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哪里才是家？我和语芳不断地思索着。
“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语芳若有所思地说。我的心在哪里呢？语芳叹了一口气，说：“在外面久了，总觉得处处是家，又处处不是家。”
一、阿爸
日子就像种花、种树，平日里只是撒种、施肥或者浇水，不会看到太多的变化和惊喜，但是，每一个平淡里，都悄悄带着盼望，那是一种看不到，却等得到，而且永远不会落空的承诺。是这样的盼望，让每一个无聊的过程有了意义。等待到了沸点，总会有一棵嫩芽破土而出。新年，就是我们用一整年的时间等待的那株嫩芽。我们知道阿爸一定会回家过年。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有记忆，但我相信，没有任何场景或者情节会比阿爸回家过年更早占据我的思想。那景象常常会突然跳进我的脑海，即使过了那么多年，仍旧清晰如昨日。阿爸每一年回来，都蓄了一头蓬乱的长发，嘴唇上方和下方稀疏地长着来不及修整的髭须，像流浪汉似的疲惫潦倒，但他脸上永远是笑吟吟的。他把两口重重的大箱子放在身边，然后蹲下来脱鞋、脱袜。我记得每一次他脱袜子之后，空气中就会弥漫一股淡淡的像海水一般的咸味。
那时候我年纪还很小，妈妈常常吓我说警察会来抓我。我不知道警察长什么样子，印象中那些留长发、不修边幅的男人都是警察。看到阿爸，我竟然害怕地边哭边跑进房间躲起来。为了不让我害怕，阿爸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剪头发。妈妈是他的专用理发师，他的头发一直都是妈妈剪的。剪了头发之后，阿爸就会跑到我身边来逗我。他蹲在我面前，抓着我的小手让我抚摸他那头剪剩半寸，像一根根刺一样的短发：“来，摸摸爸爸的头，还有爸爸的脸。什么感觉？”头发是粗的，脸是滑的，我一边摸一边笑；阿爸一边笑，一边教我说：“爸爸的头发短短的，脸滑滑的。”我们几个孩子于是像念着童谣一般，一连重复了好几次：“爸爸头发短短的，脸滑滑的！”
我的恐惧当然很快就消散无踪。一来因为阿爸剪短了头发，把胡子剃掉之后判若两人，变得潇洒又和蔼，一点也不像警察；二来因为没有人陪我一起害怕，我也就觉得没有什么好怕的了。阿哥和阿姐看到阿爸回来都很高兴，等不及要开他的箱子，翻找属于自己的礼物。阿爸大多时候都买衣服和玩具。那个时代不流行社交网站，也没有Facebook、Skype和WhatsApp，阿爸对我们的印象往往还停留在过去的一年，以致他买回来的衣服不是太窄，就是太短。他带回来的玩具倒是可以让我们快乐好一阵子。有一年他买了很多玩具盘碗、茶壶、茶杯、汤匙、刀叉等。我们把这些玩具摆在客厅的地上，仿佛拥有了整个厨房。阿哥和阿姐到外面摘了一些叶子、花瓣，还找来了一些碎石；我到厨房偷了一罐米，我们就玩起家家酒。我们忙着做菜、煮饭、宴客，还把家里的绒毛玩具都搬出来当客人。
渐渐长大，阿爸不买玩具给我们了。他买象棋。有好多年的除夕夜，我们一家人吃了团圆饭之后就一起下象棋。别人家过年是围炉，我们家却是围着棋盘。阿爸认为，下棋可以锻炼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和策划能力，教我们不仅看细节，更要看大局：“规划得不好，你的整个人生都会输掉的！”这句话几乎成为了阿爸的口头禅。
阿爸最阴险，常常故意让我们吃他的棋子，假意败仗，当我们松懈下来的时候，他却反过来把我们攻得措手不及。有时候，他只跟我们下半局棋，剩下的半局让妈妈接下去。这往往都是我们扭转局势的好机会。等我们赢了那盘棋，他就会说这盘棋如果由他来下，肯定不会输。“因为我已经规划好，也布置陷阱，但是你妈妈不知道我的布局，随自己的意思改了计划，结果输了。”
