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平最后的南洋旅程

南洋理工大学去年邀请著名作家李永平为驻校作家。李永平过后在王润华教授邀请下，出席在马来西亚柔佛南方大学学院的一场文学对谈。

王教授在李永平逝世后，选录当天的对话，以纪念这位杰出的作家。

去年12月2日晚，著名小说家李永平在淡莹的陪伴下，跨越新柔长堤，从南大到南方大学学院，和我、南方大学学院图书馆馆长许通元及南方大学学院师生进行一场文学对谈《从婆罗洲到北台湾——李永平的文学行旅》，过后我开车在黑夜中送他回返热带雨林里的南大宿舍。

这次与李永平的两次相聚，对热带的眷念、激动神情与大胆反省的语言，我预感这是他最后重返马来西亚的人生旅程，虽然不敢对任何人透露。果然一转过头，他就在9月22日离开人世间。文学对话漫长，只选录几段，纪念这位杰出的作家逝世。

王润华（以下简称王）：李永平教授把终生的智慧都放在他的著作里。我们是老朋友，他才肯受邀做今晚的对谈会；他平常不太说话，所以你们能够听他多说半个小时是很了不起的，即使在台湾也很难听到他作户外演讲。

李永平这张照片非常帅（见本版附照），意义非凡，因为背后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平常大家都说李永平不只是马来西亚作家，台湾的作家，也不只是中国大陆所谓的中文作家。李永平是世界华人或华文作家，现在大家正在讨论。这问题我们等一下再详谈。先请李永平解释这张照片，你背着华裔馆，又向前瞭望，意义不寻常。

李永平（简称李）：各位乡亲（笑），大家好。我这老游子回家了，心中百感交集。我在文坛上做了50年的逃兵，一直躲在海外。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回到出生长大的故乡马来西亚。看到各位老师同学在马来西亚为华教努力，特别感到惭愧。逃兵、游子李永平向你们致敬，也向大家道歉。

各位仔细看看，这张照片是我吗？我有那么年轻吗？（笑）我刚刚说了，我做了逃兵50年。我什么时候开始做逃兵？我19岁高中毕业到台湾读大学，从此就滞留国外，各位算算看，我今年高寿几何？70啦。我9月在南洋理工大学度过70岁大寿，不敢和我的同事讲，怕他们不相信。

我喜欢这张照片，因为背景是旧南洋大学图书馆。旧南洋大学和我有一段特别的缘，它是1953年成立的，那时我在砂拉越古晋读小学二年级，亲眼看到古晋侨社发起捐献运动，支持南洋大学成立，那个场面让我小小的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我亲眼看到码头的苦力掏出一日所得，把薄薄的一张钞票丢进捐献箱；我也看到风尘女子把卖肉钱捐献出来。

南洋大学是东南亚华人共同集资建的学校，是东南亚华人最高学府。这个大学后来被新加坡政府接收，改成英文大学，这是我心里很大的痛，因为我在小学目睹了如火如荼的捐献运动。那时候我有一个念头，高中毕业了要到南洋大学深造，成为南大的学生。后来我没去南大，去了台湾大学。

我对南大有一份非常特殊的情感，所以年初现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游俊豪老师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到南洋大学当驻校作家，我就一口答应。他们要办一个李永平展览，需要一张照片，找摄影师来拍。我特别要求在旧南大图书馆，也就是今天的华裔馆拍照。这是我要求的，而且我手上拿着一本书，那本书是我刻意准备的，那是我的代表作《吉陵春秋》的英译本，我是在抗议。本来是中文大学的，你们改成英文大学，所以现在我只能拿《吉陵春秋》的英译本坐在旧南大的图书馆门口表达我的抗议。

王：年轻朋友不太了解这个建筑。当时第一任校长林语堂，他连建筑师都从美国带来，他们建了这栋图书馆，后来改作行政大楼。我从美国回来后，办公室在三楼，当时我担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所以这栋建筑和我的缘分也非常深。这栋建筑物的前面是云南园，就是大学的花园。南洋大学变成南洋理工以后，有两个地方不变，一是这栋建筑物，其他全部拆光；还有是前面的云南园。云南园原是华人的橡胶园，橡胶园是华人开拓南洋的象征，也是华人传统文化的堡垒，所以大家称南洋大学叫云南园。

王：最近很多关于你的访问，焦点都说你的小说延伸认同婆罗洲还是马来西亚，或台湾、中国大陆，都从政治认同来解读你的作品，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你全面的小说艺术。你有什么看法？

