素，之后的影响，应该也是很个别性的，要分开看。而且，我觉得，恐怕不能单从“看你写出好作品来吗”这样的角度去作简单的判断。

我同意你说的，写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左翼或非左翼，用英语或用华语，都不是问题，对一个作家来说，就看你能写出好作品来吗。因为在遗忘，所以我说到语种。

语言不只是一种技能。我的体会是，读作品，看叙事时怎么提炼语言，提炼语言时怎么展示叙事技巧、美学趣味，大抵就看到一个作家，他的底蕴，还有，他的态度。你说到离散，离散文学和语言更是分不开，说来话长。

林康：什么才是“合适的距离”？这是个复杂至近于无解，答案随着时空恒常变幻的问题。既然如此，就只能只好各是其是。譬如现实社会生活，人与人少不得接触交往，其亲疏远近通常因为趣味是否相投而自然成就，不是清醒计算的结果。人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斤斤于此，也许真一天也过不下去。

文学的事，我亦作如是观。一个写作者能够对自己负责的，只能是认真把文学当一回事，尽量往人和生命的真相（或真实）去贴近，把自己相关的思考、感受、体悟、发现，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妥帖、得当、细腻、传神地诉诸笔端（为因应当下书写形态，改说键盘也行）。

写作者除非真想成为自说自话的疯子，否则当然不能故作艰涩，有意扮“高明”而刻意刁难别人，拒人于千里之外（扭捏作态，把本来眉目清晰的事说得糊成一团，曝露的往往是叙事者思想混乱或低能）。可是，人与人毕竟不可能事事相通，文学也一样，特别当所处理的是不具普遍共识基础的题材时。文学是交流、对话，但不是端着碗一匙匙一口口喂食。这时，尽量在作品中安排或置入与题旨、思路或脉络相关的，足够起“提示”或“牵引”作用的线索（不管是可产生联想的象征、隐喻或其他别的什么），也许是写作者唯一能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凡设法做足这些，而且做得不错，就是我所谓的“好作品”，至少是值得认真对待的作品。

流派、文风、叙事策略等，都只是作品或写作者特点的归纳，不是判断优劣的依据。关于某某流派已经“过时”的说法，我不信（文学又不是时尚，况且时尚还有“复古”风一说）。在文风迭变的当下，哈金照样书写他的契诃夫旧俄风格的小说，交出一个又一个亮眼的成绩。关于某某流派才是“正选”的说法，我也不信（人各有不同样貌，作为人学的文学怎么可能独尊单一样貌）。卢卡契就因为执着于此，才会一时对卡夫卡嗤之以鼻，一时试图“偷天换日”把卡夫卡列为“在更高程度上属于（现实主义作家）这个家庭”。

回到启蒙和养成的初始命题。这命题于我大有久别重逢的熟悉感。我们曾经时不时就听见某人公开说，当初读了什么书，结交什么人，生活在什么环境下，所以就什么了。听多了留下印象，于是知道世上有《刘胡兰》《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等翻来覆去的几本书。虽然用词不同，但说的显然就是“启蒙”和“养成”。这样简单明了，“算术式”立马就有答案的解题，久未闻矣。幸亏如此，否则你我在这里纠缠，唠叨半天也无法给出一个一加一等于多少的明确答案，相对之下，不承认白痴或低能还真不行。哈哈。

林高：“只能是认真把文学当一回事，尽量往人和生命的真相（或真实）去贴近”，这话说得真好。这好能灵犀相通。

“距离”确是不好说，不能站在读者那边看。从“现实点”看似乎没错，但是，从“超前点”去琢磨似乎更是艺术家的本能。说南来画家张汝器，他早在1920年代末就有南洋意识，1930年代初到北苏门答腊写生，创作具有南洋色彩的油画，比“南洋画派”早，比写作人提倡本土性、去侨民意识都早。因此，“不好懂”似乎不说明“距离”不合适。（许多年以后）“是不是好作品”这样的标准用来检验“距离”好像说得通。

说回启蒙与养成。我提两点：一、这不单是回顾的事，一路走去你可能又受到启蒙，又觉得自己在萌生一种意念。我60岁后写诗，我发觉我需要诗歌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写诗歌使得我的写作多了一个“季节”。二、遇到良师益友很重要，阅读很重要，机遇很重要，还有，自己很重要。要老实对待自己、了解自己，有一天会发现自己的可能和不可能。

我64岁的时候偶然遇到一位中医，他建议我不妨尝试尝试，以“拉筋”治脑神经痛。40年的痛，我叫它魔，居然给压下去。山重水复看见路，我有多一些时间读书写作。老有老的养成。你说，64岁这个契机，是迟了，还是好啊！

我们喝茶去，回来有精神再谈。

（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