妈妈当然不服气，吵着说：“我还没怪你之前下得那么烂呢！”其实，“规划论”也好，“半局论”也罢，我从来不关心，因为我对下棋没有兴趣，也不在乎输赢。我只喜欢跟全家人一起围着棋盘。一家人能够欢欢喜喜地在一起，即使做我不喜欢做的事，也仍然是一种幸福。当我越来越眷恋这种幸福的时候，我就开始质疑我们的生活模式。
妈妈告诉过我，阿爸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到遥远的所罗门岛去工作。妈妈说，那时候阿爸最担心的就是等不到我出世就要远行，还好我提早出生，让他还来得及抱我，喂我喝奶，唱歌给我听，并且深情地凝视我。哦，是的，不知道为什么，阿爸深情凝视着我的眼神，至今仍历历在目，虽然我知道我婴儿时期是不会有记忆的。我想，定是妈妈多年来重复地描述，才硬把这个画面塞进我的记忆里。但我不明白，既然舍不得，阿爸为什么一定要去外地工作？待在K城虽薪水不及到外地工作，但这里难道就不能生活吗？妈妈不断强调，阿爸为了让我们过更好的生活，才决定出国工作。但是离家千里，换优渥的生活，这样的代价和牺牲值得吗？我始终不理解，我们原来就是移民。我们的祖先移民到K城不就因为这里的生活比原乡好？为什么移民了，还不能安定？
阿爸每一年大概会回来两个星期，其余的340天都不曾回来，因为所罗门岛太远，那是一种我无法想象的遥远。过年于是成了我们生活的目标，因为那是等待的终点，是幸福的滋味，是家庭圆满的状态。平日的生活，不过是重复着无聊的步骤。
年关将至，沉睡的日子蓦地苏醒。妈妈开始忙碌起来，洗刷房子、烫头发、买衣服、更换一些家具；离新年更近的时候，就忙着做蛋糕、烘饼干、布置家里、办年货、播放新年歌，然后生活周遭越来越热闹，大家越来越高兴。回家过年的，其实不只是我的阿爸，还有我的大舅、姨妈家的大表姐、隔壁家的马丁叔叔、妈妈同事的先生等等。
我们已经很习惯这样的节奏，这样的循环，也并不介意平日里的麻木困顿。直到有一年，阿爸突然告诉我们说工作忙碌，不能回家过年，我们才恍然惊觉世事没有恒久不变的。我永远记得那是多么失落难熬的一年，栽种一年，以为一定会长大的小树苗突然死了，从来不曾失信的日子对我们失信了。我们的生活一下子失去目标，等待失去意义，幸福也枯萎了，家就像残缺的拼图。我们围着棋盘，却失去战斗力，更谈不上要怎么样去制定全盘计划。
再后来的一年，阿爸回来了。但是这一次他并没有跟我们一起过年，妈妈让他住在酒店里。
那一年阿哥15岁，阿姐13岁，我11岁，才念小五。妈妈和阿爸离婚了。
后来，我才知道阿爸在所罗门岛跟当地的女子另外组织了家庭。他原本还要隐瞒我们，但这件事却被隔壁家的马丁叔叔不小心给说出来。马丁叔叔跟阿爸一样，也在所罗门岛组织新的家庭，但是他不愿意跟马丁太太离婚，他还告诉我们，这里的太太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那边的只是寂寞生活中逢场作戏的女人。
我们家的“下半局”棋，阿爸不再参与。妈妈对完成这“下半局”丝毫没有信心。但是我从来就不相信阿爸的“半局论”。“规划得不好，你的整个人生都会输掉的”，我倒觉得这句话是阿爸对他自己说的。
二、阿哥
阿哥在他19岁那年到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念美术系。阿哥离家之后，我们的家庭重新有了期盼——仍旧是盼望过年。临近新年，阿哥就会回来过寒假。他并没有带来很多礼物，至多不过买一些泡面，其中有我爱吃的牛肉碗面，就是碗里头有牛肉餐包的那种。
阿哥大三的那一年，还带了一个浓眉大眼，非常秀气的女生回来过年，不说我们也知道那是他的女朋友。那女生叫陈善柔，是个拘谨腼腆，但知书达理的女孩子，对妈妈和我们都很有礼貌。妈妈很喜欢她，她在我们家的这段时间，妈妈仿佛已经把她当成媳妇看待。妈妈为她煮拿手好菜，还向她介绍K城的各种美食。阿哥也经常带她去见他的朋友，恨不得把她介绍给全世界。我和阿姐，我们故意亲热地唤她大嫂。这时候，她总会羞红脸，却又不晓得要怎么回应。妈妈问她是否适应K城生活，她笑说愿意去适应，甚至去融入。