李：我接受访问总会遇到这种问题，要回答几遍大家才能放过我呢？身份认同问题困扰我一辈子，我到了这个年纪，应该认识一点：你是哪里人，人家怎么标签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心中的想法。我现在这么认为，一直这么认为，但大家不听我的想法。事实上我对婆罗洲、台湾、中国唐山都有同样的情感，把他们看成是三个母亲，谁像我那么幸福有三个母亲？三个母亲在我心中常常吵架，在我的小说中也不时发生冲突，可是这没有办法，我已经看开了。

基本上我是台湾作家，百分之百是台湾制造。婆罗洲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生母，台湾是我的养母，对我恩重如山，中国唐山呢，是我的嫡母。我的第一本小说《婆罗洲之子》是我向我的母亲致敬的作品。中国唐山呢，是嫡母正妻，本来就很凶。这三个母亲跟我最亲的是婆罗洲，砂拉越。对我恩最大的是我的养母，在我李永平走投无路时，台湾张开双臂迎接我，让我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并且把我培养成一个小说家。对我恩谈不上，感情也没那么深的就数我的嫡母。

这三个母亲的纠葛在我的作品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就形成评论家认为的“离散”“漂泊”，身份的追寻。不是我喜欢写这个题材，我是无奈，提起笔写小说，这三个母亲会在我的笔下吵架。所以我说有时候是题材选择作家，不是作家选择题材。身份认同、离散、追寻是我一辈子的苦恼，今天我也渐渐地觉悟，不管那么多，现在开始要写一部从小就想写的武侠小说，各位祝福我吧。

王：马英九不久前来南方大学演讲，谈到世界华人时，最推崇的作家是李永平，他选了非常好的一个典范作家。

作家对于文化来说是没有国界的，国界都是政治家制造的。这就是为什么李永平的作品可读性很高，他不单是台湾作家，也不单是马华作家，他是世界华人作家。

现在大家注意的是，作为作家，你用的是马华当地的华语，还是台湾的国语，中国大陆所说的中文。语言是表现你的文学艺术很重要的一种工具，你怎么看待他们一直探讨你的语言？

李：今晚面对乡亲们，决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笑）。这是很好的问题，也是我一辈子思索的问题，我到底该用怎么样的语言写作？说来话长，故事要从我在砂拉越古晋读书时说起。当时砂拉越是英国殖民地，所以我从小受双语教育，英文的分量相当重。我是客家人，父母亲沟通用客语，我们兄弟姐妹有时说华语，也讲一些马来语。

上了中学后我迷上中文，开始涂涂写写，高中开始写作，遇到一个从中国北方来的老师。当时还叫国文，不叫华文。这位老师说我有写小说的才分，可是他说，你那个中文，怪怪的。他给我看鲁迅、茅盾、老舍、冰心的作品，说这些作品才是道地的、纯正的、标准的中文。

过后我就开始写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写一个少年在婆罗洲一间长屋的故事，长屋是伊班人居住地方，是婆罗洲的故事。当时我就用李永平式的中国北方语言写一个婆罗洲的故事，大概有一万字吧，非常得意，寄给报社，结果很快被退稿。退稿中还附了一封编辑的信（编辑很少给作者写信），我一边读一边流冷汗，编辑把我痛骂了一顿，说我不该用虚假的，所谓中国标准的语言，写一个在南洋发生的故事，应该用“南洋的华文”。我重新改写那篇小说，用我之前使用的那个“味道怪怪”，被认为“不纯正”的南洋华语，写得格外顺畅，一写就是五万字。那时我已读高三。

刚好当时婆罗洲文化局办征文比赛，我这篇小说《婆罗洲之子》就获得第一名，奖金还蛮丰厚。《婆罗洲之子》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

上了台大王文兴的课后，才知道小说是一门精致的艺术，可以跟诗词比较的艺术。后来写了我在台湾的第一篇小说《拉子妇》，发表在《大学杂志》。我的台大外文系主任颜元叔看到了，喜欢得不得了，问：这是你写的吗？我说是。你是侨生吗？我说是。怎么写得那么好！好好努力，在台大外文系读四年以后，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小说家！“但你要注意，你的中文有点怪怪。”颜说。

