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高：再建记忆，击鼓而歌 《悲君统治》之所关注及其诠释角度

作者欲展其雄心壮志，以补历史之残缺；欲揭示所蔽，以还其完整真相。

如此看来，吾人对新加坡开埠历史之认知，尚还有多少有待补缀与引证？

新加坡知名马来作家伊沙卡马里（Isa Kamari）长篇小说《悲君统治》（Duka Tuan Bertakhta）由陈妙华和温昌二位合译成华文，译笔朴实畅达，颇可领略马来文学的韵味。

历史常出现断裂与缝隙。《悲君统治》主要干线回溯新加坡开埠之初始。伊沙卡马里把“历史”打成碎片，还其原生形态。零碎残片借助于人物设计编缀成章，再借助于情节推展编缀成篇。精心布置的叙事结构使得人物之视角相互参照，交响共鸣。譬如步入画廊看横轴长卷。移步观照，焦点转移，走到最后闭目细想，潜文本不可小觑，竟是为家国历史招魂以探其真实的一首动人悲歌。作者用小说文本去探究，发现真实，重建记忆。他努力做到：一、从细微处进入民间体察草根民情的真实感受；二、由大事件升堂入室揭示王宫深院以及英殖民政府的本来面目。因视点移动产生阅读距离的变化，趣味无穷。

读者发觉：叙事者对伊斯兰教之虔诚在叙述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然则，怎么保持清醒的“叙事距离”以展示此小说的意图？做到了没有？

伊沙卡马里颇自觉。他用几组人物述说“整个事件”。王室之颓败与英殖民者介入，以及后续的发展应是小说之主干线路——小说以哈比诺看到的“独眼”收尾，意旨昭然若揭。但是，从一开始就起着连贯统合作用的人物是哈比诺。小说之主题透过对“政权性质”的审视，拳拳笔心亦没有忽略对“民间力量”的反思，其终极关怀正在于揭示：马来王权旁落乃至于丢失这个历史过程；同时作者有意加强它在历史上应有的诠释功能。且看作者怎么布置人物。

阿伊斯、苏丁和蓝利这三个稚气未脱的“眼睛”从开篇就出现，看到很多，直看到最后王宫颓败。哈比诺是他们的精神导师。他们的彷徨、询问、求助是属于“探知”的声音——他们从懵懂到渐懂。

哈比诺和瓦张铎两个一明一暗、一正一反，总相映交辉。哈比诺是神的使者。每当哈比诺出现，真主的智慧与慈祥随之而至。他的“声音”是一把引领的声音。哈比诺能“通应神灵”，能“预见未来”。他为自己越来越无法负担起保护信奉伊斯兰教马来人的责任而忧心。哈比诺之所言所为释出神秘的真实，不仅增加阅读的愉悦，并启发探索的方向。对民众，哈比诺给予支援和引导，对统治者，给予劝阻与勘正。

然而，世俗世界毕竟难以用神迹去解读。政教是必须分开的，虽然，在理性与感性上宗教智慧确实给予我们正面的能量。伊沙卡马里虔诚的宗教情感有时候是不是跨越了界线？影响他对历史的认知与判断？或者，在作者的创作意识里哈比诺是智慧的化身？“盲者”的探路手杖？读者发现神迹并没左右“整个事件”的发展。哈比诺的存在是象征意义的，作者有意让他在叙事与诠释上展示“必需的”功能，然而带出的问题却有待商榷：宗教与史观交集并茂，在创作上可能走上歧路而迷茫不归。

瓦张铎专心致力于武术班。他想建立一支武装力量，以待有朝一日对抗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可是，他行事的动机是复仇与怨恨，欠缺整体计划，而且手段残暴。蓝利和马尔玛之死象喻瓦张铎的破坏性。瓦张铎与哈比诺相比，前者代表非理性的力量。努拉曼及时消灭“师父”——他代表并肯定马来武士的精神。有个场景饶富趣味。努拉曼跟踪阿都卡迪，夺回玉玺，登上皇家山，把玉玺埋在王陵。对于努拉曼，玉玺是神圣的象征，不容亵渎。明显的，作者否定了邪恶的张狂与滋长。纵观之，《悲君统治》是以和谐进取为叙事之基调，以智慧去开展对历史的重新认知。