阿哥大四那年寒假并没有回家过年，他说要考研究所。可是，他连续考两次都没考上。
接下来的一年，阿哥因为拿不到台湾那边的工作准证，便回到K城找工作。善柔陪他过来玩。他们甚至讨论过结婚的问题，但是善柔没有这里认可的文聘，别说在这里工作，就是居留，都有困难。她在K城大概待了一个月，后来我也去台湾念书，她跟我一起离开。
“K城人跟台湾籍配偶结合的例子很多，阿哥肯定不是先例。你放心吧，总有两全其美的办法。”我记得我当时这样安慰她。她微笑着点点头，告诉我其实他们已经征询很多人的意见，早期随丈夫到K城生活的台湾媳妇确实不少，后期则K城的人到台湾生活的情况比较普遍。但麻烦的是当时的台湾，除了医学系、牙医系和药学系，其他科系毕业的学生不容易拿到工作准证。
妈妈也鼓励阿哥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分开两地，感情再好，最后还是难以偕老。”
妈妈语重心长。她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分离，恋人之间的儿女情长，悲欢离合，我想，她是看在眼里的。
我念大二的时候，阿哥再一次投向宝岛。然而，他还是没有考进研究所，也仍然申请不到工作准证。
他又回来了。这一次，他跟善柔决定分手。
有那么几年，轮到阿哥在K成，我在台北。我常常打电话给他，每一回问起他的工作，我可以感觉到电话筒的另一端传来他无奈的叹息。每每谈到这个话题，电话的两端，都会中断好几分钟，但是我们谁都不愿意挂电话。好几年了，他都只是有的没的做一些零零散散的工作，至多只是替朋友设计一些广告、传单或者海报。直到我大学毕业回乡，他还在半失业的状态。
“阿哥，去外面闯一闯吧！”
有一天，我忍不住劝他离开，虽然过去我一直认为离家是不必要的。
阿哥果然听取我的劝告申请到美国一所大学修读广告设计，结果还真的被大学录取，而且申请到奖学金，可以免付学费。
学费免了，生活费怎么办呢？那一天，我们一家围在一起，就像小时候围着棋盘一样。阿姐按着计算机，她说阿哥一年的生活费大概需要马币十万。我们当下仿佛被泼了一盆冷水。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可能筹集到的数目。
“我们找阿爸帮忙吧！他的薪水那么高，跟他借十万应该不成问题。我们以后再慢慢把钱还他？”我突然想起那深情凝视着我的眼神。妈妈看了我一眼，她的表情很奇怪，不像责备，却隐藏不住她的不悦。阿哥不敢答腔，但是阿姐强烈反对。她忿忿地说：“这个人对不起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求他？怎么可以这么没有骨气！”
“他还是我们的阿爸，他对不起我们，现在要他做一点小小的补偿并不过分，何况我们是跟他借钱，以后会还他。”即便我感受到妈妈的为难，但是为了阿哥，我还是鼓起勇气，似乎在为他争取。我知道，这个机会对阿哥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不应该跟他再有瓜葛。”阿姐还是固执地说。
“阿哥，你觉得呢？你的未来应该自己来说！”看到阿哥始终沉默着，我有点急了。我当然知道他很想去美国。
“你们还记得阿爸说的‘半局论’吗？以前我不以为然，但是现在阿哥的申请已经批准，还拿到奖学金，多么好的机会！如果不好好把握，他整个人生都会输掉的！”
我越说越急，阿哥却仍旧沉默，他转向妈妈，怯怯地，带着抱歉的神情，似乎在向她求助。相信妈妈理解阿哥的心思，她平静地说：“阿哥失意这么多年，这样下去确实也不行。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后来，阿哥只跟阿爸借了第一笔钱，接下来几年的生活费，他坚持自己想办法。阿爸后来给他寄过去的支票，他都没有兑现。若干年之后，他告诉我，那些年他过得很辛苦，他有一段时间一口气接四份工作，赚的钱只是刚好足够。前面的三年半，阿哥在读硕士课程的时候，从来没有回家过年。一来农历新年在美国不是公假，他没有假期；二来他也没有剩余的钱买机票回家。
