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港九皇爷的邻居们

顾客走了，我问裕光怎么竟成了能看穿今世和未来的先知？他呵呵大笑起来，一面再从橱里挖出几本厚厚的大书。书里滑溜出一张彩色照片。

“我堂哥去年寄来的全家福，有孙子喽！他们现在住泉州。”我依稀辨认得出：林秀方老师、车老师……

七岁那年，我们家从德财台搬到谢健村。德财台是条短街，在后港五英里。谢健村在杨厝港路，离德财台只有一个巴士站距离。

从德财台搬到谢健村，改变可大了。德财台建有一排附五脚基的两层楼房子，爸爸租了其中一间的楼下卖糖果和香烟，也卖藤篮藤椅。其实，他也只租了前半间，屋主留后半间开电发院。后来电发院的顾客越来越多，便要收回前面的空间，我们就搬到杨厝港路一间亚答屋，可是这里没有水电供应。

每天黄昏，妈妈要到两百米外的公共水龙头挑水。入夜，家里就点起一支大光燈。晚上九点多，爸爸关起店铺，便把灯灭。

我那时还小，也不觉得没水电的日子别扭。妈妈在店外五脚基和厨房各放一个水缸。洗脸刷牙洗澡，我都从缸里舀水。如果白天没把默写、测验或考试的课文读好，我就得起早点煤油灯坐在床头苦读。

搬来谢健村的最大变化之一，可能还是妈妈的入乡随俗，跟邻居一样拜起许多神明来。

谢健村的主要庙宇是天公坛。天公坛一年两次主办酬神活动。他们在附近的惹兰德记一块空地搭起戏棚，再请来不同戏班演福建戏或潮州戏，一次演两天。演戏前两三个星期，庙祝和他的帮手就挨家挨户募捐，筹集上演酬神戏的经费。我记得爸爸每次捐两块钱，能换到一小块包了红纸的米饼。妈妈在天公诞期间，也会准备一只鸡和一块三层肉去祭拜。

我喜欢这种酬神活动，村里突然热闹起来了。戏棚下，惹兰德记和杨厝港路两边，都排起各种临时小贩摊位。

卖吃的。哦，我立刻记起卖卤山猪肉的。摊位就是个横放的牛奶箱，摊主坐在小凳上。箱子上铺块白布，白布上放了个大盘子，一边放几片排骨和一大块三层肉，另一边就是一堆猪肉碎。一毛钱一小碟猪肉碎，可以淋上酸辣姜酱。还有卖蚵煎、猪脚冻和糖葱薄饼的，都是平时少见的食品。

卖书的。在我家旁边的几株番石榴树下，常来两个书摊，他们卖电影杂志也卖言情小说，卖旧书也卖新书。我拥有的第一本课外读物《呆话》，就是花了五角钱在这里买的。

我最喜欢卖膏药的来摆摊，赤着上身的大汉总会表演吞钢丸的绝技，他在吞下如乒乓球那么大的钢丸后，助手便会提着大光灯陪他跑圆场，让围观的男女老幼村民，都能看清楚那颗钢丸进入他肚子后凸出来的形状。当然，最终他会在一阵剧烈跑跳后，满脸痛苦地把钢丸吐在泥地上。

还应该提起一个常选择在我家门口摆摊的相士。他的打扮比较特别，上身穿宽松白色布钮长袖衫，裤子是发亮的黑绸布。我总会在逛完戏棚下所有摊位后蹲在他身边，看他怎样向过往行人打招呼，要他们停下来看手相。有一回，他掰开我的左手掌说：看，掌心有那么多断断续续纹路，注定体弱多病，还是劳碌命，躲不了。

小时候我确实多病，三天两头发烧头晕，不然就牙齿痛。那时候几乎没看过医生，我只拿着爸爸写的小纸条，到马路对面药材店买药，那是一种感冒药。我打开一包，把药粉掺和在一汤匙开水里喝下去。药粉怎样搅都不会溶，悬浮在水上，味道酸酸的，常喝得我作呕。不过，这药很灵，常是吃过药睡一觉，第二天就好很多了。

