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英国殖民政府在马来亚宣布紧急状态。自那时候开始，出版物的审查甚严，特别是来自中国的书籍，文学圈也进入低潮时期，《民生报》《南侨日报》等陆续停办。
但是，黄色文化却逐渐兴起，除了电影、舞厅等充斥情色元素之外，社会风气低落，李燕《扫荡黄色文化！》写下“黄色歌台表演那些色情，已经‘脱到不能再脱’的疯狂无耻的地步”。色情产业泛滥的程度也殃及杂志和书籍。
1953年10月12日是重要的转捩点。16岁女学生庄玉珍在珍珠山被奸杀，整个新加坡都为之震动；除了要严惩凶手之外，也强调整顿这黄色文化带来的腐败风气。
“庄玉珍事件”后， 中正分校主办反黄座谈会，过后出版《抵制黄色文化特辑》追悼庄玉珍，劝告同学不要看黄色电影，不要带黄色书报到学校等，中正总校、华侨中学、南侨女中等相继响应，编印反黄歌曲、书签、标语，甚至在游艺会上表演反黄短剧。
文艺界的声浪是否能影响社会的论述，出现两种观点：陈凡《泛论反对黄色文化运动》提到，反黄运动使得曾经风靡一时的黄色歌台没落，黄色书刊更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是《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则指出，反黄运动动员程度尚有不足，“一些人甚至以为文艺作品中只要出现大腿、胸脯、奶子等字眼，就属‘黄色作品’。”
不可否认的是，当时许多文艺评论家发文响应此社会事件：如流在其文《漫谈黄色文化对青年的影响》中写下，黄色文化对青年的坏影响，细数六个影响青年发展的面向；军虎在《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呼吁文艺界要拿出勇气，多写关于如何扫除色情文化的文章；冰梅的《怎样搞通反黄色文化的思想方法》，提供使用纯科学的思想方法去理解它，集中所有的力量反制色情泛滥。从文学史的意义来看，此事件也影响后来新华作品的写作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