四年后，阿哥在美国找到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他终于可以回家过年。我们家平凡的日子里，再次注入新的盼望。妈妈很早就开始打扫家里，还做了好多个不同口味的千层蛋糕，都是阿哥最爱吃的口味。我也很多年没有听到家里播放新年歌曲。“欢迎大地回春……”我真感觉春天回来了。
我和阿姐在阿哥的Facebook上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他竟然在Facebook上写下这么一句短短的留言：“今年，我终于可以跟善柔一起回家过年了！”我们一边替他高兴，一边责备他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告诉我们。
三、乱世佳人
那时候也只是一时好玩，我们K城同届的旅台学生，不论男女，统称为“乱世佳人”。其实，走过千山万水之后，我们才恍然明白大学时代是生命中的太平盛世。尽管外面风大雨大，象牙塔永远是最安全的避风港。那些年每到寒假，我们都会相约一起回家过年。每一回都是我的闺蜜语芳帮我们查找团体票的价格，然后大家买同一天的机票，一行人浩浩荡荡一起回家。巨型的飞机把我们带到天上去，虽然隔着坚硬的机身，我们还是觉得自己奔走在云中，因为大家的心情，确实雀跃得仿佛飘在云端。我们的眼里、心里都是家乡，以及那引颈企盼我们归去的家人。我们在机上聊着家人会怎么来款待我们，今年的农历新年又会有哪些精彩的节目，新年期间相约去谁家聚餐烤肉等等。回乡，是那么轻而易举而又理所当然的事。当时，我们又怎么会明白，能够自由地穿梭于故乡和异乡；能够三五良朋促膝谈心；能够不被生活束缚，这样的日子就是所谓的幸福。
毕业之后，我们才知道什么叫乱世。在家乡不到几年，我和几个好朋友都因为不同的原因，或自我放逐，或被生活放逐，离开K城。我们之中，舒宁离家最远，她在银行工作时认识一个小她八岁的加拿大籍男朋友，于是不顾家人的反对，远嫁他乡。后来最要好的朋友语芳嫁给宣教士，甘心跟着丈夫到处去宣教，先是去柬埔寨，后来又去越南，然后我们就跟她失去联系。我结婚之后，我的丈夫跟我的阿哥一样，在K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去了邻近的S国工作。我们有两年的时间是分开两地的。后来，妈妈要我跟随丈夫去S国：“你看看你的阿爸，他原来是那么稳重的一个人，在外面久了，最终还是耐不住寂寞。”
离开K城的时候，我们坚持每一年都回家过农历新年。最初几年，我们过年都会请长假回乡，一待待两个星期，不只是跟家人团聚，还到处拜访朋友。语芳和舒宁多半回不了K城，但其他的乱世佳人还在，我回来他们都很高兴，早早就约我喝茶叙旧。然而，到S国时间久了，我的工作渐渐忙碌，孩子们也上小学，为了迁就他们的假期，我们都只能回四五天。行程仓促，我们至多跟家人吃个团圆饭，到亲戚家拜拜年，也来不及见朋友，新年就过去了。有一年，丈夫说，我们全家回去过年，意义不大，过年大家都忙，跟家人也没聊上几句，就要匆匆赶回来。或许我们另外找时间回去，过年就不回家了。
那一年，我们没有回家过年。阿哥一家人也没有回去。阿姐打电话告诉我，妈妈新年期间特别啰嗦，一直催促她嫁人，说她都40几岁了还不嫁人，将来老了一个人无亲无故怎么办；可是过了一会儿又好似自语似地说还好还有一个女儿在身边，如果连这个女儿也嫁去远方，那么她就变成独居老人。听阿姐这么叙述，我和阿哥都不禁感到内疚。这以后，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回家过年。我知道妈妈她老人家最在意的还是一年一次的团圆饭。
