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文艺城》文选由作家希尼尔主编。他说，在初审前六个月的作品后，隐约的主题——岛屿·记忆·探索——逐渐随着文字的变化在脑里浮现。心情则是：在层层的束缚与倔强的挣扎之间，缴交一张文选的名单，作为心底自觉或不自觉的评选标准相互对抗的一种结果。
文字的何种现象？
2018年初在反复翻阅2017年度的《文艺城》剪报，以及在对照电子版的过程中，一阵冷风把案上的作品全吹散，一地的文字魂魄附在墨迹的纸质躯体上，无言地翻动、迁移，最后停在一个看似恰当的角落，静息下来。
看不出当中的寓意或启示——这是何种现象？敬惜纸字，智慧所系。去年的主编柯思仁引用、也认同2015年度主编杜南发序文中“文字现象”的概念：“文学或写作，均以文字表现，过程或结果，其实都是一种文字现象。”个人也认可此种观点。
《文艺城》作为我国华文主流报刊《联合早报》唯一、定期发表文艺作品的“场域”，绝不是文字依附的载体，或孤芳自赏的后花园。它被看作是一个多元、多面向的文字竞技场，接纳各流派作品的展示、交流、互动与良性的文学较量。以时间为轴的规律，在时代的传承中，重塑文学在社会的意义、品味与趋势。
《文艺城》在过去至今的历史脉络里，作为文艺主要推手，接收稿量之多，受篇幅之限（每周出版两大版），淘汰率之高，可以想象。以个人过去15年来编选文学刊物的经验，一般来稿因水平、性质、内容、篇幅等因素局限，初选的文章往往不超过三分一，最终刊印成书时，发表的作品不超过总来稿量的百分之二十。从过去的阅读观察，《文艺城》是许多重要文学作品刊登的平台，也是许多作家争取发表作品的主要选择；相对于其他文学期刊，它可即时容纳内容更为繁复及多元的作品。多年以来，在文字的江湖上，造剑者都以此造剑池为必锻之地，舍此何源？
文字的变奏
《文艺城》每周出版两次，都是编辑精挑细选的佳作。一年下来，累积成果，《文艺城》出版103期，发表372篇作品。以文类统计，小说34篇、微型小说19篇、散文77篇、诗歌（包括组诗）235篇、评论2篇、翻译作品5篇。
与2016年度发表348篇作品相比，2017年发表的总篇数略增7%（共372篇）。2017年度也与2016年度一样，每位作者在其发表的不同文类中只录取一篇佳作，共65篇入选。换句话，约17%的作品最终收集入此文选，入选率与2016年度不约而同。
要在这些佳作中再选择是个难题。作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确被吸引、牵动，并反复思索，尝试从外部的文字经营，寻找内在的文学触动或灵光。在初审了前六个月的作品后，一个隐约的主题——岛屿·记忆·探索——逐渐随着文字的变化在脑里浮现。如台湾文化人詹宏志当年编年度小说选的心情：在层层的束缚与倔强的挣扎之间，缴交一张文选的名单，作为我心底自觉或不自觉的评选标准相互对抗的一种结果。
过去在编文学刊物最期待创作者对缤纷又孤独的浮岛多关心与关怀的文字书写，竟毫无悬念地一再出现于一页页的薄纸上。以一种“敬惜纸字”的心情，一种完整又偶遇的文字体验，把因风的缘故静伺一角的剪报捡起，一道道风格迥异的文字流域在眼前展现，等待我们在这文学江湖细数峰青。
小说就是要好看
短篇小说是去年《文艺城》的一个亮点。编辑在8月份开始为期一个多月的“小说探索”系列，连续发表10篇短篇小说，这是过去10年少见的“小说现象”。每位作者也各自抒发其小说观，如佟暖的“诗意地想象，细微地观察。——每有惊喜，说是必然亦是必要，命运时常让我遇见的，就是小说，无论长短”。艾禺则认为，“小说技巧始终是辅助工具，灵魂是重心。”至于张国强，他说：“好的小说是个深不见出口的隧道，经常以九拐十八弯的姿态出现。”小说无需任何意义，只有“当读者心灵某处跟小说文本出现谐振，小说的意义才会浮现与产生”。相对于清末梁启超认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他把小说一跃为“文学之最上乘”，甚至有“补正史之遗”的使命是超负荷的。百年后的小说观，产生了巨变。