对于英殖民者之描述，作者笔下绝不留情。莱佛士很在乎后人相信新加坡是他发现的。财富引诱和鸦片麻痹是莱佛士的手段，苏丹胡先与天猛公轻易被耍弄在他手中，签署了合约，同意新加坡作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据点。作者甚至用完整一章，写莱佛士给哥罗福驻扎官的信，彻底暴露英殖民者的虚伪、偏见、唯我独尊、骄横跋扈的面目。有趣的是，莱佛士晚年发病，颇有不堪内心罪恶之折腾而忏悔思过。叙事口吻不无流露悲悯之情怀。这是作者笔下的特点：不留仇恨；而是以其襟怀与识见给予一面反顾的镜子，以便引领与匡正。

胡先甫出场就丑态百出。粪便、臭屁、苍蝇、乌龟——这些充满隐喻的设计都在丑化王室。英殖民地政府只把他当拉线木偶——上台扮演以蒙骗人民。胡先之痴肥臃肿的体型正是无能怯弱的象征。另一个象征马来王权崩溃的场景设计是：蒙咸炸毁苏兰王留下刻有碑文的碑石，轰然一响，东姑查理尔之王冠滑落。马来王权的兴亡原应是小说的聚焦点，却一变而成马戏团丑角。强烈落差的反讽，岂可能是历史合理的结局？

蒙西阿都拉学习多种语言，视野开阔，思想不偏执。他告诫自己必须忠实地记录史实。他目睹苏丹和天猛公唾手献出王室之权力而甚感忧心，却也坦承没有见过与法夸尔、莱佛士那样具有同等才能与品质的马来领袖人物。蒙西阿都拉认为，马来民族因缺少“智慧”的指引，一直处在被外族控制的卑微状态。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圣经翻译成马来文。马来人误读他的苦衷，对他保持距离。他遭遇火灾，著作化为灰烬。他没有放弃，毅然决定继续撰写《阿都拉传》《新加坡大火》，重译《圣经》。不过，蒙西阿都拉却亦遭到发自内心的质问——自己对民族、对伊斯兰教的忠诚。

蒙西阿都拉对英殖民者的政治设计或没有哈比诺看得清晰透彻；哈比诺对蒙西阿都拉翻译圣经的质疑，也由于自己对伊斯兰教不二心之虔诚而有失偏颇。二者各有“盲点”。

阿都拉是叙事主干线上一把清醒的客观的声音。他的记录让后人对新加坡的开埠历史有比较丰富的认识。其实，说阿都拉是作者的化身也不为过。

有个场景显然寄托重要的信息：蒙西阿都拉看见海鸥。当蒙西阿都拉扪心回首且又放眼前瞻，若有所悟，这时候，“一只海鸥飞过，停在一棵冷杉上，望着蒙西阿都拉——那鸟似乎在点头”。随后他与哈比诺相遇并坦诚交流。哈比诺预见他死在往麦加朝圣的路上。这时候，他再次看见“海鸥站在哈比诺刚才坐着的石头上，那真主使者已不见踪影”。海鸥何以三番两次出现？是象喻：智者必然经过漂泊而越发坚定？或者象喻：众生有赖于智慧的启迪而超脱？海鸥这一个重要意象，在诠释结构上绝不能弃而不理。

作者对英殖民者的虚伪与专横感到愤懑，对马来王室的无能与堕落更是笔尖如鼓点，尽情地嘲讽与鞭策。作者本于对自身族群的荣誉感，或又不免于击鼓悲歌：倘若马来王室以国土以人民为重，新加坡的开埠历史将何以收场？

《悲君统治》分小节叙事。各人物穿梭交替，往往产生比照或对弈的效果，而且节节推进、层层累叠，遂有“多重声音碰撞”之可能。又时而停顿与延拓，节奏变得缓慢。就其呈现技巧而言，亦缤纷多彩，譬如悬念、夸张、讽刺、隐喻、象征、反讽、歌谣，不一而足。孜孜矻矻之用心都在隐喻作者对“既成史实”不以为然。作者欲展其雄心壮志以补历史之残缺，欲揭示所蔽以还其完整真相。殖民者、马来王室、智者以及蒙昧之民众，四者之间有风浪的相迎与相拒。最后，或分出胜负，或彻底溃败，或渐了然于心，或悲叹回天乏力，其中包含许多曲折、许多野蛮，许多悲痛。如此，吾人对新加坡开埠历史之认知，尚还有多少有待补缀与引证？