就在我和阿哥都决定要回家的这一年，阿爸也回来。他比我们早两个月回家。他的健康不太好，前些时候中风，现在身体的左侧不太灵活，头是歪一边的，眼光涣散，眼神不能集中，连嘴巴也歪向一边。妈妈把他的轮椅推到餐桌前，他无法举起手拿汤匙吃饭，妈妈就像喂小孩那样一口一口地喂他。我们家的餐桌一直都是圆形的，妈妈觉得，圆形的餐桌才能够一家人围在一起。餐桌不大，以前我们家就只有五个人，但是现在阿哥娶了嫂嫂，还带着三个孩子回来，我家的三个女儿也在，单是小孩就有六个人。妈妈后来跟隔壁家的马丁太太借一张折叠桌，另开一席，让小孩儿们围在另一张桌子吃饭。这一年的团圆饭特别热闹，大家都很高兴。我先生和阿哥谈得特别起劲；我在台湾读书的那几年，大嫂常常找我喝茶，我和她的关系也一直很亲密。如今，他们在美国，我们在S国，我们有太多不同的生活经验可以分享。另外一张桌子，孩子们很快便熟络起来，他们聊着电影，聊着游戏，聊着校园趣事，说几句就大声笑起来。妈妈望着他们，苦笑：“你们看这两张桌子，三代人，我们这一桌讲的是华语；他们那一桌用的是英语。”
阿爸仍旧喜欢下棋。我们吃过团圆饭，他颤抖着嘴唇，伊伊呜呜地不晓得说些什么，只有妈妈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我们拿出棋盘。家里的棋子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阿哥特地到隔壁家去借象棋回来。我们大人又围着棋盘，一如很久很久以前。孩子们则手不离机，各自找到自己舒适的角落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我现在才知道我们全家人原来当年都是为了迎合阿爸才下象棋，其实我们家没有人喜欢下棋。阿爸离开之后，大家几十年来都没动过棋子，这时候围着棋盘，大家都有点为难。我甚至连马要怎么走、炮要怎么“吃”其他的棋子都忘了。后来，这局棋是妈妈和善柔两人在下，但他们也都不是高手。我看不出阿爸这时候是什么感受。但无论如何，他已经没有能力布局设陷阱。他的眼光直直地盯着棋盘，有一点儿激动，却表达不出情绪。
“阿爸，我们今天就不要管什么布局、策划了。你当年精心策划的棋局最后也没有为你的人生赢来什么。”阿姐带点儿讽刺的口吻说。我们兄妹几个，她是最不赞成妈妈让阿爸回家的。
“是啊，不用太认真，一家人围在一起最重要。这一局输了，下一局赢回来就是。”阿哥温和地说。他坐在阿爸和妈妈中间，我则站在阿爸的轮椅后面。我无心理会棋盘上的争夺，倒是爸爸头顶上稀疏凌乱的白发，勾起我一些回忆。“摸摸爸爸的头，摸摸爸爸的脸；爸爸的头发短短的，脸滑滑的……”多少年前的事了！如今阿爸的头发已没剩几根，脸上不但布满不规则的皱纹，还长了一片片难看的老人斑，那深情凝视着我的眼神，无处寻觅。
这趟回家，感觉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包括与我最要好的朋友语芳见面。语芳近20年都随着宣教士老公四海为家。因此，我也近20年没见到她。
究竟哪里才是家？我和语芳不断地思索着。
“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语芳若有所思地说。我的心在哪里呢？我已不知不觉把S国也住成家，但是，我跟那里的人到底还是不一样的。我和语芳在K城最有名的“日光山”冰淇淋屋吃着淋上花生碎的香草雪糕，那是记忆中家乡最独特的味道。语芳叹了一口气，跟我说：“在外面久了，总觉得处处是家，又处处不是家。”这又何尝不是我一直以来的迷惘？
我唯一能够坚持的，只有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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