我的中文真的这么糟糕吗？南洋华语，蕉风椰雨。有这样糟糕吗？我心里不服，但颜老师是大师嘛！后来我努力塑造文字，力求达到有李永平风格的纯正的道地的标准中文，意图淡去南洋色彩，这完全是意气用事，那时候年少气盛。所以我就苦读偷偷弄来，1930年代的大陆小说，那时台湾刚刚开始解禁，很多作品不能公开读；也大量阅读中国古典章回小说，明清白话小说，花了很多年塑造我认为确实有北方风味，感觉上挺纯正的道地的中文，很多人认为是我的代表作《吉陵春秋》。

《吉陵春秋》刚出版时，在台湾引起一阵骚动，很多学者和批评家不相信作品里用纯正中文，书写的中国传统的乡镇，是一个从没去过中国的侨生写出来的。

有一件事情今天该讲，有一个亲国民党的学者向当局告发，说《吉陵春秋》抄袭大陆茅盾的作品。茅盾是谁啊！那时候年轻，不懂得害怕。台湾在戒严时期。李永平这小子，何德何能，能够与中国小说大师茅盾相提并论？当局查过了，后来不了了之。《吉陵春秋》前几年在大陆出版，大陆的批评家、学者也被文字震撼住，根本就不相信。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文字只要你肯下苦功，是可以造假的。我书写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大家一片称赞，我高兴吗？我不高兴。我内心深处知道我自己造假，出卖我的文学良心。为了讨好某些批评家、学者、读者，我用虚假的文字书写一个虚拟的中国，我不是一个真诚的作家。我今天很懊恼，当初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作品，身为小说家，出卖我自己。这是我一辈子感到十分懊恼的事情。从来没有人以这种方式写过中国，我的台湾朋友建议我用这种方式写一系列的小说，说不定会成为经典。可是我没有接受。

我要写台北，又塑造另一种文字，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弄出《海东青》，像天书一样的文字啊，预计要写50万字，副标题是“台北的一则寓言”。我要写台北，但我写出一部巨大的文字迷宫。后来我发现我钻进死胡同，必须逃出来，逃出来势必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海东青》原本要写100万字，这是台湾联合文学资助的小说，他们给我两年的生活费。结果写了50万字，后来我壮士断臂，硬生生砍掉，《海东青》永远没有下册。

我有一年的时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整个人像幽魂，在台北乱逛。后来终于开脱，突然间觉悟，我决定回到我的童年，写婆罗洲的故事，回到《拉子妇》，回到《婆罗洲之子》。

我开始整理童年生活。我细思量，童年经验够写三篇小说，第一部写我的童年，第二部写我的少年，第三部写砂拉越，但还没决定写什么。那用什么文字呢？我把这一生用的各种不同的文字仔细检讨一下，然后糅合，折中出一种适合国情，适合我写婆罗洲故事的语言。在语言上我已经不能回到《拉子妇》《婆罗洲之子》，因为已经历过《海东青》《吉陵春秋》，见山又是山。关键在“又”字，我已经不可能见山是山。文字找到后，我的婆罗洲故事，一部《雨雪霏霏》写童年的生活经验；一部比较长，分成上下两卷出版——《大河尽头》，上卷是《溯流》，下卷是《山》；第三本是《朱鸰书》，我写一个台北12岁的小女生到婆罗洲冒险一年，再回到台北。

这三本书构成婆罗洲三部曲，取名“月河三部曲”。为什么叫月河呢？婆罗洲最大一条河，叫卡布雅思河（Kapuas），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是1000公里的大河。小说情节环绕这条大河进行。原住民把卡布雅斯河称为月亮之河，Sungai Tuang在马来文就是月亮之河。在婆罗洲部分原住民心目中，月亮代表母亲，所以我以母亲河称呼这部描写婆罗洲生活的小说，可见我对婆罗洲的情感。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已经尽了该尽的责任。我也取悦了一些人，可以真的是随心所欲。

如果时间能够重来，我在台湾开始写作之初，我会不会听从颜元叔老师的劝告，用所谓比较纯正的中文来写《吉陵春秋》？我想我会坚持用我那个“怪怪”，具有马华风味的中文来写我的婆罗洲故事。我可以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拉子妇》和《婆罗洲之子》在语言的基础上，把马华的故事提升为文学的语言，这样我对马华文学就有一点点贡献。