妈妈听邻居的劝告，有一天就带我去后港五英里的九皇大帝庙拜拜。那是清晨时分，我是穿着校服去的。妈妈说，拜了九皇爷便直接上学。光洋学校就在庙后面。

虽然天还只是蒙蒙亮，庙外马路两边已经很热闹，卖香烛金银纸和鲜花的摊位，全挤满人。妈妈好像只买了一包香烛就拖着我挤进庙里的大殿。大殿里已经很多人在向神明叩拜，妈妈递给我一支香，叫我直接跪在地板上向着正中的神像叩头。她口里喃喃的是：保佑我儿子身体健康，年年考第一。

大殿外是一片广场，已排有几条人龙，我排的那列队伍移动得比较慢，多数是小孩。原来当我逐步走到一张黄桌子前，便有一个男子在我的右手腕绑上一条黄色的带子，那是九皇爷赐的平安带。

上课时间要到了，妈妈把我送回学校。那天我好像饿着肚子上学。不过，我很兴奋，看见好几个同学的手腕上也绑了黄布带。

休息时，同学裕光走过来：“你今天也去拜九皇爷吗？”他手上也绑着一条黄带，颜色有点暗淡，“我第一天就去拜了。”原来九皇爷诞的庆祝是从阴历九月初一至初九，每年都这样。

他还转过身，给我看校服背后盖上的一个黄色大印。

“你没排队过桥吗？过桥时，有人会在你的衣后面盖印，小孩保佑学业进步，大人保佑发财。”

我看着白色校服上的黄色大印，鲜艳夺目，心里很羡慕。早上好像看见有人排队过桥，可是妈妈催说上课时间快到了。

“下课后也可以去，我带你去。”

下课后裕光带我回去九皇爷庙，可是小木桥拆了，说只有早上才有这项服务，下午那里要演大戏。

后港这座九皇爷庙全名是斗母宫——九皇大帝庙。九皇爷是何方神圣？原来九皇爷是源自中国道教对天上北斗星的信仰。这种信仰分两支，一曰北斗星君、二曰九皇大帝。中国大陸与台湾较盛行北斗星君的崇拜，新马华人地区，传自泉州、漳州和潮州等地区，便以祭祀九皇大帝为多。

裕光见我没机会在校服上盖黄印很失望，便提议到他家，他要借连环图给我看。他就住在九皇爷庙隔壁的西河别墅。哦，那可是一座大房子，有大阳台和大厅堂，大厅两边和后面有许多房间。

我跟他走上别墅的梯级，突然见到地理老师林秀方站在阳台另一端抽烟。我慌得回头走下台阶。 “我要回了。”我也真是肚子饿了。

裕光说他爸爸是别墅的看守员，林老师是他的邻居，别墅里还住好几户人家。他要带我回家，我说不必，每天放学都是自己走回家的。他坚持要带我过马路，他说路口车很多。裕光其实大我不过一两岁，个子却比我高很多，我是全班最矮小的。

那天真巧，我们沿五脚基走向杨厝港路口时，迎面走来车老师，我们班的级任。

车老师满脸笑容看着我们：“放学不回家？哈哈，裕光要带文学去哪里？”裕光大声说：“我们去了九皇爷庙。他要回家，我带他过马路。”

原来车老师也住这里，她的家在理发店楼上。理发店也住着我们班两个同学，他们是孪生兄弟。

我喜欢车老师教课，她的声音嘹亮，讲课时同学不会打瞌睡，也不敢私下叽叽喳喳。她给作文打分很高，我常拿80分，不像五年级的老师那样，作文最多给72分。

车老师也教历史，她不看课本就能把每个朝代的历史讲得条理分明，还增添不少小故事，同学都爱听。

读小学期间，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老师讲课，便是车老师在课堂上介绍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故事。