相对年轻的小说创作者陈石则体会，“每个年纪总不经意流露当下的面貌，小说其实可以理直气壮地合理化。”黄凯德的观点是，小说让“日子单调枯燥的内容于是多了生命和生活的细节”。
小说，引用詹宏志的说法，就是要好看。他在《七十七年短篇小说选》编选前言里提出，“以为数十年来的台湾小说是忘了‘好看’这件事，也耻于承认小说应该好看。”
詹宏志认为直观的去“享受”小说，好看的就留下来，不好看的就淘汰。收录在此文选里的小说，“是否合于其他严肃文化评论者的口味？是否最后能完成一个‘观照时代’的体系？”我想，我都预备任其自然。小说，曾经是“道听途说者”所造。
收录的12篇短篇小说，风格多元，技巧各异，深刻反映岛屿从日据时期至今的社会面貌。当中的两篇翻译自马来作家的作品，年代追溯至莱佛士登陆时期，可让读者进一步通过马来作家的视角，了解不同生活形态的新加坡文学与历史观。
出生捷克的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每个小说家的作品都隐含着他对于小说历史的某种看法，都隐含着小说家对于小说是什么的某种想法。”的确，好的小说家能通过文字与技巧，提出他对历史的看法和理念，让读者反思、交流与互动。如何将不受控制的想象整合到小说里，又要对现实做清晰的检视和统一不同的元素、语境，小说家要有真正的炼金术。
佟暖的《城东网事》属刻画社会变迁的“乡土小说”，借助一名聋哑少年的成长故事，以邻居少女的故事为辅助，交叉叙述，细微地观察八九十年代社会中卑微人物的命运，其语言的运作，有“诗意般的想象”。
艾禺的《壁虎》描绘一个破裂家庭的悲剧故事。一个被欺凌却被退学的“坏”学生，从纯粹打人变成杀人的“最冷血的年轻杀手”。作者以母亲的视角，在不同的场景：学校、警局、监牢、超度会上，怀念“像只匍匐在墙角的冷血壁虎”。象征意义贴切，情节细腻，反映光明社会阴暗的一面。
林康的《文言鲁迅与〈怀旧〉，忆想那人》“有别于传统小说”的疑似“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小说聚焦风云变色的大时代，作者以鲁迅的文言小说《怀旧》贯穿高喊“默迪卡”年代青年学习鲁迅思想的情节，复述文学班的老师与“上半臂戳刺青”的好学青年之间隐约的“情事”。故事以翻译鲁迅的文言小说成白话文为终结，“权充对他的某种无言的纪念，也是对那个大时代的纪念。”
张国强《迷失的小岛》描绘的是迷失的人。时空刻意放置在2020年“阳光如剑直刺穿云层落在吐着水的鱼尾狮”的浮岛。当中的场景，也涵盖“白色的雪从天而降下”。面对空虚、生活压力的无助，想“创造一个文明来跟其他有电脑智能的文明来对抗”，最终回到“只想独自沉溺在白色的小世界里”。心理描述细致，惘然及迷失之境令人深感个中滋味。
陈石的《别说，再见就不再相见。》叙述两个远嫁他乡的女生偶遇在浮城，互诉婚姻生活的过度投入，在相夫教子的过程中，忘记“过度的美好是否隐藏深沉的忧伤”？女主角李隐，一个虚构的人物，一直是陈石小说20年来的“代言人”。她道出“忽略，是明明看见却老看不见”的婚姻旅途上不可被忽略的痛。故事从“仿佛奔向逝去的青春”，翻回那页可以自我的静好时光，让忧伤有理直气壮且快乐的收场。
黄凯德的小说一向有浓厚的新加坡乡土气息。《双枪》以祖孙之间的生活细节为轴，用大成巷出身的双枪大盗林万霖的传奇故事为辅，刻画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底层社会的求生面貌。当中潜命题是劝世，带出做人要“好好读书，做歹仔杀人放火，这辈子就完了”。旨意不刻意凸显，情节起伏看似不大，却深具张力，归“好看”的小说。
于淼淼的《消失的钟》是2017年金笔奖得奖作品，故事围绕着一家四口的生活矛盾，因一口钟在姐姐结婚之日消失后引发罗生门般的疑团而有所省思。男主角最终“只得默然，转而去看那空荡荡的、没有了钟的墙壁”，不着痕迹地带出小说欲表达的：“在生活的表象之下，到底什么是真实”的旨意。
