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悼奈保尔 殖民与后殖民书写的终结？

一流的前卫的知识分子或作家，永远都在流亡，不管身在国内或国外。知识分子原本就位居社会边缘，远离政治权力，置身于正统文化之外，这样知识分子或作家便可以诚实的捍卫与批评社会。

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V.S. Naipaul 1932-2018）于8月11日逝世伦敦。他生于中美洲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Trinidad）岛国，家族原是印度移民。他在特立尼达读完殖民政府中学，1950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迁居伦敦，曾任职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奈保尔著有30多部小说、游记与报道文学，以细入的观察，书写曾受西方殖民主义压迫的移民社群与民族文化传统的遗毒印度族群。我独爱他的长篇小说《大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1979）与《毕斯华斯先生的房子》（House for Mr Biswas，1961），还有游记《幽黯国度》（An Area of Darkness，1964），探索遭受英国殖民压迫的印度民族与印度传统阶级民族文化遗毒。

超过半个世纪，他以独特的感性与视觉，奇特又写实的创意与想象力，探讨土地与身份认同的冲突，他甚至回返英国前殖民地印度，写了《幽黯的国度》，发现印度传统文化与英国殖民主义造成的无可医治的民族、文化、社会癌症，触目惊心。

他的书写，终于在2001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追悼奈保尔之余，世界文学界引起对后殖民文学书写的大思考。

在奈保尔之前，还有长期住在新加坡莱佛士大酒店写小说的波兰裔英国小说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书写西方霸权在亚洲、美洲与非洲殖民地文学的创造者，他书写英国在东南亚殖民文学的经典小说如《金姆爷》（Lord Jim，1900）与书写进入欧洲人在非洲内陆殖民地的刚果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1899），他以错综复杂的表现手法与英文词句，象征叙事者在非洲原始森林中的河流艰苦前进，潜入人类最黑暗最肮脏的心灵，至今被肯定为现代主义小说经典中的经典。

由于赤裸裸暴露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残酷剥削他者（黑人），同时探索多个主题，如人类心灵潜在的固有黑暗罪恶，涉及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野蛮、文明等复杂性，康拉德的殖民文学，被肯定为人类的良心，因为他谴责西方文明在非洲，表面是开发，事实是野蛮残酷的压迫者与抢夺者。我在美国读研所时读了，引起文化与心灵大震撼，将之翻译成中文，40年后还在台湾书店架子上销售（台北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库第36）。康拉德《黑暗的心》探索非洲森林与殖民地的小说，也启发我后来探索南洋热带雨林与殖民。

康拉德于30岁以后才学英文写作，原受波兰、法国教育，因此他把非英文的感性与语言韵律带进他的书写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英文小说叙事里。被誉为现代主义的先驱，作为反殖民的白人作家，他甚至还被称为人类的良心。

现在奈保尔被定位为康拉德的殖民书写大传统的传人，而且把这种殖民文学书写带入另一新境界，集大成又创新，因为他多元文化书写的殖民地地域更加广大，更深入西方殖民主义在全球土地与社群造成的病变，从土地族群到文化政治社会的破坏犹如得癌症，从此无药可救，这是殖民主义统治结束后才出现的社会与文化现象，所以后殖民地里的“半身人的社会 （half-made societies）出现在他的半自传小说《毕斯华斯先生的房子》里，书写印度移民在美洲加勒比海特立尼达，企图融入当地社会，但又企图努力保留自己的文化民族根源，结果都失败，变成四不像的怪物。毕斯华斯想要建构自己的房子，就是建构自己的安稳生存与文化空间。

像《毕斯华斯先生的房子》小说里，书写印度移民在美洲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岛国，《大河湾》写非洲内地一小镇，各种移民集聚而居，这是由殖民进入后殖民的书写，他观察西方殖民者完成压迫与剥削离去后，在族群、文化与土地造成永久不可救治的创伤，这也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委员在赞辞中肯定奈保尔的作品卓越性，深入挖掘后殖民社会，尤其那些流亡、错移、疏离、动乱的主题，“将有见识的叙事与坦诚深入的洞察力连结在一起，迫使我们看到被压迫的历史”。奈保尔也将小说、游记、自传艺术性的打造成一创新文体，试验跨越文类的书写。

凡是在殖民地长大的人，读了这类作品，都会特别激动，如当年的我读了殖民文学《黑暗的心》而欣喜若狂，一口气把它翻译成中文。

马来西亚小说家李永平读《大河湾》之后也一样，将它翻译成中文（台北天下远见，1999），同时也翻译了《幽暗的国度》（台北天下远见，2000）。

奈保尔的《大河湾》震撼李永平，使他毅然放弃在台湾流行的，复杂的玩弄之技巧，以奈保尔“将有见识的叙事与坦诚深入的洞察力连结在一起，迫使我们看到被压迫的历史”的手法，重返砂拉越（婆罗洲），重写热带雨林的殖民与后殖民现象。他逝世前（2016年底）与我的对谈中表示，他的最后上下两部长篇《大河尽头》是他最满意的婆罗洲热带雨林书写的作品，很后悔过去受台湾前卫文学潮流左右，花那么多心血写《吉陵春秋》《海东青》，钻进死胡同，付出惨痛的代价（见王润华、许通元《从婆罗洲到北台湾——李永平最后的文学旅程》，《蕉风》511期）:

我的台湾朋友建议我用这种方式写一系列的小说，说不定会成为经典。可是我没有接受……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弄出《海东青》，像天书一样的文字啊……但我写出了一部巨大的文字迷宫。后来我发现我钻进死胡同，必须逃出来，逃出来势必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海东青》原本要写100万字，这是台湾联合文学资助的小说，他们给我两年的生活费。结果写了50万字，后来我壮士断臂，硬生生砍掉，《海东青》永远没有下册。

李永平自2016年以来一再强调，以本地特有的话语书写本土的多元种族与文化经验，是本地作家最大潜力，他在南洋理工大学给创作班的同学上课都如此要求年轻的作家。他以前很少如此坚定与确定东南亚作家这样的写作立场与方法。他后来在南方大学的对话，更完整的论述这种东南亚华语作家的写作策略。他决定回到他的童年，用适合婆罗洲的语言，写了《月河三部曲》——《大河尽头》（上卷《溯流》，下卷《山》）与《朱鸰书》。

他感慨万千的回顾：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已经尽到该尽的责任。我也取悦一些人，可以真的随心所欲。谁的话我都不听，我现在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如果时间能够重来，我当初在台湾开始写作之旅，会不会听从颜元叔老师的劝告，用所谓比较纯正的中文来写《吉》？我想我会坚持用我那个“怪怪”，具有马华风味的中文来写我的婆罗洲故事，来写我的南洋生活经验。我可以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在《拉》《婆》在语言的基础上，把马华的故事提升为文学的语言。这样我对马华文学就会有一点点贡献。

康拉德与奈保尔之后，从殖民主义书写，探讨西方如何在地球上四处掠夺资源与毁灭文化，再发现后殖民土地上的“半身人社会”，《黑暗的心》与《大河湾》都是巅峰之作。我们还能再有什么可写？还能超越吗？

在多元文化的世界，尤其新加坡，边缘书写还犹待超越。

萨伊德（Edward Said）在《东方主义》及其他论述中早已洞察到，流亡者、移民、难民建构今日全球边缘思想、文化与文学。离散族群的作家，特别是非西方白人作家，一向被边缘化，目前已开始引起中心的注意。现在欧洲重要的文化霸权中心的诺贝尔文学奖，也经常颁给第三世界作家如马奎斯（Gabriel Marquez，1982）、索因卡（Wole Soyinka，1986）、高行健（2000）及奈保尔、莫言（2012）等，表示边缘性作家在殖民全球化与本土性的冲击中，他们边缘性的、多元文化的思考文学作品，逐渐被世界认识到是一种文学新品种，其边缘性，实际上是创意动力的泉源。这些作家的作品，无论是诗、小说或游记，都有多种声音的众声喧哗（polyphony）效果，也使用不同文类的表现手法（blend of genres）。

这是一个全球作家自我放逐与流亡的大时代，多少作家移民到陌生与遥远的土地。这些作家与乡土，自我与真正家园的严重割裂，作家企图拥抱本土文化传统与域外文化或西方中心文化的冲击，给今日世界文学制造巨大的创造力。现代西方文化主要是流亡者、移民、难民的著作所构成。美国今天的学术、知识与美学界的思想所以如此，因为它是出自法西斯与共产主义的难民与其他政权的异议分子。整个20世纪的西方文学，简直就是ET（extraterritorial）文学，这些边缘文学作品的作家与主题都与流亡、难民、移民、放逐、边缘人有关。这些外来人及其作品象征我们正处在一个移民／难民的时代。华文文学或华人文学也多出自流亡者、自我放逐者、移民、难民之笔。

所谓知识分子或作家之流亡，其流亡情境往往是隐喻性的。属于一个国家社会的人，比如许多新加坡人，可以成为局外人（outsider）或局内人（insider），前者属于精神上的流亡，后者属于地理／精神上的流亡。其实所有一流的前卫的知识分子或作家，永远都在流亡，不管身在国内或国外，因为知识分子原本就位居社会边缘，远离政治权力，置身于正统文化之外，这样知识分子或作家便可以诚实的捍卫与批评社会，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观察力，远在他人发现之前，他已觉察出潮流与问题。古往今来，流亡者都有跨文化与国族的视野。

文学没有所谓终结。上面讨论的作家给我们极大的创作泉源，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把非英语文学叙事的感性改变英国文学的大传统，印度裔作家奈保尔把第三世界的透视力与被压制的历史与记忆呈现在帝国主义英语文学里，成为20世纪100本最杰出的英文小说。李永平坚持用那个“怪怪”，具有马华风味的华文书写婆罗洲故事，进入“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