1955年4月16日，周恩来乘坐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从缅甸仰光起飞，要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哪里知道，飞了八小时后，机师告诉中国官员，前面出现雷雨区，飞机不能飞越，须在新加坡加冷机场临时降落。原来那是一架双引擎无密封小型飞机，不能进行超高空飞行。就这样，周恩来和陈毅等中国领导人，在新加坡机场贵宾室休息了两个小时。

应该是在事件发生后的好几天，车老师便从周恩来与新加坡的这段结缘谈起当代的中国历史进程。

“周总理学问渊博，口才一流，即使演讲十多个小时，仍然滔滔不绝，越讲越精彩。”

我后来翻阅历史，估计她那次讲的是周总理1954年出席日内瓦会议的表现。

1954年4月，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中印半岛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不久前还在朝鲜战场上短兵相接，仍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代表，同时来到日内瓦。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与以杜勒斯为代表的“十六国”阵营，在日内瓦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激战。

“周恩来通过台前幕后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但打击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这些便是我小时候对中国领导人的初步认识。我记得很清楚，情绪激动的车老师，那回用了两节华文课的时间描绘这段当代史。

车老师不久就没来上课，同学说老师病了，有人说她结婚了。

我很快忘了车老师，直到念中二那年。有一天，与我隔壁班的裕光突然问我：“车老师回中国了，你读昨天的报纸吗？”我家里只有星期天才买一份《星洲日报》。第二天，他趁休息时间递给我看两天前的报纸。车老师的照片果然登在报上，很小张，有点模糊，说她是马共——马来亚共产党党员。

我今天记得的车老师，长得高挑，眉清目秀，笑时脸颊有两个小酒涡，她应该是全校最美的老师。最容易辨认的是她颈项后面有块黑斑，有时还长出细毛来。

裕光告诉我，他早就知道车老师的事，当年住在九皇爷庙附近的邻居都在传说这件事，与他同住西河别墅的林秀方老师也告诉他，回学校别乱讲。

那年年底，林秀方老师也回中国了，也是裕光偷偷告诉我的。

“林老师喜欢车老师，早订婚了。车老师回中国，他现在回去跟她结婚。”

裕光说，林老师在我们小学毕业后就不在光洋教书，他后来帮西河别墅管理账目，也当文书。

“他也在九皇爷庙帮忙，每天都在庙里用餐。”裕光这时也透露，林老师其实是他堂兄。

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在加入马来西亚后五天举行大选。在投票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我分配到的任务很多：早上到巴刹发传单，贴标语；下午挨门逐户访问，介绍我们拥护的政党候选人；晚上出席不同地点举行的街头会议和群众大会。间中，我还负责写稿抄在黑板上，报告和分析最新选情。有过两三个黄昏，我坐上广播车，用潮州话广播举行街头会议的消息，广播车慢慢走在后港六英里的大街小巷里，每次来回都须经过九王爷庙；不到凌晨一两点我不能上床，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怎样去上课？

星期天凌晨公布选举结果，我们拥护的候选人落选了。星期一，我懒洋洋地来到校务处补请一星期的病假，请假单上我写的理由是：霍乱。

训育主任这时匆忙从办公室跑出来：“你别乱写，什么霍乱！写泻肚子就可以了。”训育主任其实也是我的数学老师。他看见是我，心里有数。

“你们这些同学，编个理由也要说得过去。你患霍乱，他患鼠疫，学校不是要关门了？”我看见那个负责给我们填写请假单、长得高瘦的学校书记直咧开嘴笑。

就在这时，裕光也从训育主任的办公室走出来。他告诉我，患鼠疫的就是他。我们相视而笑，笑到前仰后合。那时候，我才知道他在榜鹅的乡村住民联合会参加活动已有两年。

高中毕业后我们分道扬镳。我搬去女皇镇组屋区，虽然还常回后港走动，也常走过西河别墅和九皇爷庙，却没机会碰见裕光。倒是在市区曾先后遇见过理发店那对孪生兄弟，他们说裕光在九皇爷庙工作。