我获得台湾国家文学奖、星云文学奖，台湾承认我的文学成就，引以自豪。我没有很真诚的对待写作，所以我今天在南洋理工大学教一门创作课，我一天到晚在告诫我的学生，不要犯跟我同样的错误，不管别人怎么说你的中文怪怪的，你就用你的新加坡华语写作，如果为了讨好一些文学读者、评论者，刻意模仿王安忆、朱天心，我就把你当掉。

王：刚才听到非常兴奋的就是，李永平因为文学上的成就，把我们的文学提升为世界华语的文学语言。鲁迅为什么这么伟大，当时胡适提倡文学的国语时，大家都说要用普通话，鲁迅根本不学这些人的语言，他用他的绍兴话来写，所以鲁迅成功了。胡适就失败了。胡适不管写诗，写小说等都不行，只有论文还行，因为论文可以用普通话写。今天非常精彩。现在请许通元继续“拷问”李永平。

许通元（以下简称许）：创作时你最重要的考量是什么？尤其是创作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通常会做什么准备？与你翻译小说时有何不同？

李：每个人写作习惯不一样。我无法用一部小说概括，因为每一部小说都不太一样。写《拉子妇》比较特别，在文学上出卖，写虚假的世界。我出卖良知三次。第一次写《婆罗洲之子》，《婆罗洲之子》是为了参加婆罗洲文化局的比赛。婆罗洲文化局是个机构，比赛有一个主题，那年比赛的主题是促进社会和谐，加强民族团结。《婆罗洲之子》本来的构想是悲剧。你想想，一个华裔少年流落在长屋，他母亲是原住民，因为父亲另娶唐山女子，他就放虎归山，这样的故事下场肯定是悲惨的。可是我为了配合主题，硬把小说的结局，从悲剧改成喜剧。我安排一场大洪水，让华裔少年救了长屋屋长的女儿，化解这场恩怨。屋长把女儿嫁给华裔少年，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笑）。作为小说家，这是我第一次在文学上出卖我自己，因为我需要这笔钱。

写《拉子妇》是为了纠正《婆罗洲之子》，却犯上另一个错误。基本上《拉子妇》还是写同样的故事，写原住民的妇女受迫害，可是结局安排得比较符合现实。下场是非常悲惨，拉子妇后来死了。《拉子妇》为什么会出现，主要因为我在寻找补救的方法。那是百分之百呈现出来真正的作品。所以，到目前为止，《拉子妇》是我写过最感动读者的作品，我体察到真正动人的作品是真诚。在写作上，真诚就是力量。《拉子妇》的结构非常简单，用字非常简朴，可是故事本身就有动人力量。因为它诚心诚意的在讲原住民妇女的遭遇。

为什么我不喜欢《吉陵春秋》，因为它不是真诚的作品，缺少的就是真诚的力量。《吉陵春秋》被认为是完美的艺术品，但是它没有真诚的力量，像《拉子妇》那么简朴作品的力量。写《吉陵春秋》的动机刚才我也报告完了。

你刚才那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只能说，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是为了解决我当时心里的某个结，为这个故事设计出一套语言，让我完成作品。在我看来，我的一生作品都是失败的，除了早期《拉子妇》和开窍后晚年写的“月河三部曲”，中间的作品都是失败的，都是为了解开某一些心结才制造出来，不够真诚。

我今天真的有一种感觉，如果时间给我重来，一开始就调整我的写作的方向、策略。这是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希望可以回答到这个问题。

许：我们知道李永平老师翻译很多小说，哪些是您主动想翻译的？

李：说来又有一段辛酸史。我在台湾40多年，有段日子……怎么说呢，这打到我心里最痛的地方。我在大学教书，有一段日子过着流浪的生活，为了生活，开始翻译。

我做翻译不是为了伟大的理想或兴趣，我对翻译没兴趣。因为你是职业翻译，出版社要求你翻译什么书，你不能拒绝。那几年我离开大学，为了生活翻译有20多部书。

今天我来到南方大学学院马华文学馆，看到我翻译的著作。哎呀，有些我都忘记了。《探寻企业灵魂》，我最讨厌的东西就是企业，我最瞧不起的就是生意人，可是我要翻译那一本书叫《探寻企业灵魂》，出版社要我译，我非译不可。我对企业是门外汉，还花了很多功夫去找资料。在20多册翻译书里头，有几本比较值得译。第一本是《大河湾》，另一本是《幽黯国度》。其中很多都是畅销书，完全不具文学价值，是垃圾书，某书80多刷，我替出版社赚了很多的钱。

（上，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