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不但是时代的反映，而且是生活的写真，离开了生活，是没有文艺价值的。文艺简直是生活的儿子。”
这句话将文艺与生活直接对应，是张天白在《文艺与生活》中对文艺的主张。张天白，笔名曙光、马达、太阳、丘幸之等，1930年南来，经常在新马一带的报章撰稿。特别是在1935年至1938年间，张氏在报刊发表的作品非常活跃，在《星洲日报·晨星》副刊、《星中日报·星火》、《南洋商报·狮声》等报章上发表多篇文章。
1939年，张天白批评铁抗的小说《试炼时代》，基于对文艺与现实特别重视，张天白认为铁抗使用间接素材反映抗战以后在新马的现实社会，是不恰当的行为，甚至引起一场关于“现实主义与朋友主义”的论争。
张天白初到新马，虽曾写过两篇小说，但主要创作以杂文为主。当中有关中国文坛的文章，如《一九三七年之中国文艺界》《希望郭沫若做好人》《募集鲁迅先生失业资金》等。张天白也关心新马的局势发展，特别着墨在二战时期，华侨知识分子应该扮演的角色，具体体现留在新马的知识分子应该参与的抗日工作。对他而言，南洋知识分子应该直接参加抗敌，并且全面支援“南洋华侨的救国工作”。
张氏对新马文坛更加关注，《马华文艺界涣散性等补救》一文语重心长，细谈新马文坛中存有的“弊病”，批评某些作者只掩护自己的错失，从个人出发，“纵然是错误的见解，也不肯坦白地自认 ”。对他而言，那是姿态的问题，因为这些作者“妨碍文艺问题的虚心讨论”，他们个性的膨胀导致新马文坛裹足不前。
张天白另外一篇《马华何以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更从整体文学未来的方向进行思考。对他而言，马来亚“似乎没有伟大的时代背景”。因此，伟大的作品难以产生。当中的原因有华侨地位的客从，地区文化的落后，生活环境对“文学巨匠产生”的不宜等，这些文章皆表达他对在地文坛发展的重视与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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