再遇见裕光时，他已不在九皇爷庙很多年了。1996年，我搬去白沙那年，竟在四马路观音堂碰到他。说来奇怪，我们的缘分总和庙宇有关。我带几个外地朋友逛街，远远看见一个熟悉身影，就是他，他在庙外向路人推销塑料做的米桶。

“一个10元，为后港三公庙筹款。”与他一起当义工的有十多人，年纪与他相若。

裕光解释，目前只能在组屋区临时主办祭祀活动的三公庙，已经获准与另外两座庙宇合建三公庙，需要大笔经费。他们供奉的是保生大帝。

保生大帝原是福建同安出身的名医吴夲（音：滔），北宋人，相传他不但医术高明，医德尤其高尚，为穷人治病不收分文还赠送丹药。可惜，他在58岁上山采药时失足落崖而亡。后来，他便成为闽南民间广为崇拜的四大神祗之一，新加坡早有多座庙宇供奉。

裕光说，他与保生大帝有一段奇缘。“大约15年前，港脚重新发展，虾池和渔场都给废了，居民都搬走，原本在那里一间木板屋供奉的保生大帝塑像便无家可归。有人就把神像送到九皇爷庙来。”

他透露，上世纪60年代末，他已经不再参与政治活动，原本在银行里的工作也丢了，只好暂时在庙里打工。

“九皇爷庙那时面临许多问题，我建议信徒为他另找栖身之地。”

可是，裕光说，信不信由你，就在那晚保生大帝竟然给他托梦，说他可以当乩童，需要时保生大帝愿意上身帮人治病。

“经过好多次辗转迁徙，五年前，保生大帝的神像就安置在我后港21街的住家。”

第二年，我约了前新加坡乡村住民联合会的伙伴拜访裕光。他早就结婚，两个儿子已在服兵役。

我们很快又聊起保生大帝的传奇。裕光说，组屋不能当庙使用，因此信徒要膜拜，只能事先和他预约。他说，保生大帝对福建人，尤其是厦门、同安、泉州和晋江籍贯的人都很有号召力。

“我们没有庙，每年两次都申请在我家对面草场举行祭祀庆典。”他给我看的照片显示，一尊小小的神像前，膜拜的人群不只千人。祭祀活动后也上演布袋戏或傀儡戏，近几年还主办歌台。

去年10月，我接到裕光的电话，邀我出席三公庙动土典礼。我为他感到高兴，也有点感动，他们一群信徒经过多年的筹款努力，竟然已有能力建起庙宇。

典礼很热闹，主持动土礼的是该区议员。

我们在咖啡店用午餐。裕光说：“我们现在已经筹募到60多万，还了地价和部分建筑费，还需要50万。

“我们没有大老板支持，只能发动信徒，定期到全岛各地的庙宇和各种庆祝会兜售神器，比如你见过的特制米桶。集少成多嘛，我们都有这个信心。”原来近十年里，裕光和保生大帝的后港信徒，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出外募捐。

“到了中元节，我们每晚更得出动几支队伍到各地的中元会售卖福物。哈哈，我们当年卖阵线报，卖Plebeian，卖大学论坛，卖Fajar，都没那么勤劳。”

60年代初，我有两年多，每个星期天早上，从惹兰福财走到罗弄阿苏，沿户兜售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出版的党报和其他出版物。

那天我又到三公庙临时办事处找裕光，他正在给人看手相。我看他一面讲解，一面从小书橱里翻出彩色图书补充解释，都是些道教经典。

我坐在一旁等候，对面空地上两台掘土机正在深挖泥，轰隆隆的声音挺刺耳的。看来不用两年，这里就会建起一座三连体的大庙，保生大帝庙居中。

顾客走了，我问裕光怎么竟成了能看穿今世和未来的先知？他呵呵大笑起来，一面再从橱里挖出几本厚厚的大书。

“我也还看这些书啊，《我方的历史》《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书里滑溜出一张彩色照片。

“我堂哥去年寄来的全家福，有孙子喽！他们现在住泉州。”我依稀辨认得出：林秀方老师、车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