丁云的《深眠》借助古巴革命家老卡的死亡，勾勒出三名退休老人寡居的种种社会共存的现象与问题。在公积金用尽，妻女移居他国，老母终老的处境下，他们都有老人深眠不醒的恐惧，在老卡死的隔天，“三人深睡，没有再醒来”，似乎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反向述求，触碰活生生的现实面。
黄坤浩的《检证站上一只乌鸦的伤感》以日据时期的大检证为小说的背景，描绘当年的华族男子在检证站被检举的“经历”。作者似乎亲临“现场”，有别于过去许多小说在触及这一段情境时，总是一笔带过。故事以米店伙计及小妓女的“情事”为主轴，格局似乎小了些（相对于另一篇以新加坡独立前的宗教动乱为背景的马来文翻译小说《乱麻》），幸好乌鸦发出强烈的“嘎嘎”叫声，有效地贯穿整个故事。
周雁冰的《寻找》叙述三个女人（不成功）的爱情故事。她们寻找曾经的爱情，曾经的承诺，寻找梦中的自由，寻找青春。在形成一个三角地带的三个城市（墨尔本、香港、东京），她们最终回到同一个交聚地——新加坡，回到她们平淡如水的日常生活。作者深刻地表达那些爱过、痛过、乐过的自己。“只要她们的青春存在过，爱就存在过！”笃定、正面的人生观是《寻找》的终极方向。
微型小说去年发表不多（19篇），仍能选出五篇佳作，反映这个文体在本地深耕近40载的实力。其中，吴耀宗的《微型三》（活、寻、喊）明显地展示他的隐晦美学技巧，不易摹习。衣若芬的《见鬼》则呈现《衣若芬极短篇》时期营造气氛的功力，值得细读。
三篇较长的小说，先在《文艺城》首次登场，再转到联合早报网连载，做“一个文本，两种媒介”的试验，让不同类型的读者能轻易上网阅读。这样的安排，弥补纸版文本的局限。这一年发表的作品有谢裕民的《危城破——涓生与流苏》、张国强的《危险实验》及梁海彬的《拳师》。
散文的乡土关怀
2017年共发表77篇散文，我们从大视野、多角度的方向来筛选作品，共得20篇。这当中，描述过往与个人生命的际遇，书写岛屿的集体记忆，充满历练与感知，亦充分体现本土关怀。作品几乎不约而同地在地域、风土、人文书写中寄托怀旧和反省之情。正当岛国步入21世纪的第20年代，日新月异的变化，是人生际遇与记忆的有机组成。
散文一直是新华文学重要的力量。它没有固定的格式或框架，是各文体中最自由的，具直接反映社会生活，展示人生百态，刻画内心诉求的优势。收录的散文，可察视岛屿集体记忆释放的人文参照。
这当中，王润华《李永平最后的南洋旅程》的文学对话录实在地截取婆罗洲之子——李永平精彩的文学人生。从婆罗洲到宝岛，并在人生最后的旅程重返南洋，来到热带雨林的浮岛上的南洋理工大学出任“驻校作家”。李永平“对热带的眷念、激动神情与大胆反省的语言”，王教授“预感这是他最后重返马来西亚的人生”。对话录也论及李永平如何将终生的智慧倾注于著作里，以巨作“月河三部曲”作为文学生命最后的冲刺等的体验，以及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
林高的《非客，思家》以琐碎的生活细节刻画一名印度裔帮佣莎拉的故事，凸显英殖民到共和国，一个印度家庭成员对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困扰与矛盾的情境。在这片土地上，“莎拉的父亲想家吗？想哪个家？”点出一个由父亲执意选择造成女儿摆脱不了的宿命——和父亲的命运重叠。作品以旁观者的视角，诠释看似“一部兵书”的殖民史。
同样的，此回也收录李珠娘（新加坡首位女医生）1913年（104年前）发表的《新加坡华族女孩的生活》，叙述海峡殖民地时期华族女生（娘惹）的典型生活面貌，她们的“生活是寂寞和沉闷的……又似乎很满足于命运”。作者最后说，时代改变了，“教育也被认为是必要的……希望这种改变随时间推进，一直继续下去”。在这即将纪念开埠200年的新加坡细读与对照百年前的生活浮光掠影，让人激起不同的思考与回忆。
彭飞的《鹰鸽仔》生动地描绘发生在60年代六马路邻里的一段传奇般爱情故事。小说以带有黑社会背景的鹰鸽仔，因贫困“被逼着去感受悲喜交集的人生”，同时反映历经二战后，老百姓无奈地面对战争遗留下来的绵绵伤痛。作者以童真的视角窥探大人的世界，用词简朴、真切、到位，仿佛发生在身边的童年往事。
