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卫马”之争

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入侵马来亚，他们一面采用离间方式瓜分统一民族的战力，同时配合以华制华的方式控制华人，激化民族矛盾与国族情怀。文学与社会本来就无法完全区隔开，在新马抗战文艺发展之时，“抗日卫马”这一口号在新马文坛曾有过论争，并持续几个月的笔战。

此论争的起点源自于唐林发表的一篇《没有实质的“抗日卫马”》，文章有意将“抗日卫马”看成是一种“维护英政府权益”的举动。对这一解读与立场，新马文坛在报章上展开激烈的辩论。这些反驳中有许多的回应，如石诗元的《谈“抗日卫马”的实质》，便直接抨击唐林只是在“谈”历史，对文献的掌握度不足。他也强调，新马一带谈及的“抗日卫马”不能“望文生义”。对石氏而言，二战期间华人因为在新马及中国亲人被杀害的怨恨，要将日本军赶出新马，自然产生“抗日卫马”的氛围，属于不争的“史实”。

另一位作者莫维民在《也谈“抗日卫马”》中亦反驳唐林认为的“抗日”就不能“卫马”，以及“卫马”就是“维护殖民政府的权益”。其中，唐林的立场在于“一方面抗日一方面保卫马来亚，即是维护英殖民政府的利益。”莫氏认为此观点“强词夺理”，也“违背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