陈晞哲的《三城》及时地把三个“被殖民”的城市（香港、新加坡、台北）的社会动态置放在同一平台作适度的个人感性观察与冷静批判，值得知识分子相互参照与反思。关于S城，作者觉得：当人们渐渐相信电脑多过思考，罗丹的沉思者当然只适宜摆在“地狱之门”的横楣。文章以书信体呈现，关于智慧S国，除了地铁一直在抛锚，“那块土地的殖民历史是不是还未除魅，更令人感伤。”
邹文学的《后港九皇爷的邻居们》是一篇地方志，记录60年代后港五条石围绕在九皇爷庙周边的人、事、物，以及对地方信仰的正面评价。文中隐约地勾勒那个年代的政治趋势，同时也怀念当年对政治理念的坚持者，有美丽的结局。语境平和真挚，往事历历在目。
如何南洋？何种特色？
诗歌占去年《文艺城》总发表量的六成，编辑共推出六次诗歌专辑，平均两个月一次，让读者能更“集中”地欣赏诗歌佳作。此次共收录28篇，占总发表量的8%。
诗歌创作技巧百花齐放，不易以单一的准则（其实也没有）评选。诗人似乎没有特意向我们宣示什么真理或是对现实的诉求，我们却能感知其中追求心灵某些理性的坚持。作品的“艺术性、多元性、独特型”是一个宏观的准绳，不可避免的会因客观因素，某些诗作无法被纳入。
我在传给编辑的初选名单中，在一些诗篇旁加了“S”的备注，表示该诗作具本土特色。若与其他文类入选的题材与内容作整体考量，那么，“好看的诗+本土的特色”就具优先考虑的条件。回头审视最终收录的作品，约半数具不同程度的新加坡特色。
关于“本土色彩”，早在1929年（当新加坡还是英属马来亚殖民地的一部分），《叻报》的文艺副刊《椰林》就提出“南洋色彩”，并以“创造南洋文化”的口号推广南洋文艺。当时的编辑陈炼青表示，华侨经历几个世纪与他族居住的环境，加上在地文化的影响，文艺创作上自然与中国文学不尽相同。他强调：“文艺原是表现人生和创造人生，受其影响，当然不言而喻。所以，南洋因环境的特殊，有另辟蹊径，建树南洋文学的必要。”90年后的今天，这样的论述仍有其参照处。新加坡的华文文学若想走向世界，立足本土，创作具岛国特色的作品，方能稳步向外迈出。
在这回的诗歌阅读之旅中，读者们可关注的诗篇有：杜南发《缘木九章》，梁文福《浮城六记（2017）》，陈志锐《童年必光顾之铺头》，周德成《日常生活的历史课》，周昊《这座城市的生活指南》，这些诗作都符合“好诗+本土特色”的简单要求。
2017年的文字现象
让我们回顾，由美丽的汉字拼凑成的2017年度的“文字现象”会是什么？多年以后，当有文学研究者或者编者，想用一段文字叙述概括这一年的文学成果，当作是“新华文学小辞典”的一小页，会如何地选择、书写？
一年的时段太短，在文学史的海洋里仅是一朵浪花。谢征达编辑的“新华文学小辞典”，谈到1928年至1930年出版的《益群日报》文艺副刊《枯岛》时，引用主编的话：“人间是一座枯岛，我们必须用文艺的锄头去开垦它。”对于《枯岛》风格上倾向（当年的）新兴文学，鼓吹以南洋色彩的文学创作，周维介的评价是：《枯岛》是新马新兴文艺副刊中，拥有最多知名革命文学作者耕耘的副刊。它将不同的文学版图的作者聚集一地，当时并不多见。
同样的，《文艺城》延续华文文学副刊的优良传统，如一个文学江湖，聚集优秀、有潜质的创作者，在此造剑，磨剑，练剑，舞剑。纵观入选的三种文类（包括翻译）的作品，书写这个浮岛的过去与现状，重构我们的文学记忆与历史回顾，展示具有这片土地色彩的生活面貌，是去年的文字现象。
德国批评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说：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我们期待这一系列的《文艺城》文选：文字现象——能在不同的世代里，因其作品的用心及严谨的编选、作品质与量的持续，会反复地在海内外，受到读者、研究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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